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写与情人的别后相思。上片起首二句以极其工整的六言对句，追忆昔日欢会的美好情景，温馨旖旎地写出了男女欢会这样一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态：一对情侣，姹紫嫣红、争芳斗艳的小园深径里携手赏花，夜静人寂、凉风习习的幽雅斜廊上扶肩待月，卿卿我我，情意绵绵。这两句极其生动而概括。
接下来两句一反起首二句追忆欢会时的热烈缠绵，陡然转入当日回想时的悲凉，形成感情上的巨大落差，从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产生了动魂荡魄的艺术效果。上句以一“已”字，突出了惜别之际，稍作延伫，已经若有所失、怅然迷茫的悲哀；下句又以“不堪”二字相呼应加倍写出当日回想时的痛心疾首，凄婉欲绝。这两句与李商隐《锦瑟》诗中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可谓意境相类，但各尽其妙。
上片四句，两句一层，情调大起大落。词人一开始就将欢会写得缠绵热烈，细腻逼真，然后当头棒喝，由热烈缠绵一下反跌到悲凉凄惨，形成情感洪流的巨大落差，从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使词作含义深远，余味无穷。
下片四句，笔法又有所不同。词人如剥笋一般，层层深入地具体说明往事不堪回首的原因。第一句“欲”字，是说自己主观上的愿望。和心上人分别之后，羁宦天涯，见面固然已属痴想；然而不料就连互通音问，互慰愁肠这一点愿望也由于人如天远，书无由达而落空。主观的愿望被客观的现实无情地击碎，这种情况下去回想旧日的欢会，这是一“不堪”。第二句“难”字，是客观环境对自己所造成的影响。一个人对着孤灯，凄清寂寞，百无聊赖，漫漫长夜中咀嚼着分离的痛苦，当然会产生长夜如年那样难以销磨的无限感慨。这是二“不堪”。第三句“小窗风雨”是耳边所闻。听着风雨敲打窗扉之声，词人不禁肝肠俱碎。“碎”字极炼而似不炼，情景两兼，可称得上是著一字而境界全出。这是三不堪。第四句收束全词，以“更”透进一层，指出以上之种种，全发生；“孤舟枕上”，把羁旅愁思、宦途枨触与恋情打成一片。这是四“不堪”。这四“不堪”齐于一身，已使人难以承受，何况又纷至沓来，一时齐集。
全词用笔句句紧逼，用意层层深入，沉郁顿挫，情厚意婉，将主人公与恋人的别后相思之情抒写得淋漓尽致。不愧为爱情词中的佳作。
这首词是于重九席上吟咏老人心怀的，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感喟。全词以白描的手法，直抒胸臆，既写自己衰老的形态，又写自己不服老的精神，沉郁苍凉，显示出作者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力求超越自我，获取心理平衡的努力。
开头二句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感喟人生，点出题旨。“有甚闲愁可皱眉”，实际是说自己愁眉不展，并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闲愁。作者接下指出为什么要皱眉头，主要是因有老人心怀，故无情无绪，往往自伤自悲。在这里，作者强调了老人心怀，点出了题意。作者的老人心怀也不是否凭空产生的。作者在《满江红》（曲几团蒲）词中借朋友之口劝他：“万自莫侵闲鬓发，百年正要佳眠食。”而在《满庭芳》（西崦斜阳）中又说：“无穷身外自，百年能几，一醉都休。”这一切都表明他想极力超拔人生困境，但终究不易，“百年”二句写出了他对人生困境的觉悟与认识。前一句是说人生百年，转眼即逝；而后一句则是说世路坎坷，壮志莫伸，人情冷暖，晚景落寞，这一切的磨难，都在自己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回首往自，反思人生，使他产生了某种空漠感和幻灭感，故以消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对他来说，枕流洗耳的高洁，竹间下棋的幽雅，饮酒赋诗的超逸，乃至访亲问友的欢快，一概没有兴趣，也懒于去学去做。“溪上枕”三句，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他对人生的淡漠。但人生的遗憾，并没有使他走上颓唐和玩世。他还是要乐观地面对现实。故词的结尾二句用欲抑先扬的手法，指出现在所说的我身体强健也好，还是说我十分精神也好，都是相对的，是和“年时病起时”相比较而言的。这样结尾既照应了开头，又点出了产生老年心怀的原因，还表现了作者力求超拔人生困境的潇洒的生活态度，意义是极其丰富和深刻的。
这首词表现浪迹天涯的游子，急切盼归却又归期难定的苦闷心情。上片初闻杜鹃啼叫，触动情怀，感觉鸟儿在殷勤地与行人说话。下片写不断地听杜鹃啼叫后，心情变得十分烦躁，埋怨鹃鸟在作弄人，曲折地反映了生活对人的作弄最后用反跌之笔，强化了游子有家难归、孤独烦闷的心态。这首词构思巧妙，情感真挚，语言流丽，有一定的感染力。
上片写羁旅行人梦中得到杜鹃“殷勤”劝慰：山色青翠、春深花繁之时，流莺漫不经心地随意飞鸣，唯有杜鹃善解人意，于百花深处向行人殷勤劝慰。“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写鹃啼的环境和季节。青翠的山色，如何逊“《仰赠从兄兴宁真南》：“高山郁翠微”；也用以指代青山，如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与客携壶上翠微”。此处指青山，说在靠着青山的十里楼台的旁边，在春天百花盛开的深处，听见了杜鹃啼叫。
“殷勤自与行人语，不似流莺取次飞”，说杜鹃在花间不断地叫着，好像对“行人”很有情感，不惜“殷勤”相告，比起黄莺的随意飞动，对人漠不关心，大不相同。黄庭坚《次韵裴仲谋同年》：“烟沙篁竹江南岸，输与鸬鹚取次眠。”也是用这个词来写鸟。“行人”走在春色绚烂的优美环境中，心情本来是会愉悦的，但因为离家作客，所以听了杜鹃叫声，不免会引起思家之念，作客之愁。那么，词中所写的美丽景色，又正好为杜鹃叫声的感人作了反衬。
下片写杜鹃对行人梦醒之后的声声规劝：羁旅之人一梦惊醒，已是阳光明媚，杜鹃仍在喋喋不休，“声声只道不如归”，本是好心规劝，谁知却帮了倒忙，反而使得羁旅之人益发孤寂、更多春愁，惹得他久久蓄积在心的思归怀人之情倾泻而出，再也控制不住，因而斥责杜鹃，“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惊梦觉，弄晴时，声声只道不如归”，在晴朗的春日，杜鹃偏又卖弄它的叫声，“行人”从梦中惊醒，听到的还是声声的“不如归去”。前面路上初闻鹃啼，感到“殷勤”；听得太多，睡在床上也被叫得不安，叫的又是一句人所做不到的话，那“行人”心中自然也就变得有点烦躁了。
“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不是自己不想回家，只是自己不能决定归期，生活不能由自己主宰，没有什么办法。结句以反诘句收束全词，突出行客思归怀人之深切，点明本词题旨，同时又回答了杜鹃“不如归去”的声声规劝，句法巧妙，抒情委婉沉郁。这是在烦躁中的思念，说是自言自语行，说是对杜鹃的回答也行。这里表面上有埋怨鹃鸟无知、强聒难耐的意思，但归根到底，是对真正“作弄”人的生活遭遇的愤慨。这片词，话说得比较直致，但内容还有曲折。
同样听到一种鹃声，不同的诗人、词家，可以从各自的处境、各样的角度写出不同的感受。杜荀鹤的“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是愤慨文章无用之言；韦应物的“邻家孀妇抱儿泣，我独展转为何情”，是同情丈夫死在外地的寡妇之言；朱敦儒的“月解重圆星解聚，如何不见人归？今春还听杜鹃啼”，是痛心国土沦陷，南北亲人不能团聚之言；范仲淹的“春光无限好，犹道不如归”，是豁达之言；杨万里的“自出锦江归未得，至今犹劝别人归”，是诙谐之言。晏几道这首词，则是对浪迹在外、有家难归的生活的叹息之言，写得真切，有一定的感染力；结尾两句，用反跌之笔表曲折之情，意境尤深。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平陵东》属汉乐府中的《相和歌辞·相和曲》。这首诗写一个善良的人平白无故被人绑架去敲诈勒索，被逼无奈，只好叫家人卖掉小黄牛凑线来赎身的故事。
全诗每三句为一节。第一节写出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经过。在平陵东侧一片阴森浓密的树林中，一位善良的平民义公遭到了绑架。事情发生得突然，义公心中充满了惊疑恐惧之情。这绑架良民的行径是何人所为？“不知”句提起疑问，含煳得极好。联系下文的“高堂”“追吏”，可知这是官吏捕人。不言其“捕”而斥为“劫”，意在表现出官吏行事的粗暴凶狠。观其行迹，真如盗匪，使人不能相信这是官吏行径。直来到高堂之下，才敢确定这劫义公的竟是官府所为。以“不知”故作疑惑，含讽刺之意于言外，掲露出“官府即盗匪，官府甚于盗匪”的黑暗现实。笫二、三节就直写官吏敲榨勒索财物的强盗行径。高堂之上，本应是主持正义、惩办强暴的所在，现在却要义公“交钱百万两走马”，贪暴官吏公然逼迫善良百姓，义公在猝然之间遭此厄运，如此惊人的巨额赎资不可能交纳得出来。
“两走马，亦诚难”，义公为此悲愁交加，百般煎迫。可稍有迟疑，摧辱即至，逼得他一看到追逼的官吏，就不由得心惊色变。“心中恻，血出漉”极写出义公内心痛愁恐惧的惨烈。在贪官暴吏敲骨榨髓的勒索之不，他感到仿佛心中的血都要流尽了。透过这极端痛苦的心 情，不难想象出义公在官府遭受到的摧辱与折磨该有多么严酷。在此绝望之中，他已经无路可走，只好忍痛“归告我家卖黄犊”。一个善良的平民在虎狼之吏的逼迫下，就这样倾家荡产了。这悲惨的结局中又凝结着多少痛苦和悲愤！即便如此，可黄犊所值有限，以这点微薄的赎资能满足那贪狠恶吏的无厌之欲，使义公逃脱这场厄运吗？诗歌最终引发出对人的永久关切。
这首诗和两汉其他乐府民歌一样，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通过“义公”被劫持、被勒索、被逼卖黄犊几个细节，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揭露了一个社会问题：即广大人民的穷困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使然，“义公”一家的遭遇即是一证。
《平陵东》篇幅短小，情节也不复杂，但含意非常深刻。它反映了在黑暗残暴的社会中人民生活的艰难苦痛。在简洁的叙事中融入抒情，表达人民痛楚、悲愤的感情，格调凝重。在语句上，毎节的第一句重复上一节的最后三个字，运用了民歌中常见的“顶针续麻”的修辞手法，以文字上的复迭，造成迂回往复、反复吟咏的效果，使语意更加连贯，加强了诗歌的抒情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