这首诗通过写二人一同出游，一起饮酒，畅谈至深夜的经历，写出作者对元稹的欣赏之情，以及对他们友谊的珍惜之情。诗句短小精悍，情真意切。
从这首诗可以见出，诗人在长安做官的这几年，在交友方面是有教训的，他曾真诚地想结交一些年相若道相近的同辈人，但在政治的风浪中很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节操，也曾为了事业、前途而去攀附过一些达官贵人，但人家时不时地给脸色看。正是在诗人处于交友的怪圈时，元稹出现了。
元稹是白居易最好的朋友之一，二人同登科，同署官，又有同样的文学观念，他们共同倡导了中唐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史称“元白”，是彼此一生的知己。这首诗写的就是作者与元稹的友情。唐诗中吟咏友情的诗很多，此诗当属其中佳作之一，诗中所谓“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的生活情状，是二人交游生活的生动描绘。只有相知甚深的朋友，才能如此不拘俗礼。这样的生活大有出世之感，充满了一种士大夫式的理想情致。在这样的描写之后，篇末突然一个简括的收笔，点出了二人友谊的实质：“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只有知心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这当是亘古不变的交友之道。
“有节秋竹竿”是全诗的主旨。元稹在后来的和诗中，也拈出此句着笔。这是元白彼此对“孤且直”的赞许，也是元白为人处世做官的原则，足以说明元白的相同志趣及其在当时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
此词上片从游湖写起，讴歌春色，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色彩鲜明的早春图；下片则一反上片的明艳色彩、健朗意境，言人生如梦，虚无缥缈，匆匆即逝，因而应及时行乐，反映出“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寻欢作乐思想。作者宋祁因词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而名扬词坛，被世人称作红杏尚书。
起首一句泛写春光明媚。第二句以拟人化手法，将水波写得生动、亲切而又富于灵性。“绿杨”句写远处杨柳如烟，一片嫩绿，虽是清晨，寒气却很轻微。“红杏”句专写杏花，以杏花的盛开衬托春意之浓。词人以拟人手法，着一“闹”字，将烂漫的大好春光描绘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过片两句，意谓浮生若梦，苦多乐少，不能吝惜金钱而轻易放弃这欢乐的瞬间。此处化用“一笑倾人城”的典故，抒写词人携妓游春时的心绪。结拍两句，写词人为使这次春游得以尽兴，要为同时冶游的朋友举杯挽留夕阳，请它在花丛间多陪伴些时候。这里，词人对于美好春光的留恋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这首词章法井然，开阖自如，言情虽缠绵而不轻薄，措词虽华美而不浮艳，将执著人生、惜时自贵、流连春光的情怀抒写得淋漓尽致，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
本词歌咏春天，洋溢着珍惜青春和热爱生活的情感。上阙写初春的风景。起句“东城渐觉风光好”，以叙述的语气缓缓写来，表面上似不经意，但“好”字已压抑不住对春天的赞美之情。
以下三句就是“风光好”的具体发挥与形象写照。首先是“縠皱波纹迎客棹”，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盈盈春水，那一条条漾动着水的波纹，仿佛是在向客人招手表示欢迎。然后又要人们随着他去观赏“绿杨”，“绿杨”句点出“客棹”来临的时光与特色。“晓寒轻”写的是春意，也是作者心头的情意。“波纹”、“绿杨”都象征着春天。但是，更能象征春天的却是春花，在此前提下，上片最后一句终于咏出了“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绝唱。如果说这一句是画面上的点睛之笔，还不如说是词人心中绽开的感情花朵。“闹”字不仅形容出红杏的众多和纷繁，而且，它把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全都点染出来了。“闹”字不仅有色，而且似乎有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
下阙再从词人主观情感上对春光美好做进一步的烘托。“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二句，是从功名利禄这两个方面来衬托春天的可爱与可贵。词人身居要职，官务缠身，很少有时间或机会从春天里寻取人生的乐趣，故引以为“浮生”之“长恨”。于是，就有了宁弃“千金”而不愿放过从春光中获取短暂“一笑”的感慨。既然春天如此可贵可爱，词人禁不住“为君持酒劝斜阳”，明确提出“且向花间留晚照”的强烈主观要求。这要求是“无理”的，因此也是不可能的，却能够充分地表现出词人对春天的珍视，对光阴的爱惜。
谢灵运的山水诗《入彭蠡湖口》作于作者赴临川（治所在今江西省抚州市）內史任的途中。彭蠡湖，即江西鄱阳湖。湖口，指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接处，在今江西九江市附近。据《宋书·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受到朝廷的猜忌，不得已赴临川作官。心情很不好，这在诗中有所流露。诗中有情、有景，也有议论，总的是写自长江入彭蠡湖口时的所见所感。但所写的，有的并不是实写，而是带有想象的成分，如诗中提到的“石镜”、“松门”，其地理位置既不是在一处，而且与彭蠡湖口都有相当的距离，不可能刚入彭蠡湖口时见到。因此可以这样推断：作者乘舟至彭蠡湖口时可能并未下船，诗中所写的都是船行中的所见、所感。
诗的前四句是综述自己入彭蠡湖口前的旅途经历：“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头两句是说，自己乘舟远行，日夜住在船上，既疲倦，又感到厌倦（注意，这种心情同作者的政治处境不佳有关），而舟行途中所遭遇的风潮，是难以一一的说明的。
后面两句，是解释为什么“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回：水转的意思。圻岸：曲曲折折的江岸。这两句说，沿途风急潮猛，浪潮遇到洲岛，顿时分流回绕过去，随后又汇流而下；浪潮一次次冲击着江岸，又一次次的倒折而来，奔腾向前。风潮的这种情状经常重复、变幻，所以说“难具论”。
接下四句，是追述沿途的景色：“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这两句是写夜景。狖：黑色的长尾猿。浥：湿润。馥：香气。这里用作动词，指闻到香气。芳荪：泛指香草。这两句说，在清朗的月光下，聆听两岸猿类凄婉的叫声；在湿润的夜露中，饱吸着芳草的馨香。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这两句是写白天的景色。是说，春末的原野上铺展着秀丽的绿色，高高的山岩上屯聚着一朵朵白云。这两句诗是传诵的佳句，颇有新意。时间（春晚）与空间（岩高），远处（绿野）与近处（白云）相对仗，色彩鲜明而谐调，相互映衬，把一幅明媚的春光图展现在读者面前。
以下两句，是由写景到抒情、议论的过渡，总结他是百感交集来渡过旅途中的日日夜夜的：“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前、后两句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是说，舟行江上，游览沿途景致，思绪万千；从早到晚，浮想联翩。
接下两句，是说自己还要背负着这“千念”、“万感”去“照石镜”、“入松门”：“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石镜，《水经注·庐山水》说，庐山东面有一尊高悬于峭壁上的圆石，能清晰照见人影，故名。其位置当在彭蠡湖口往南若干公里处。松门，山名，在江西昌都县附近，即由石镜再往南很远的地方。顾野王《舆地志》说：“自入湖（按，即鄱阳湖）三百三十里，穷于松门。东西四十里，青松遍于两岸。”这两句的意思是：我将攀上高高的悬崖，去照一照石镜；我将沿湖而行，拉着松叶直抵松门山。
以下八句，是作者“千念”、“万感”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层。第一层：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三江：指长江自彭蠡湖分为三条江水，东流入海。传说大禹曾疏治三江。九派：长江在湖北、江西一带，因以就九派称这一带的长江。《文选·郭璞·江赋》：“流九派乎浔阳。”李善注：“水别流为派。”理：玄理。古代认为“三”、“九”这类数字含有玄理。这两句说，关于大禹疏治三江的传说已成为往事，关于长江分成九派的玄理也难以推究明白。在作者的迷惘中，也掺杂深深的慨叹。
第二层：
“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金膏：传说中的仙药。水碧：一种玉。这四句是说：江湖中的灵怪神异，因吝惜其珍怪之相，而秘藏其精神魂魄。金膏不再发光，水碧不再变温润。作者以灵物、异人不出，金膏、水碧不现来隐喻贤者的归隐。也表现出作者的消沉。
最后一层：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顿。”《千里曲》：曲名，即“千里别鹤”。蔡邕《琴操》说：“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叹别鹤以舒其愤懑。鹤一举千里，故名千里别鹤也。”弦绝：曲终。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枉自弹奏了一曲《千里别鹤》，本想借此消忧，谁知曲罢却像商陵牧子一样，思念之情愈加强烈了。作者的“千念”、“万感”郁积在心，至此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入彭蠡湖口》表现了大谢诗作的新进境。观谢集，大抵在公元422年（永嘉三年）三十八岁前，他的诗作留存既少，风格也较多承建安（如《述祖德诗》）、太康（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诗）之绪，尚未形成明显的独特风格。永嘉之贬后直至二番归隐的将近十年间，他以幽愤之情合山水清音，确立了其山水诗鼻祖的崇高地位。他善于于清森的物象交替中将感情的变化隐隐传达出来，意脉贯通，夭矫连蜷，而炉锤谨严，曲屈精深，典丽精工。但是针法时嫌过细，状物时嫌过炼，使典时嫌过直，理语时嫌过多，读来时有滞重之感，而缺少后来杜甫、韩愈等人那种大开大合，变化洒脱的气魄。这个弱点在二次归隐时某些篇章中有所突破，但并不大。至此诗则已可显见杜、韩诗作的先兆，表现有三：
其一是边幅趋于广远。谢灵运先此之诗，所记游程较窄，虽然早已突破了汉人即事生情的樊篱，而总是借一地之景抒积郁之情，探玄冥之理，但毕竟边幅较狭，大气不足。此诗则以二十句之数，总揽入湖三百余里诸景，以少总多，边幅广远为前所未有，也因此显得比前此作品疏朗高远。
其次是笔致趋于跳荡；这不仅因为揽景大而纵横多；更因为泯去了前此诗作中的针痕线迹。“春晚”、“白云”一联之陡转逆接，空间传神，充分表现了这一进展。不仅打破了一景一情，转转相生的格局，在一节写景中即有几个感情层次，而且深得动静相生，浓淡相间，张弛得宜之效。这种跳荡又与其固有的谨严相结合，全诗倦、难并起，再由“难”生发展开，最后归到深一层的“倦”，更透现出倦中之愤。在这一主线中，又以“千念”、“万感”一联与“三江”、“九派”一联，一逆接，一顺转，作两处顿束，遂将跳荡之笔锋与严谨的组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后来杜、韩诗结构命笔的最重要的诀窍。
其三是景语、情语、理语更形融合：谢诗的理语，决非人们常说的“玄理尾巴”。他的理均由景中随情生发，这在前几篇赏析中已多次谈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可厚非，也不失为一体。此诗的“理”则融洽得更好。全诗实际上都在说理之“难具论”，而直至“九派理空存”才剔明这一点，再以下写江景各句，景中句句用典，也句句有情含理，却完全由即目所见写出，无有痕迹。最后“弦绝念弥敦”一句更有无尽远思，味在酸咸之外。如果说先此的谢诗，多由情景生发归结到理，那末此诗已倒了过来，理已变成了情景表达的陪衬，显示了山水诗进一步脱略玄言影响的进程。
人们常说六朝诗至齐梁间的谢朓才初逗唐音。其实谢朓之影响唐人更多短制，且主要影响王维、孟浩然一脉；论到大篇的诸种艺术手段，与杜、韩一派的大手笔，初逗唐音的则非谢客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