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是一首闺怨词，主人公是一位对情人爱极又恨极的歌妓。词一开篇，“坠髻慵梳，愁蛾懒画”一组四字对偶句，直接表现这位妇女的精神状态，发髻已松散了，而她却“慵梳”；娥眉已经含愁不展了，而又“懒画”。司马迁在《 报任安书 》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女主人公没有心情梳妆打扮，似乎是与“悦己者”有关。“心绪是事阑珊”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描述她心绪不佳，消沉倦怠，任何事情都无心去做了。这三句由外到内，女主人公的行为源于心绪不佳，从而揭示了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凡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做，不只梳妆打扮是如此。内里意兴阑珊，外则面容憔悴了，身体消瘦了。“金缕衣宽”，衣裳变得宽大了，便是身体瘦下去了的证据。古人每以衣带宽松表示身体消瘦，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词也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句。
以上几句塑造了一个神情憔悴、心绪烦乱的女性形象，在写法上沿袭了唐五代以来对懒美人的类型化描写，与温庭筠笔下的“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很相似。但接下来的两句，就冲出了类型化的窠臼，成为“这一个”女子所独有的自白。“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想来那轻狂的浪子一定又在外面若无其事地同别人调笑取乐，早把我丢在脑后了。女主人公之所以无心梳妆，消瘦憔悴，都是因为“疏狂”的他。“认得”表明她非常了解这个负心人风流轻狂的性情，也暗示了他如此这般也不是第一次了。用“这”字领出，有表意的功能，甚至起着强化的作用。这个“人”字是女子自呼口吻，用来表达女子怨恨的心情。至此，作者将抒情主人公思念怨恨的对象点明了，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也已明了。
市民妇女比较注重现实的个人利益，不愿听人摆布自己的命运。所以，词中的女子并不因这个“疏狂”的年青人，而长久地沉溺忧伤之中。她要进行抗争，甚至可以采取各种报复行动。“把芳容整顿”，这是她不甘向命运屈服的第一步。这句与开篇二句照应。由“芳容”一词可知，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容貌还是很有自信的。“恁地轻孤，争忍心安”，这是上片词意的小结，预示着她将要发泄一腔不平的怨恨。至此，上片在女主人公决心振作起来的时候结束了，这也暗示了下片词意发展的线索。
过片补叙浪子违约不归，骗取了她的忠贞，把怨愤之情推向了顶点。“依前过了旧约”，他又像从前一样背盟失约，逾期不归。“依前”说明他已不是第一次不信守诺言了。“甚当初赚我，偷剪云鬟”，古代男女相别之时，有订立盟约，女子剪发以赠的习俗。赠发的意义是为了让男子见发如见人，另外还有以发缠住男子之心的神秘寓意。恼恨之下，她盘算着他有一天归来，要设法收拾教训他。
她的惩罚办法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将闺房的门紧紧关住，不让他进来。第二步：“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不让他进被窝，对他的要求不理不睬，以此逼使和要挟对方反省和屈服。第三步：“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她听任时间僵持中过去，等待到更鼓已深，也就是半夜的时候，才严肃地从头到尾、有条有理慢慢数落他的疏狂，要他悔过认错，还要保证此后不能再无赖爽约。这些都是女主人公爱恨交错、充满希望和快乐的想象，贴切人物心理性格，其描写的情景如同上演了一出夫妻之间斗气的轻喜剧。至此，全词嘎然而止，至于这女子是否会或怎么样实施她心中计划，词中不再多言。
这首词用代言体，摹写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细节刻画一气呵成，将她因爱深而恨极的情状写得淋漓尽致，声口毕肖。在这首词中，柳永塑造了一位与传统文人诗词中的女性迥异其趣的市井女子形象，她泼辣、自强、有手段、敢抗争。词的格调虽说不上有多高，但情真味浓，丝毫不涉俗套。由此词亦可看出柳永对风尘女子的了解和赏爱。柳永在这里刻意用俗语写俗事，目的就是为了给“俗人”看。语言上，他主要用浅近的白话，甚至市井俗语，如“是事”，“认得”、“诮”、“恁地”、“争”、“赚”、“无端”等表现力很强的通俗文学语言。结构上，他主要采用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浅型结构方式，有细节、有情节，能够紧紧抓住读者。
此文不到三百字，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而且极具文采。文章的开头两句，就点出黄鹤楼所在的地方，在武昌城西南角，使人一开始就对黄鹤楼有了明确的印象。“图经”以下五句，阐明黄鹤楼取名的由来。据《图经》载，黄鹤楼是因费祎登仙后，曾驾黄鹤回来在此处休息，于是定名的。后两句更旁征博弓卜提出晋代葛洪的《神仙传》和南朝梁代任昉的《述异记》都记载了关于黄鹤的故事，以证明事实不虚，以增强黄鹤楼命名由来的说服力。仙人乘鹤，本属虚无，而作者却以无作有。这样就给这座楼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作者之所以采用神话传说，是为了突出这座楼不同寻常之处，它曾是神仙到过的地方，这样写也是为本文主旨服务，为下文伏笔。接下来几句写楼的外貌：“耸构巍峨，高标巃嵸”一组对偶，刻画楼的整体形象。句中的“耸”和“高”、“巍峨”和“巃嵸”都是高的意思，重叠使用，铺陈楼的高大。“上倚河汉”写楼的顶端，用夸张的手法，极言其高：“下临江流”写楼的底部，进一步交代楼的地理位置，写出楼在江边，“重檐翼馆，四闼霞敞”这一组对偶句是对楼的建筑结构的具体描写。至此，作者对楼的外貌刻画，气势雄伟。“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一组对偶句写登楼的感触，正因为黄鹤楼高入云天，又临大江，所以登楼可以远眺周围城市乡村，弯下腰可以拍击萦绕大楼的云气和烟雾。一个“坐”字，说明无意观景而周围景物尽收眼底“俯拍”二字，构思别致，而“云烟”既能“俯拍”，其身在高处可知：这两句虽未直言楼高，而一座直凌霄汉的高楼已历历如绘，登黄鹤楼如临仙境，于是作者发出“亦荆吴形胜之最也”的感叹。“荆吴形胜之最”这一句，是对楼的重要性作了扼要而有分量的概括。
以上几句对黄鹤楼景物的描写，有上有下，有远有近，有内有外，也有实有虚，行文变化多端，情趣盎然。作者对黄鹤楼的形态己经刻画尽致了，本可以收住，但他意犹未尽，为了确立这座名楼的特殊地位，他又列出“荆吴”以外的东阳的八咏楼和乡的老子祠来作陪衬，说明黄鹤楼能够代替这些楼观以“赏观时物”，“会集灵仙”，突出黄鹤楼的驾在价值。
第二段，作者在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促成者穆宁的本兼各职和籍里之后，接着“下车”二句是颂扬他的政绩，虽是谀词，但乃行文必不可免。以下“道迄”四句，指出黄鹤楼在当地所起的作用，是公余游览或举行宴会的好所在。其中“透迄退公”句与隔句“游必于是”相照应，“登车送远”句又照应隔句“宴必于是”（《文苑英华》本无此四字）。紧接“极长川”两句，是以穆宁的身分远望河山，触景生情，不免追念东汉末年因见王室衰微，登楼兴感而作《登楼赋》的王架；又因穆宁身在黄鹤楼，就很自然地想到当年曾在黄鹤楼上见到仙人驾鹤而至，进而宾主畅叙的荀叔伟。这两句是交代穆刺史兴感之曲，因而才有嘱咐阎泊理撰写这篇《黄鹤楼记》付刻碑石的行动，顺理成章，组合严密。这里，作者对穆宁思想活动的刻画也是真实的。穆宁作为一个高级地方长官和封建文人，在特定环境里有那么一些想法，是符合人物性格的。而后面四句发出有如当年丁令威化鹤归来的感叹，也就更合乎情理了。
这篇《黄鹤楼记》文章虽短，却取材得当，层次分明，用精练的语言高度概括，把黄鹤楼的概况包揽无遗，其中有掌故，有景物，有事实，有议论，也有感慨。用这么短的篇幅包括丰富的内容，不失为一篇情辞并茂的好文章。
“渔父笑，轻鸥举，漠漠一江风雨”，写渔父从酒醒之后的大笑、大吟的悠然闲适的神情。仰天而笑“轻鸥举”，隐喻渔父如海鸥那样自由飞翔。平视而笑“漠漠一江风雨”，隐喻渔父如江阔那样的心胸，无视风雨。这是自然的壮观，也是渔父的身影。渔父与自然融为一体了，恬淡悠然。
“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以写实对比的手法，进一层以官人的奔波映衬出渔父的悠闲，突出了官人高贵反而累赘、无能，渔父卑下反而自由自在。“笑”中最能令人深思的是笑官人：一群群骑马的官人，这时也不得不借渔父的“孤舟”南渡。嬉笑诙谐之情，表现在最后两句中。
第四首词先描景，后叙事，景事相缀，以“笑”为中心线，贯串全词，写出了渔父的闲适自由的生活情景。也反映农村劳动人民的生活，呈现出一股逸然超脱的思想情趣：静谧的荒野江边，质朴的莞尔而笑的渔父与轻盈自由的江鸥为伴，跟风雨中追名逐利的官人构成鲜明的对照，作者的美丑标准也在这里明显地得到标示。这一点，又是在非常自然的化工妙手中表现出来，显示出一种“真态”的村野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