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前140－前117），西汉名将，大将军卫青姊子。年十八，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初从卫青击匈奴，屡立战功，封冠军侯，三年后为骠骑将军。曾与卫青一起击败匈奴主力，对安定边界做出卓绝贡献。此诗咏霍将军北伐，与齐梁之际南北对峙的形势有关，例如南齐武帝欲北伐，多次临琅邪城讲武；又如公元505年（天监四年），梁武帝命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率众北伐。但诗歌的具体作年难于考订。诗人借歌咏霍去病击败匈奴事，抒发了为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尽管凭借当时南方政权的国力希冀北伐成功并非易事，但诗歌所表现的进取精神，在那个时代却是难能可贵的。
秦始皇派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可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北方和西北边患又变得严重了。汉武帝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才基本确保了边地的安全。霍将军曾多次与匈奴接战，长驱二千余里，击败左贤王，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建功而还。诗歌首四句记出征，并描绘长城地势的险要。霍将军仗节拥旄，肩负国家重托，率部北伐，远出长城。“汗马”，或释为战功，似不确。据诗意，汗马当是西域名贵汗血马的省称。将军乘骑高大的汗血马、拥旄使节，军威何其雄壮！“万里与云（一作阴）平”，承“地势险”，不仅写出长城的气势，长城外地域的广漠辽阔，而且创造出一种悲壮苍凉的氛围。“凉秋八九月”六句追叙师出长城之由。秋高气爽，马肥人壮，正是匈奴用兵的大好季节。敌骑南践幽、并两州，严重威胁西汉边地。飞狐战云密布，日色格外昏暗；瀚海兵事迭起，云雾阴霾若愁。“飞狐”，塞名，其地约在今河北蔚县东南;“瀚海”，又写作翰海，一般认为在今蒙古高原。此诗所用地名均为泛指，不必坐实。“白日晚”、“愁云生”，以边地之景渲染战事的紧急，并跌出“羽书”、“刁斗”。羽书不时断绝，军情不达，足见道路已为敌人所阻。“刁斗”，昼炊之具，夜则击之以警戒，为行军两用之物，此言昼夜为敌所惊。敌入之速，来势之猛，战事之急迫，由此可见。霍将军就是在这样警急的形势下出师长城的，他系国家安危于一己之身，责任何其重大！
“乘墉挥宝剑”八句，描绘破敌，慷慨淋漓，扣人心弦，用笔高壮。在这严峻的关头，霍将军从容不迫，登城指挥将士却敌。宝剑所向，旌旗遮空蔽日，勇士良将，无一不奋勇争先；兵法阵法，出奇制胜。“挥宝剑”，生动地描绘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主帅形象，同时还暗用楚王登城挥太阿宝剑，晋、郑之师围楚三年一朝破败的典故，已寓克敌制胜之意。“七萃士”，周代禁军，此指勇士。“云屯”，如云屯聚，一状士多将广，二形容全军上下凝聚一心。“鱼丽”，古兵阵，见《左传·桓公五年》。“六郡”，据《汉书·地理志》，汉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多出名将。真是将精卒勇，锐不可当。“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这两句是破敌过程的小插曲。“胡笳”、“羌笛”，边地少数民族乐器。“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风霜”（吴均《胡无人行》），远离中原，北出边关，深入荒漠，羌笛一曲，胡笳数声，未免牵动征战将士的乡思之情。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更见将士对国家的忠良气节。在铺叙紧张的战事中插入“胡笳”两句，文势起伏，回肠荡气，避免了行文的平板，更能打动人心。“骨都”、“日逐”，均匈奴侯王名。“自詟”，自惊慑；“亡精”，丧精亡魄，丢魂失胆。在霍将军的指挥下，击败了匈奴，北伐获得全胜。“自詟”、“亡精”，反衬霍将军的胆威及非凡的军事才能。上一节用“羽书”、“刁斗”，这一节用“胡笳”、“羌笳”，上一节用“飞狐”、“瀚海”，这一节用“骨都”、“日逐”，步步相为映发，相互照应，遣词谋篇用心良苦。
“玉门”至篇终，回师后事。“斥候”，今言侦察兵。玉门一带，战火已停。武帝为霍将军营造最好的住宅，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遂传为千古美谈。“万庾积”，言其位尊禄厚;“百行成”，言其才高望重。“玉门”四句，极形容霍将军屡建功勋后受到国家的优宠。天长地久，但是人生短暂；将军虽然功成名就，但享福未多，人已迁化（死时年仅二十四）。“激楚”，楚歌曲;“高台倾”，指霍去病之死。“位登”，“功立”后嵌入“天长”四句，沉郁低回，紧接着又用“当令麟阁上，千载有雄名”两句振起作结，先抑后扬，顿挫跌宕，情调慷慨激昂，高亢有力。“麟阁”，即“麒麟阁”，在未央宫中，汉武帝获麒麟时作此阁，图画其像于阁，遂名为麒麟阁。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曾图画股肱之臣的形貌，署其官爵姓名于阁，以思其美。此诗借宣帝事，指出骠骑虽然过早谢世，但名雄千古，为后人所敬慕。
虞羲作品今存不多，但其诗作在南齐时就以其独特的“清拔”风格受到永明代表诗人谢朓的嗟赏称颂。后人评此诗曰：“高壮开唐人之先，巳稍洗尔时纤卑习气矣”（《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八）；“不为纤靡之习所困，居然杰作”（《古诗源》卷十三），都较准确地指出它与齐梁之际众作不同的特色在于不纤弱，在于高壮有气势。的确，齐梁间诗坛上能结合时事，寄寓作者高怀壮志，昂奋激发人心的诗作并不多见。此诗《文选》归入“咏史”类，篇幅还是较长的，何焯云：“妙在起伏，非徒铺叙为工”（《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由于诗人善于驾驭，避免咏史诗较常见的平铺直叙，写得起伏跌宕。诗中描写边塞的一些语词、典故，多可回味，有的甚至为后代边塞诗所习用。此诗上承鲍照描写边塞的诗作（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下开唐人边塞诗之先，虽然情调尚不及唐人的俊快刚健，但如何焯所指出，实为杜甫《前后出塞》所祖，在边塞诗的发展过程中有积极的意义。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