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葬花吟》是曹雪芹创作的章回小说《红楼梦》女主人公林黛玉所吟诵的一首诗。这首诗在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体，名为咏花，实则写人。全诗血泪怨怒凝聚，通过丰富而奇特的想象，暗淡而凄清的画面，浓烈而忧伤的情调，展现了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内心的矛盾与痛苦、细微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其在生与死、爱与恨等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对自身存在焦虑不安的体验和对生命迷茫的情感。将花拟人，以花喻人，把花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紧相联系，有力地控诉了那些摧残花的自然界和扼杀人的黑暗社会恶势力。明写花，实写人，将人物的遭遇、命运、思想、感情融汇于景与物的描绘之中，创造出内涵丰富、形象鲜明生动的意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整首诗是林黛玉生命理念和人生价值的真实写照。全诗抒情淋漓尽致，语言如泣如诉，声声悲音，字字血泪，满篇无一字不是发自肺腑、无一字不是血泪凝成，把林黛玉对身世的遭遇和感叹表现得入木三分。《葬花吟》写出主人公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是为其思想价值。
此诗另一价值在于它为后人提供了探索曹雪芹笔下的宝黛悲剧的重要线索。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指出：没有看过“宝玉之后文”是无从对此诗加批的；批书人“停笔以待”的也正是与此诗有关的“后文”。所谓“后文”当然是指后半部佚稿冲写黛玉之死的文字。如果这首诗中仅仅一般地以落花象征红颜薄命，那也用不着非待后文不可；只有诗中所写非泛泛之言，而大都与后来黛玉之死情节声切相关时，才有必要强调指出，在看过后面文字以后，应回头来再重新加深对此诗的理解。由此可见，《葬花吟》实际上就是林黛玉自作的“诗谶”。
为落花缝锦囊，为落花埋香冢；还要悲哭，还要作诗。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荒唐”举动，唯有痴情如宝黛者方能理解，也唯有发生在宝黛身上方能为世人所理解。和曹雪芹同时期的富察·明义《题红楼梦》绝句说：“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如。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似谶成真”，这是只有知道了作者所写黛玉之死的情节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以前红学研究者还以为明义未必能如脂砚那样看到小说全书，从此绝句中可以看出，他读到过后半部部分稿子的可能性极大，或者至少也听作者交往的圈子里的人比较详尽地说起过后半部的主要情节。如果说，明义绝句中提到后来的事像“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之类，还可由推测而知的话；那么，写宝玉贫穷的“王孙瘦损骨嶙峋”，和写他因获罪致使他心中的人为他的不幸忧忿而死的“惭愧当年石季伦”等诗句，是再也无从凭想象而得的。
上面所引之诗中的后两句也是如此：明义说，他真希望有起死回生的返魂香，能救活黛玉，让宝、黛两个有情人成为眷属，把已断绝的月下老人所牵的红丝绳再接续起来。可想而知，只要“沉痼”能起，“红丝”也就能续，这与后来续书者想象宝、黛悲剧的原因在于婚姻不自主极为不同。倘若一切都如程伟元、高鹗整理的续书中所写的那样，则贾宝玉已有他属。起黛玉“沉痼”毫无作用。“续红丝”当然不是为了要她做宝二姨娘。
《葬花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等末了数句，书中几次重复，特意强调，甚至通过写鹦鹉学吟诗也提到。可知红颜老死之日，确在春残花落之时，并非虚词作比。同时，这里说“他年葬侬知是谁”，前面又说“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飘泊难寻觅”等等，则黛玉亦如晴雯那样死于十分凄惨寂寞的境况之中可以。那时，并非大家都忙着为宝玉办喜事，因而无暇顾及，恰恰相反，宝玉、凤姐都因避祸流落在外，那正是“家亡莫论亲”、“各自须寻各自门”的日子，诗中“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或含此意。
“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几句，原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怜落花而怨及燕子归去，用意甚难把握贯通。倘作谶语看，就比较明确了。大概春天里宝黛的婚事已基本说定了，即所谓“香巢初垒成”，可是，到了秋天，发生了变故，就像梁间燕子无情地飞去那样，宝玉被迫离家出走了。因而，她悲叹“花魂鸟魂总难留”，幻想着自己能“胁下生双翼”也随之而去。她日夜悲啼，终至于“泪尽证前缘”了。
这样，“花落人亡两不知”，若以“花落”比黛玉，“人亡”（流亡也）说宝玉，正是完全切合的。贾宝玉凡遭所谓“丑祸”，总有别人要随之而倒霉的。先有金钏，后有晴雯，终于轮到了黛玉，所以诗中又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双关语可用来剖白和显示气节。“一别秋风又一年”，宝玉在次年秋天回到贾府，但所见怡红院已“红瘦绿稀”（脂评），潇湘馆更是一片“落叶萧萧，寒姻漠漠”（脂评）的凄凉景象，黛玉的闺房和宝玉的绛芸轩一样，只见“蛛丝儿结满雕梁”（脂评谓指宝黛住处），虽然还有薛宝钗在，而且以后还成其“金玉姻缘”，但这不能弥补他“对境悼颦儿”时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创痛。“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只是从脂评所提及的线索中可以得到印证的一些细节，所述未必都那么妥当。但此诗与宝黛悲剧情节必定有照应这一点，应不是主观臆断；其实，“似谶成真”的诗还不止于此，黛玉的《代别离·秋窗风雨夕》和《桃花行》也有这种性质。前者仿佛不幸地言中了她后来离别宝玉的情景，后者则又像是她对自己“泪尽夭亡”（脂评）结局的预先写照。
有人说《葬花吟》是从唐寅的两首诗中“脱胎”的（《红楼梦辨》）。诗歌当然是有所继承借鉴的，但不应把文艺创作的“源”和“流”的关系弄颠倒了。说到《葬花吟》在某些遣词造句、意境格调上利用前人之作，实不必到明人的集子中去找。唐初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类为人熟知的诗句也足以借取利用。即如葬花情节，也未必径取唐寅将牡丹花“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事，作者的祖父曹寅的《楝亭诗钞》中也就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也不足以启发他的构思。但这些都是“流”，都仅仅是利用，既不表现诗的主要精神，也决不能代替作者源于现实生活的创造。何况，如前所述，此诗中，作者运笔鬼斧神工之处，完全不在于表面上那些伤春惜花词句的悱恻缠绵。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不自知。”黛玉这首抒情诗，实际上也是隐示其命运的谶语。她如一朵馨香娇嫩的花朵，悄悄地开放，又在狂风骤雨中被折磨得枝枯叶败，从世界上悄悄消逝。说这首诗是谶语，是就其整体的思想而言，并不是说每字每句都隐示着黛玉的具体遭遇。
《葬花吟》中消极颓伤的情绪也是极其浓重且不容忽视的。它曾对缺乏分析思考能力的读者起过不良的影响。这种情绪虽然在艺术上完全符合林黛玉这个人物所处的环境地位所形成的思想性格，但毕竟因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借所倾心的人物之口来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而显露了他本身思想的弱点。
其实《葬花吟》不仅仅是黛玉一个人的诗谶，同时也是大观园群芳共同的诗谶。她们尽管未来的具体遭遇各不相同但在“有命无运”这一点上却没有两样，都是在“薄命司”注册的人物。随着贾家的败落，所有的大观园内的女孩儿都要陷于污淖、沟渠之中，都没有好命运。
首联紧扣“出山”二字，写出山路途。在狭窄的山路上，曾巩乘坐着竹轿，眼前一片光明，带着一身清爽。
颔联承接上文，写出山路上所见。白云和流水也像是有了人的情态，白云笑我出山是多事之举，而流水却对我情谊颇深，一路随着送我出山。
“云”这个意象在诗歌中有两个比较常见的含义，一是指游子，二是指小人。因云无根，随风而飘，身不由己，正如羁旅之人，所以用来指游子。如李白《送友人》:“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古诗《行行重行行》:“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云又是没有主见的，风往何处吹，云就往何处飘，正如见风使舵之人，所以又可以用来指小人。比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里的“浮云”都是指小人。
在这首诗中，联系后文“起为苍生试一鸣”来看，曾巩这次出山应是为百姓而出仕从政的，所以这里的“白云”应是指小人。小人们嘲笑我这次出山是多事之举，殊不知我此行是要为天下苍生发声鸣不平。
颈联和尾联转到曾巩对“出”与“隐”的看法。身在官场，终不如山中飞鸟那般自由自在，隐居
山中的僧人，这一生就可以悠然闲适地度过，这种生活真令人羡慕。可以看出，曾巩对隐居
生活是充满了向往的。然而，他与红尘俗世也并非全然了断，为了替天下苍生发声鸣不平，他最终还是放弃了隐居生活，决然出山。在“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把个人之乐暂且放下，将苍生之忧挂在心头。在这一点上，他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可谓异代同心。
此诗开篇写道：“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在皎洁的月色光下，蟋蟀在低吟，并交织成一曲无比清切的夜之旋律。在此，诗人从视角和听觉两方面描写了环境，不但表现出环境的幽静，心境的凄然，而且也暗示了时间是很晚了，也就是下半夜时间。再看夜空，“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北斗横转，那由“玉衡”“开阳”“摇光”三星组成的斗柄（杓），正指向天象十二方位中的“孟冬”，闪烁的星辰，更如镶嵌天幕的明珠，把夜空辉映得一片璀璨。一切似乎都很美好，包括那披着一身月光漫步的诗人。在中国古代，人们都是根据斗星所指方位的变换来辨别节令的推移。据金克木先生解说，“孟冬”在这里指的不是初冬节令（因为下文明说还有“秋蝉”），而是指仲秋后半夜的某个时刻。此时此刻诗人还在月下踽踽步，说明诗人心神不宁，胸中缠绕着忧愁。
诗人默默无语，在月光下徘徊。“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野草上已沾满晶莹的露珠，在月光下显得那样晶莹，寒气逼人，明显感觉到时节已经转换。诗人已经感觉到，深秋已在不知不觉中到来，时光之流驶，又是一年秋天到来了。当然，这里写了时间的快速流逝，也是在暗示时间不饶人，人也在一天天老去。怪不得往日的燕子（玄鸟）都不见了，原来已是秋雁南归的时节。这些燕子又将飞往哪里去呢？——“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这就是诗人在月下所发出的怅然问叹。这问叹似乎只对“玄鸟”而发，实际上，它又是诗人那充满失意的怅然自问。从下文可知，诗人之游宦京华已几经寒暑。而今草露蝉鸣、又经一秋，它们在诗人心上所勾起的，是流离客中的无限惆怅和凄怆。
以上八句从描述秋夜之景入笔，抒写诗人月下徘徊的哀伤之情。适应着秋夜的清寂和诗人怅惘、失意之感，笔触运得轻轻的，色彩也一片渗白；没有大的音响，只有蟋蟀、秋蝉交鸣中偶发的、诗人那悠悠的叹息之声。当诗人一触及自身的伤痛时，情感便不免愤愤起来。诗人久滞客中，在夜半如此焦灼难眠，那是因为他曾经希望过、期待过，而今这希望和期待全破灭了。
理想破灭，心烦意乱，夜不能寐。于是，诗人写道：“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这句是以鸟的展翅高飞比喻同门友的飞黄腾达。这在当初，无疑如一道灿烂的阳光，把诗人的前路照耀得五彩缓纷。他相信，“同门”好友将会从青云间垂下手来，提携自己一把；总有一天，他将能与友人一起比翼齐飞、邀游碧空。但事实却大大出乎诗人预料，昔日的同门之友，而今却成了相见不相认的陌路之人。他竟然在平步青云之际，把自己当作走路时的脚迹一样，留置身后而不屑一顾了。“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这毫不经意中运用的妙喻，不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同门好友“一阔脸就变”的卑劣之态，同时又表露了诗人那不谙世态炎凉的无比惊讶、悲愤和不平。
至此全诗的主旨方才揭开，那在月光下徘徊的诗人，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被同门好友所欺骗、所抛弃的落魄者。在他的背后，月光印出了静静的身影；而在头顶上空，依然是明珠般闪烁的“历历”众星。当诗人带着被抛弃的余愤怒仰望星空时，偏偏又瞥见了那名为“箕星”、“斗星”和“牵牛”的星座。诗人顿时生出一股无名的怨气，指点着这些星座大声责问起来：“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扼！”这里语出《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颠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车）”。诗人在此借用“南箕”“北斗”“牵牛”等星宿表现出了有虚名无实用，借此比喻朋友的有虚名无实用。失意落魄的诗人心中很是痛苦，夜不能寐，走出房间，仰望天空，看见星星，由此而想到“同门友”的淡漠，心中忧愤不已，苦闷无处发泄，就借此问问星星。其实，这里也暗示了诗人没有什么朋友，即使有，也是十分功利的、无情意的人。
诗歌最后写道：“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想到当年友人怎样信誓旦旦，声称同门之谊的“坚如盘石”，可而今“同门”虚名犹存，“盘石”一样的友情也再没有了。诗人终于仰天长叹，以悲愤的感慨收束了全诗。这叹息和感慨，包含了诗人那被炎凉世态所欺骗、所愚弄的无比伤痛和悲哀。
抒写这样的伤痛和悲哀，本来只用数语即可说尽。此诗却偏从秋夜之景写起，初看似与词旨全无关涉，其实均与后文的情感抒发脉络相连：月光笼盖悲情，为全诗敷上了凄清的底色；促织鸣于东壁，给幽寂增添了几多哀音；“玉衡指孟”点明夜半不眠之时辰，“众星何历历”暗伏箕、斗、牵牛之奇思；然后从草露、蝉鸣中，引出时光流驶之感，触动同门相弃之痛；眼看到了愤极“直落”、难以控驭的地步。这就是《明月皎夜光》写景抒愤上的妙处，那感叹、愤激、伤痛和悲哀，始终交织在一片星光、月色、螺蜂、蝉鸣之中。
公元前601年，单襄公受周定王委派，前去宋国、楚国等国聘问。路过陈国时，他看到路上杂草丛生，边境上也没有迎送宾客的人，到了国都，陈灵公跟大臣一起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去了著名的寡妇夏姬家，丢下周天子的代表不接见。单襄公回到京城后，跟定王说，陈侯本人如无大的灾难，陈国也一定会灭亡。
单襄公的预言很快实现了。两年后，与夏姬私通的陈灵公在谈笑中侮辱夏姬的儿子夏征舒，被夏征舒射死。
单襄公的先见之明不止一次。前575年，周简王十一年，楚晋两国对决，结果楚军大败。晋国获胜后，派至向周简王告捷。在朝见周王之前，王叔简公设酒宴招待至，互赠厚礼，谈笑甚欢，王叔简公在朝堂上称赞至。至还在邵桓公面前自夸功大，说晋国这次打败楚国，实际是由于他的谋划。邵桓公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单襄公：“王叔简公称赞至，认为他一定能在晋国掌权，因此王叔简公劝我们各位大臣为至多说好话，以便今后在晋国能有所照应。”
单襄公很不客气地说：俗话说“刀架在脖子上”，恐怕就是指至这种人吧。君子不自我吹嘘，并非为了谦让，而是怕掩盖了别人的长处。大凡人的天性，总喜欢超过别人，但不能用无视别人长处的手段。越是要掩盖别人的长处，他压制下边的人也就越厉害，所以圣人看重谦让。如今至的位置在晋国其他七卿之下而想超过他们，那也就会有七人的怨恨，至将凭什么来应付呢？刀已经架在至的脖子上了。
单襄公的这个预言还未完，到了第二年，前574年，鲁成公跟晋、齐、宋、卫、曹、邾等国在柯陵结盟。单襄公躬逢其盛。在柯陵盟会上，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走路时眼睛望远不望近，脚步也抬得高高的，心不在焉。又看到晋国的大臣说话很冲，说话则总是绕弯子，至还是那样自吹自擂，齐国的大臣国佐说话也是毫无忌讳。单襄公对鲁成公说，晋国很快就要发生内乱，国君和三恐怕都要大难临头了。甚至齐国的国佐也有灾祸，他处在淫乱的齐国，却喜欢讲直话，明指他人的过失，这就会招人恨。因为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接受别人的随意指责，齐国有这种人吗？
单襄公一口气预言五个人的命运。先知的话很快实现，晋厉公回国不久就诛杀三。第二年，前573年，晋国大臣诛杀晋厉公，葬礼只用了一车四马。同年，齐灵公杀国佐。单襄公的预言不到三年就全部实现。
单襄公的先知之能尚不止此。他还预言了寄留于周天子脚下的晋襄公的曾孙周子将来一定会成为晋国的国君。结果，晋厉公被弑后，国中无主，晋人迎回周子立为国君，这就是晋悼公。至此，单襄公的预言彻底实现。
对单襄公的预言，人们一直试图进行理性的解释，却也难以理解先知的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