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文书是一封充满冤郁与血泪的自白书，李斯以反语从七个方面陈述了其跟随秦始皇之后创立的功业，如辅助秦王兼并六国、扩大秦国疆土、辅助秦王巩固政权、提升大臣地位而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和文字、修筑驰道、减轻刑罚。不凡的政绩，却反语陈述，其全部的用意在于藉此表明对秦王朝的耿耿忠心，决无谋反之意，使秦二世明辨是非与忠奸，为自己昭雪冤曲，脱去缧绁之绊。其中有作者自负能言菩辩、建立丰功伟绩的信心，也有一种清白无污、心胸坦荡的气概，冤屈之情、愤激之态更是溢于言表。
全篇要言不繁，措词委婉，文词简约而有力，意丰而理足，虽有溢美，但到底离事实不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担任丞相治理百姓，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我来秦国时，正赶上秦国领土狭小的时候。先王的时候，秦国的土地不过千里，士兵不过数十万。我用尽了自己微薄的才能，小心谨慎地执行法令，暗中派遣足智多谋的人，使他们带着金玉等财物，到各国游说，暗中准备武装，整顿政治和教化，任用英勇善战的人为官，提高功臣的社会地位，给他们很高的爵位和俸禄，所以终于威胁韩国，削弱魏国，击败了燕国，赵国，削平了齐国、楚国，终于吞并六国，俘获了他们的君王，拥立秦王为天子。这是我的第一条罪状。秦国的疆域并不是不广阔，而是还要在北方驱逐胡人，貉人，在南方平定百越，以显示秦国的强大。这是我的第二条罪状。尊重大臣，提高他们的爵位，用以巩固他们同秦王的亲密关系。这是我的第三条罪状。建立社稷，修建宗庙，以显示主上的贤明。这是我的第四条罪状。更改尺度衡器上所刻的标志，统一度量衡和文字，颁布天下，以树立秦朝的威名。这是我的第五条罪状。修筑驰道，兴建游观之所，以显示主上志满意得。这是我的第六条罪状。减轻刑罚，减少税收，达成君主得到百姓拥护的意愿，使万民都拥戴皇帝，至死都不忘记皇帝的恩德。这是我的第七条罪状。像我李斯这样作臣子的，所犯罪状足以处死，本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希望我竭尽所能，才得以活到如今，希望陛下明察！
注释
逮：及，赶上。
阴行谋臣：暗中派遣足智多谋的人。
阴，暗中。
行，派遣。
资之金玉：使谋臣带着金玉等财物。
资，供给，提供。
修甲兵：整顿武备。
饬政教：整顿政治法令。
饬，整顿，修明。
官斗士：任用英勇善战的人为官。
官，授予官职。
盛其爵禄：提高他们的地位和俸禄。
盛，满，多，增加。
卒兼：终于吞并。
兼，兼并，吞并。
罪：名之为罪，实表其功。
胡：古代对北方或西方各部族的泛称。
貉：通“貊”，东北部族名。
百越：东南部族名。
以固其亲：使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得到巩固。
更剋画：改变器物制度徽饰。
古代车舆器具等都有等级徽饰，列国不同，秦统一后加以更改统一。
剋画，车服器用；剋，通“刻”。
平：统一。
斗：量器，十升为一斗，量器。
斛：十斗为一斛。
文章：这里指文字。
树秦之名：树立秦朝的名望。
兴游观：建筑皇帝巡游使用的离宫别馆。
遂主得众之心：达成君主得到百姓拥护的意愿。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作者被赵高以无能不忠之罪构陷下狱。在狱中，作者受尽百般折磨与凌辱，屈打成招， “供认”了所谓“谋反”之罪。但他仍寄望于秦二世能省悟过来，并赦免自己，于是提笔创作此书上给秦二世。
开头两句扣题，以“惊雷”发端，用“拔三山”、“倒百川”形容雷声的威力和暴雨的势。三、四句写诗人身居客地，难以入眠，又逢雷雨之夜，寒气袭人。作者忽发奇想，这震天霹雳缘何不善解人意，震而静胡烟把金兵赶出中原？五、六句回到现实之中，农家田园荆棘丛生，暴雨袭来，流水茫茫，空成汪洋一片，而北方仍为金人占领，这些大雨流水为何不能洗去胡人的腥膻之气呢。这两句蕴含着作者的报国热望以及对南宋残败政局的深深忧虑。结合三四句写出作者在风雨震电之际，感慨深沉，从个人的处境，想到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心旌摇摇，不能自止，写成的诗句就倍感沉痛。尾联诗人难抑激愤之情，抒发了报国无门的感慨。上句谓欲向最高统治者上疏献策，语出屈原《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然作者一介书生，有志陈词帝所，难免有“叩阍无门”之感。但作者激于忠愤之情，仍然有意向皇帝陈情，表达自己优国忧时的心志，希望朝廷早日组织力量，北定中原，一洗“河洛腥膻”之气，使国家复兴。下句典出《晋书·王陶传》：“殉梦人以大笔如橡与之”。写作者虽有陈词之志但感到自己人非大手，笔非如椽，唯恐倾诉有所不尽，无从收到补救时艰的效果。
这首诗以景兴起，继写感受，结以抒怀，结构紧凑，转接自然。写景时笔力雄健，气势不凡，抒情时沉痛激越；时见激愤之气；回荡着爱国激情。结尾两句，前句是愿望，后句是谦逊之词，语言婉曲，显出诗人书生本色。
这是一首写景诗，通过描写江南的醉人春景，表现了诗人对于江南无边春色的热爱与闲适的心境。
首句“池塘春暖水纹开”，诗人着眼于最能接受春日讯号的池塘，冰雪消融春江水暖，池塘里的水纹被春风吹开，裹挟着春日暖洋洋的温度。
第二句“堤留垂丝间野梅“，诗人的视线由池塘转移到堤岸，看到岸边柳丝绦绦，迎风摇曳，更是有野梅花盛放夹杂其中，”野“字表明此地少有人涉足，凸显出植物盛开的一派自由热烈之状貌。
第三句”江上年年芳意早“，诗人的视线不再着眼于一景一物，而是总览江水，春风吹融坚冰、吹开垂柳与野梅，每年总能从这些景物中得知春已经到来的消息，甚至蓬莱瀛洲这些仙境的春色也要随着江水逐波而来。
最后一句当中诗人引用蓬莱瀛洲的神话传说典故，强调江边春景的无边绚丽宛如从仙境而来，”逐潮来”三个字，赋予春色以自发自动的形象，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江南春景的热烈与植物生长的自由。这首诗短小简明，描绘了江南春景的迷人与美丽，表明了诗人对于江南的喜爱，对于春日繁华的欢欣，也表露了诗人心中的闲适，好景容易寻，却需好心情。
《清明夜》是白居易的写的清明日外出踏青游玩的习俗。在古代，踏青又称“寻春”、“春禊”，晋代已盛。清明时节也是人们春游的大好时光，在春光明媚的清明前后，尽情地亲近自然，到郊外踏青游玩，这是清明节俗的另一项重要活动。目前普遍认为，这一项清明节俗是继承了形成于春秋末期的三月上巳节传统。上巳节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男女青年到野外踏青，自由择偶。但这首诗妙在未写清明的清冷。
“好风胧月清明夜”描写出诗人所处的环境是宜人的，月色是朦胧的，美好的月色使诗人迷醉于清明之夜，对环境的交待衬托出了诗人对美景的爱惜，也表现了诗人的闲适之情。
“碧砌红轩刺史家”在微风拂过的月色朦胧的清明之夜，诗人处在碧玉栏杆和红砖墙下的府邸里。诗人用“碧和红”字显示了自己愉悦的内心，在夜晚所望之处全是一些美好的色彩，以及精雕细琢的建筑，喜笑开颜，好不爽朗。
“独绕回廊行复歇”则写了诗人独自踱步在回旋的走廊中歌唱。诗人处在如此清明之夜迷人的月色中，喜上心头，开怀歌唱，在回廊里唱着歌抒发着内心愉悦的情怀。
“遥听弦管暗看花”交待出诗人思绪飘向了远方，恰又听到了远方的管弦之声，于是诗人安静下来认真倾听着弦声，自是不休闲。从另一方面，“遥听”和“暗看”却也写出了诗人对现实的关注。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