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剥开神话的外衣，我们发现共工和祝融都说是两个部落，共工氏部落负责水文地理和治理水利，而祝融氏负责火事管理。由于炎皇神农时期地球处于冰河时期，那时水灾不明显。到了颛顼大禹期间，冰河期已经过去，气候变热，冰川消融，大地开始不断发大水，而有经常暴雨不断。作为负责水事管理的共工氏，首领颛顼认为是共工氏的责任，因此把滔天不断的洪水怪于共工氏，便下令诛杀共工氏，这边有战争的可能。然而杀了共工，水患依然不断，到了尧帝继位，水患依然不断，大雨依旧经常下个不停，于是乎尧帝也下令继续追杀共工氏族之人，而祝融氏正是追杀共工氏的执行者。杀戮再继续，暴雨和洪水依旧不停止。
大禹的父亲鲧被尧帝派去治理水患，修堤堵水九年未果，被杀。公元前4128年舜帝即位，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水患，并彻底诛杀共工氏族之人。
禹改变了治水方法，运用准绳和规矩，带领族人凿开了龙门和伊阙，凿通积石山和青铜峡，挖通了九条河，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禹常年脚长年泡在水里连脚跟都烂了，只能拄着棍子走。
禹在涂山遇到一个名叫女娇的姑娘，两人相互十分爱慕，便成了亲。禹新婚仅仅四天，还来不及照顾妻子，便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第一次，妻子生了病，没进家去看望。第二次，妻子怀孕了，没进家去看望。第三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忍着真心没进去探望。大禹治水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地治理水患的治水英雄。对于这故事，一些人认为就是大洪水大劫难时期，更因为这西元前4000年的人类历史基本是一个空白。《圣经》中并没有记载年代或重大的具体事件，也就认为现代人类大约开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然而一些考古研究，却发现了“史前”文明，诺亚方舟的故事无法解释。而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这三皇五帝的故事都是十分混乱零散的，要找出具体年代，真的很难。
第三次，大禹治水经过家门，适逢女娇生子，邻居告诉大禹，劝他回家探望妻儿，大禹说：“治水要抢时间，无法分心。”邻居说：“您不能回去看望妻儿，也应给独生子命个名字呀！”大禹在匆忙说就命名为“启”，意思是说”治水启行“。如此一去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归来时他的儿子已经十多岁了，女娇也成为一位中年妇人了。此外，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相传古时嵩山一代洪水滔天，土地淹没，许多生命被夺走，大禹为了尽快凿开山间通道，大禹之妻涂山氏为支持大禹治水，也一同来到嵩山，就住在太山脚下，每天给大禹缝衣送饭。顾不得回家，到了吃饭时分，便击鼓为号，由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前来送饭，此事感动了上苍，玉帝便出手相助，让大禹在开山凿渠时变成一头力大无比的黑熊，滔滔江水乖乖听从大禹安排，但大禹始终没有把变熊的事情告诉妻子。大禹对涂山氏说："当你听到击鼓声，就给我送饭"。这就是闻鼓饷夫的故事。大禹为了尽快开山间通道，就变成了一只大熊，在山间来来往往，开山石，忙碌不停。
一天，大禹开山迸石误触皮鼓，涂山氏闻声前来送饭，不见大禹却见到了一头威猛的黑熊，又惊又急，扭头便往东奔跑。大禹急忙去追，到快要追上时，涂山氏却化成了一块大石头。面对急匆匆赶到的大禹，涂山氏明白了一切，悲喜交集，但却已无法回答大禹的千呼万唤。只听一声巨响，巨石的北部裂开了，生出了一个婴儿。原来是涂山氏焦急万分，愁肠百转，迸破了肚子，把十月怀胎的儿子留给了大禹，也把无限的眷恋和思念留给了大禹，这个婴儿便是夏代的第二代君主夏启。
第一首。起联自我表述老年人的闲居生活“超然”脱俗，总结着作品的主旨。颔联则回忆过去，描写年轻时的豪爽饮量，能够“席地”而坐，一次能喝“百榼”酒，回忆起南郑诗中“雪中痛饮百楹空”的句子，就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对句写现在，紧扣题目中的“明”字，描写书房阳光明亮，窗边景色优美，犹如“壶中天地”，虽然小而陋，却足够让人徜徉其中自得其乐。这联通过对比今昔，展现出豪情逐渐消减，对退隐老湖村的感慨，言外之意可见一斑。
颈联出句描述梦醒后看到曲折的屏风旁摆放着一些橙子，不直接与诗人其他作品联系，难以理解其用意。然而，“菊枕”与被迫与诗人分离的前妻唐琬有关，前人已经注意到“橙子”与这件事的关系，但是还未深入研究。看来“橙子”可能是能引起诗人对失去的爱情回忆的物品。读过《秋晴出游》中“梦回有恨无人会，枕畔橙香似昔年”以及《十一月四日夜半枕上口占》的“檐间雨滴愁偏觉，枕畔橙香梦亦闻”等句子，便能窥见其中的信息。了解这一点，才能体会到这句诗的真正意图。
对句写“雨霁”之后，手拄着拐杖外出游玩，迎面看到早春的梅花景象。要理解“迎”字的表达，可以参考《探梅》中的“欲寻梅花作一笑，数枝忽到拄杖边”这两句。结联则描写平屋小斋，简洁可爱，不用去追求土地与房屋，经营着一个宽敞气派的园林别墅。“吾爱吾庐”句取自陶渊明的《读山海经》。本诗的作者陆游自注：“李卫公忆平泉山居，欧阳公思颍诗，皆数十首。”
第二首。起联写江南十月天气温和、“美睡宜人”，切题中的“暖”字。颔联写室中帘不卷而“留香久”，砚微凹而“聚墨多”，是细致的细节刻画，为陆游名句。这两联都写白天。颈联转写晚上，出句写“月”映“梅影”，幽细；对句写“风高”传送“雁声”，凄清。结联写喝淡酒亦可酣歌。用春秋齐桓公的卿相宁戚未出仕前为人挽车，在车前“扣牛角而歌”的典故，自表颓放，而兼叹壮志未伸，含意隐微。
这两首诗把一些生活细节和片段感想组织起来。室内室外，白天晚上，怀旧写今，描景抒情，安排错落；思议古人，解嘲自适，壮气难回，旧恨萦心，随手拈来。感情中有喜悦的，有伤感的，有慷慨的，有凄恻的；描写有细致的，有疏淡的，有豪放的，有朴素的。不拘泥于一定的线索和集中的题材。
上片，惜春伤春，无须“贪忙”，“追游”。与密州时作的同词牌名的上片完全一样，惜春。面对同样的春，产生着同样的心情。那时，朝廷政治斗争激烈，词人回避，自求外任。而今，在贬所惠州，也是一个春季过去了（“九十日春都过了”），即风华正茂的时候过去了，我闲置无所事事了（“贪忙何处追游”），无须“贪忙”、“追游”了。紧接着点化运用叶道卿《贺圣词》词：“三分春色，二分愁闷，一分风雨”而言春暮人愁（“三分春色一分愁”），日暮西山，人命危浅了，只是词人未看到日后还有“风雨”，哪怕是“一分风雨”，未想到日后又要谪贬儋州；但他很快意识到，大自然的春天很快消失，自己的青春很快消失，如“雨翻榆荚阵”，如“风转柳花球”，没有多少留恋，有的是终身遗恨。
下片，叹青春不再，人生暗淡。词人此时处境恶劣，心境凄凉，深感自己夕阳黄昏，硬是把棺材准备好了。正因所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地位发生变化，自然他的思想感情、心理观念随之也发生变化，艺术欣赏及其作品的意境发生变化，所以他把密州时作的同词牌的词的下片作了修改。尽管它反映了词人对人生的依恋和青春的惋惜之情，可意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仙境不见了，西王母、东皇太乙在东坡心中，早已消失了，再不是什么美好、理想、幸福的形象，更不是什么长生不老的象征了。“我与使君皆白首，休夸年少风流”，惜青春已逝，风流不再。我们已是苍颜白发，还谈什么昔日风流。这意味着一代人的结束。“佳人斜倚合江楼”，唯有我那朝云，病魔缠身，“斜倚”而立，留恋着“合江楼”外的水光山色，哪怕它们是净眼中的水光（“水光都眼净”）和眉愁中的山色（“山色总眉愁”）。正是词人在惠州感情上发生了变化，审美移情发生了变化，所以山光水色也变得“愁”容起来；从而暗示着词人晚年人生暗淡无光了。
全词，上片写春过春愁，伤春惜时，下片写白首眉愁，伤感人生。人的感情发生变化，决定着词的意境发生变化，决定着词的用语的变化。笼罩全词的是一“愁”到底的灰蒙蒙的意味。
这是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时写的十首《采桑子》中的第四首，抒写了作者寄情湖山的情怀。虽写残春景色，却无伤春之感，而是以疏淡轻快的笔墨描绘了颍州西湖的暮春景，创造出一种清幽静谧的艺术境界。而词人的安闲自适，也就在这种境界中自然地表现出来。情景交融，真切动人。词中很少修饰，特别是上下两片，纯用白描，却颇耐寻味。
这首词是欧阳修晚年居住的颍州西湖的暮春景象，从而表现了作者异常的、幽微的心理状态。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这首词上阕是说，虽说是百花凋落，暮春时节的西湖依然是美丽的，残花轻盈飘落，点点残红在纷杂的枝叶间分外醒目；柳絮飘舞，柳枝在和风中随风飘荡，在和煦的春风中，怡然自得，整日轻拂着湖水。
西湖花时过后，残红狼籍，常人对此，当是无限惋惜，而作者却赞赏说“好”，确是异乎寻常的。首句是全词的纲领，由此引出“群芳过后的”湖上一片实景，笼罩在这篇实景上的是寂寞空虚的气氛。落红零乱满地，杨花漫空飞舞，使人感觉春事已了。“垂柳阑干尽日风”与上二句相联系，写出了栏畔翠柳柔条斜拂于春风中的姿态；单是这风中垂柳的姿态，本来是够生动优美的，然而著以“尽日”二字，联系白居易《杨柳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来体会，整幅画面上一切悄然，只有柳条竟日在风中飘动，其境地之寂静可以想见。在词的上阕里所接触到的，只是物象，没有出现任何人的活动。眼前的是自然界，显得多么令人意兴索然。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下阕前两句是说，游人尽兴散去，笙箫歌声也渐渐静息，才开始觉得一片空寂，又仿佛正需要这份安谧。“笙歌散尽”，虚写出过去湖上游乐的盛况；“游人去后，始觉春空”，点明从上面三句景象所产生的感觉，道出了作者的复杂微妙的心境。“始觉”是顿悟之词，这两句是从繁华喧闹消失后清醒过来的感觉，繁华喧闹消失，既觉有所失的空虚，又觉得获得宁静的畅适。首句说的“好”即是从这后一种感觉产生，只有基于这种心理感觉，才可解释认为“狼籍残红”三句所写景象的“好”之所在。
“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末两句是说，回到居室，拉起窗帘，等待着燕子的来临，直到双燕从蒙蒙的细雨中归来，才放下了帘子。
最后两句，写室内景，从而使人揣想，前面所写的一切，都是词人在室外凭栏时的观感。末两句是倒装。本是开帘待燕。“双燕归来”才“垂下帘栊”。着意写燕子的活动，反衬出室内一片清寂气氛。“细雨”字还反顾到上阕的室外景。落花飞絮，着雨更显得春事阑珊。这首词从室外景色的空虚写到室内气氛的清寂，通首体现出词人生活中的一种静观自适的情调。
这首词是欧阳修颍州西湖组词《采桑子》十首的第四首。诸词抒写作者以闲退之身恣意游赏的怡悦之情，呈现的景物都具有积极的美的性质，如“芳草长堤”、“百卉争妍”“空水澄鲜”等等。独此首赏会的是“狼籍残红”。整组词描写的时节景物为从深春到荷花开时，“狼籍残红”自然是这段过程中应有的一环。如果说诸词表现了词人作为闲人对各种景物的欢然会意，本词却不自觉的透露出来他此时的别样情绪。作者这时是以太子少师致仕而卜居颍州的。他生平经历过不少政治风浪，晚年又值王安石厉行新法，而不可与争，于是以退闲之身放怀世外，这组词总的是体现了他这种无所牵系的闲适心情。但人情往往也有这样的矛盾，解除世事的纷扰固然觉得轻快，而脱去世务又感到空虚。本词“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却是极其微妙的反映出这种矛盾的心情。结尾“垂下帘栊”两句，乃极静的境界中着以动象，觉余情袅袅，表现出对春的流连眷恋意识，不免微露怅惘的情绪。
此词描绘了一个女子思念爱人的痛苦心情，读来凄婉动人。古人对它评价很高，把它与《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一起誉为“百代词曲之祖”。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词人落笔就写一个京城女子，在一个月照高楼的夜晚，被凄凉呜咽的箫声惊醒了好梦。“秦娥”，泛指京城长安的一个美丽的女子。《方言》卷二云：“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梦断”，谓梦被箫声所惊醒。这里反用《列仙传》所载萧史与弄玉的故事，因为善吹箫的萧史被秦穆公的女儿爱上，终于结为夫妻，一起随凤飞去，那该是多么美好;可这位秦娥呢，单身独宿，只能在梦中与爱人相聚，偏偏好梦被那凄切箫声所打断，醒来一看空剩清冷的月色，心里又该是多么悲伤!一个“咽”字，渲染出境界之凄凉;一个“断”字，烘托出秦娥内心的失望。开头两句就这样以流丽之艳语而描写出哀婉欲绝之情思。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秦娥从梦中惊醒，眼前只有照着楼台的月色;借着月色向楼下看，只见杨柳依旧青青，一如既往，不禁勾起往年在灞桥折柳，送别爱人那种悲伤情景的回忆。“秦楼月”之反复，本是这个词调的要求;而在这首小令之中，不仅起到由月色而见柳色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对于孤独凄凉的环境气氛的渲染。至于由“柳色”而跳跃到“伤别”上去，既是从汉代以来折柳送别这一传统风尚生发出来的想象，又是对秦娥怀念远人心情的进层刻画。“灞陵”，汉文帝刘恒的陵墓，在今陕西西安市东，附近有灞桥，为长安人士送别之所。《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灞陵”一作“灞桥”。“灞陵伤别”，是由柳色触发的对当时分别情景的回忆，它既补明了“梦断”之“梦”乃是与远别爱人相聚的好梦，更为下阕结句的描写埋下了伏笔。这一“伤别”，本写秦娥之离愁别恨，而以年年贯之，则把多少年、多少代人间共有的悲剧连类道尽，境界顿然阔大起来，赋予了普遍的意义。这三句连贯而下，层层浮想，句意跳跃，脉络相承，曲尽秦娥梦断之后的所见和所思。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这两句紧承“伤别”，描写秦娥登原望信而不得的景象。“乐游原”在今西安市南，居全城最高处，四望宽敞，可瞭望全城和周围汉朝的陵墓；这里写秦娥登临远望的地点。“清秋节”，点明是清凉的秋季，既补写上阕没有明写的时间，又点染冷清寂寥的气氛。此时此地，秦娥满怀愁绪，眼望爱人由此离去的咸阳古道，苦苦等着，然而尘埃不起，音信全无。“咸阳”，乃秦朝京城，至汉、唐时从京城长安往西北经商或从军，咸阳为必经之地；“古道”，年代久远的通道，一个“古”字唤起人们对古往今来多少过客的不尽联想，前人喻之“语境则‘咸阳古道’”(引江顺诒《词学集成》)，正说出其境界之寥廓。“音尘绝”，见于蔡琰《胡笳十八拍》之十：“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音尘”本谓声音与尘埃，后借指信息；“绝”，断绝。这三字，不仅写尽咸阳古道寂静冷落的景象，更把秦娥孤独无望、欲哭无声的心境写绝，其“伤别”之情可谓极矣!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词人依词调的要求，将“音尘绝”三字加以反复，进一步强调从乐游原上远望咸阳古道的悲凉景象，和秦娥哀婉凄切的心境，而引出秦娥眼前之所见，只有在肃杀的秋风之中，一轮落日空照着汉代皇帝陵墓的荒凉图景。“阙”，此指陵墓前的牌楼。汉朝皇帝的陵墓都在长安周围(详见《三辅黄图》)，而身登乐游原的秦娥凭高瞭望，不见音尘，正将此景尽收眼底，同时秦娥怀古伤今的弦外之音，也借此被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这结尾两句与上阕的结尾两句前后照应，从年年伤别的怀念远人，到残照陵阙的怀古伤今，气象突然为之开阔，意境也就愈显深远。
此词意境博大开阔，风格宏妙浑厚。读者从敦煌曲子词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格调，而不类中晚唐的清婉绮丽。陆游说：“唐自大中以后，诗家日趋浅薄，其间不复有前辈宏妙浑厚之作。”（《花间集跋》）。诗风与词风自身存在着交错否定之趋势。
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沉声切响，掷地真作金石声。而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字荒率空泛，无一处逞才使气。以此而言，设为李太白之色，毋宁认是杜少陵之笔。其风格诚在五代花间未见，亦非歌席诸曲之所能拟望，已开宋代词之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