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故乡的游子，即将踏上归家的路程，那种激动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而作为被强留仁金的吴激来说，这种心态显得更加复杂而深沉。在这首词中，作者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运用白描的手法，既对这种归心似箭的情态作了生动的描述，又吐露了一腔思乡的浓烈情意。
上片“夜寒茅店不成眠，残月照吟鞭”两句写景，但采用了化景物为情思的手法。在寒意料峭的凉秋深夜，游子独自歇宿於荒郊茅店，因久别将归而一时难以入眠。这里所写旅人的内心感受，使人想起唐代温庭筠在《商山早行》中的著名诗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旅店的客人迎来第一声鸡鸣，趁着月色起身赶路，足迹印在板桥的霜上。诗人通过典型的物景，把羁旅早行的意象表现得有声有色。从旅途的感受来说，词里的含意有相似之处，但观照下句的“残月照吟鞭”，则意境上是又有不同的。吟鞭指诗人的马鞭，中天的月亮照着半夜起程赶路的游子，他不是因寒冷而满腹牢骚，倒像是高兴得自言自语，且行且吟。一个“寒”和“照”字，不仅写出了旅人的感觉与视觉形象，而且丰富了感情的容量。
“黄花细雨时候，催上渡头船”。这两句是以自然景物来泻染气氛。细雨霏霏，秋菊盛开，在具有风雅兴致的词家眼中，本该是饮酒赏菊的美好时光，但一个“催”字却使意境陡转。柳永在《雨霖铃》中写过“都门怅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的情景，那是表现一种不忍离别而又不得不离别的难舍的意绪，而这里的催上渡船是写游子急于思归的心态。
上片以写景为主，作者把自然景象与人物心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景中含情，而情融于景。这样写思念家乡之情显得十分真切自然。
词的下片，“鸥似雪，水如天”两句，承上转下，由眼前水行所见，唤起对记忆深处美好情景的神游。作者生于江南、长于江南，江南水乡之美景，诱发了他对谙熟事物的亲切感。莹白的水边鸥鸟，秋高气爽，水天相接，这诗与画的交融，可以说与王勃笔下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境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接下来，作者思绪转向身边细事。“忆当年，到家应是，童稚牵衣，笑我华颠。”此情此景，十分亲切动人。初唐诗人贺知章写过脍炙人口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里虽没有儿童笑问的场面，但儿童“牵衣”，“笑我”头发已经花白的情景，既富有戏剧性，又充满了轻松活泼的家庭气氛。然而那只是往昔的场景，或者说是想象中的一幕，而此刻不得遣返，只能留下难以忘怀的思念。
吴激早年在宋朝甚有声名，春风得意。此时屈仕北国，贰臣之疚自不待言，而思念故乡之情也只能托归来的游子之口道出。整首词造语清婉，哀而不伤。那无可奈何的思乡情丝仍能激发起读者深切的同情。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雄旷浩渺的长江，激发了多少文扬的灵感诗情。这首过江诗，就是一篇得江山之助的佳作。
首联以直叙入题，展示的是一幅江行的画面；江风阵阵，吹送着渡船从渚边出发，向着遥远的对岸驶去。然而字里行间，又隐现出了船上诗扬的心态。一方面，“酒乍醒”，精神一振，于乘风破浪中自然生出浩然和快意；另一方面，“风高”必然水急，当是舟行甚速，而诗扬却有“川途渺渺”之感，是一种苍凉迷惘的心情。这种既壮又悲的旅感，便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颌联写目击的江景。陆地渐远，茫茫蒙蒙如笼烟雾，所谓“汀烟”，说明渡船已到江心。此时江浪扑面而来，撞击船身而碎成沫雨，更加濡湿了视界；劈波而行搅动了水中的腥气，引来了俯冲而至的水鸟。这一联于视觉之外，尚有“湿”的触觉和“腥”的味觉，使扬如身临其境；写的虽是浪花、沙鸟之类的船外之物，却现出了船行的动感；风高浪急而唯有“沙鸟迎扬”，又进一步印证了“川途渺渺”的孤茫的旅况。从而将过江的题面，更加生动、淋灕地表现了出来。
由近瞻转入远眺；更由广袤的空间而及于纵深的时间；这主产生了颈联的神来之笔。长江不仅是时代的见证，而且以其天堑的地位直接影响着扬类的历史。江山年年如旧，扬事几许盛衰，浩荡不息的大江最善于向扬们提醒这种时空的错位。在诗歌的语言中，春草与“愁”、青山与“恨”本有着频繁的联系，而“三国旧愁”、“六朝遗恨”与“春草碧”、“晚山青”恰又无一不是本地风光，达到了“情”与“景”的完美结合。三国、六朝历史的旧愁遗恨集中反映在长江南岸地区，由此也可推断出诗扬的“过江”是由北向南，此时江南已遥遥在望。
尾联借倚棹吹笛的欲望，抒寄诗扬的余情。《博异志》：“笛吹三声，水上风动，波涛沆漾，鱼龙跳喷。”苏轼《前赤壁赋》记江夜泛舟，“客有吹洞箫者，……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这里的“不须倚棹吹长笛，恐有蛟龙潜出听”，从大江的一面说，益见出江上的波谲云诡，与“浪花作雨”呼应；从诗扬的一面说，则是雄豪与悲凉两兼的心情的自然发露，与首联的“扬舲”之初的情调遥映。
这首七律依过江的行程步步展开，而又一气呵成，气局严整而遒劲。尤其是颈联将怀古与即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感慨深沉，意味无尽，足称警策。这首诗曾误入同时扬张弼集中，使他意外受惠，以“六朝遗恨晚山青”扬名于世。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为之辨误，断为钱晔所作。钱晔为牧斋的族祖，《列朝诗集》的说法当属可信。
前一部分六句着重颂扬敦煌太守的政绩。从三个角度写。前两句从太守自身角度写。首句直接点出颂扬对象及他的才能和贤德，即才德兼备。次句既用“郡中无事”写辖境地方太平，又以“高枕眠”写太守从容自如，举重若轻，其中又颇含高士的雅致，从而以具体形象补足上句“才且贤”。从“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园里人种田”两句所勾划的和平劳动、安后乐业的图景中，可以看到太守的政绩是卓著的，他又是怎样的“才且贤”，这是从政治角度写的。后两句从百姓反映的角度写。诗人着意选取了那些富有代表性的人物：“敦煌耆旧”，写他们对太守的看法。他们饱经沧桑，有丰富的阅历，有前后的比较，是敦煌历史发展的见证人，能够获得他们的衷心拥戴，对太守的政绩无疑是个极有力的烘托。通过以上六句层次分明、周到而又得体的赞扬，敦煌太守的“才且贤”已被写得十分突出。
诗的后半部分写后庭酒筵场面。也分别从各个方面来铺写。先写酒筵的环境：月出城头，星斗满天的良宵。次写写席间陪酒的美女，着重写她们打扮的艳美，以衬托“锦筵”二字。而醉后游戏场面写得很细致，很有兴味；最后以“此中乐事亦已偏”作总的归结。这段描写，既注意到酒筵的时间顺序，又注意到酒筵的各个方面；筵前的气氛轻松恰悦，筵中和醉后写得气氛热烈。诗人经历了长途跋涉来到敦煌，在这样一个塞外晴朗的月夜，参加了这样一个筵会，因而诗人的心情是极欢快的。
岑参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当地人民安居乐业而欣慰的感情，也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劳动人民是怎样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但诗人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太守到来”。地方官的能政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固然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的劳动，诗人这里的称颂未免有过份之处。而且，把后幅描绘的花团锦簇的酒笼与前幅“黄沙破里人种田”相对照，就表现了作者阶级意识的流露。
这首词咏物，上片写杜鹃啼血而未唤得人归，其实是在写自身。下片写对怀国之士的同情和对国破家亡的悲痛。这首词采用象征、双关手法。语言深沉，感情强烈。
词上阙写杜鹃啼血却未唤得人归。杜鹃声声，是为唤回远在天涯的游子，口中啼叫出血，化作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可是直到花残花落，也未见人影返回家。这是在咏杜鹃，其实也是在写词人自身，借咏杜鹃之事，抒写他的悲凉慷慨、孤独悲愤。词人一生志在复明，到处奔走呼号，可谓坚定决绝，不遗余力。这“血洒青山尽作花”的大气磅礴之语，正是他忠贞不依、不屈不挠、竭尽心血的写照。然而尽管他像杜鹃啼血般呼唤流落四处的有志之士奋起复国，但却没有人响应。
词下阙是借昭君琵琶诉恨故事，书写怀国之士的痛心。下片的内容有对大明的抱怨，有对怀国之士的同情，更有对国破家亡的悲痛。下片写朱楼凤阙尽管富丽堂皇，但其中常有宫人遭禁、后妃失宠之怨恨；王昭君被选入宫，倍受冷落，怀着幽怨之情嫁入匈奴的，带着归汉不得的怨恨，留坟于大漠之上。昭君墓本只有一个，此处却冠以“无穷”，显然词人说的是现在像王昭君那样命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被大明遗忘的怀国之士，只能流落他乡。当年昭君归汉不得，惟以琵琶诉恨。如今那些怀国之士恐怕也是杜鹃声声催归不来的，他们只能像昭君般，借琵琶抒发自己的怨恨了。
上片首写西湖荷花盛多： “四面垂杨十里荷，问云何处最花多。”颍州西湖是安徽的风景名胜，其十里荷花更是秾丽迷人。人谓“东坡处处有西湖”，如杭州有西湖，颍州也有西湖，“性本爱丘山”的词人，他吟咏湖山，并热爱湖山。在十里荷香的颍州西湖，必会引发他描摹湖景的无限乐趣，故下文云：“画楼南畔夕阳和”。在四面依依垂杨和十里荷香的幽雅境界里，词人又看到南畔的画楼顶端正挂着一轮温和的夕阳，五彩的晚霞笼罩天空，映照着水波荡漾的湖面，给人以舒展惬意的美感享受。
下片突然转折，从快意煞时转向孤寂哀伤：“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天气乍凉引发了词人的寂寞感，真实而自然，但实际上，并非天凉必然引起寂寞，而是由于词人内心早存寂寥空漠的人生感受的缘故，天凉只是气候的诱因而已。此时的词人，可谓壮志难酬而心存忧虑，他在朝中屡遭小人攻讦和当轴者的忌恨，被迫“补外”作地方官。词人此时正是在三次被排挤而“补外”的坎坷境遇中，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使他厌倦仕途、崇尚归田。结语“且来花里听笙歌”，说自己且忧中取乐，躲进荷花丛中来听赏悠扬哀伤的笙歌。
此词作细致描绘了词人面对颍州西湖的盛开荷花所引起的仕宦寂寞感受。全词大起大落，心物交融，强烈反差，寄慨遥深。本欲在淡泊利禄中使自己的心理获得平衡，然而实际上却是“剪不断、理还乱”，使自己陷入愈加难以解脱的矛盾苦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