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狱咏蝉》是唐代文学家骆宾王的代表诗作。此诗作于患难之中，作者歌咏蝉的高洁品行，以蝉比兴，以蝉寓己，寓情于物，寄托遥深，蝉人浑然一体，抒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遭时徽纆”的哀怨悲伤之情，表达了辨明无辜、昭雪沉冤的愿望。
全诗情感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语意双关，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物诗中的名作。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意思是，秋天蝉声不断，引起了身陷囹圄的诗人的无限愁思。诗人触景生情，情因景生。情感从何而来，是因闻见了蝉声。该诗用起兴对起开篇，将蝉声与愁思对举，两相映照，下笔自然，工稳端庄。即是咏物，物必在先。首句咏蝉，次句写己。咏物非本意，借物抒情才是目的。西陆：指秋天。《隋书·天文志》载：“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南冠：楚国的帽子，指代囚犯。在此指诗人自己。《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挚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因楚国在南方，南冠一词，便由此而生。后人借来用以指囚犯。首联两句诗衔接自然，浑然天成。写蝉时，抓住两点：时间是秋，动作是唱；写人时，抓住三点：身份是囚犯，心理活动是愁思，愁思的程度是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承接首联，是隔句相承。第三句承接第一句继续写蝉，第四句承接第二句继续写己。不堪：承受不了。玄鬓：指蝉。古代妇女将鬓发梳为蝉翼之状，称之蝉鬓。这里以玄鬓称蝉。白头吟：乐府曲名。据《西京杂记》说，西汉时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对才女卓文君的爱情发生危机，卓文君作《白头吟》诗：“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终使司马相如回心转意，两情重归于好。“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的字面意思是，蝉凄切的悲声仿佛是在一遍遍吟唱卓文君的《白头吟》“凄凄重凄凄”，这声音真难以让人忍受。深层意思是，蝉啊，你不该对着我这鬓发苍白的牢狱之人唱你凄凉的歌。你的吟唱正好刺痛了我的内伤，正好引起了我的愁思。骆宾王巧借“白头吟”用来一语双关，加深了原意。首联写听觉，由蝉及人，闻蝉声而动客思；这一联写视觉，由己及蝉，观玄鬓而自悲伤。蝉是玄鬓，我却白头；我身陷囹圄，它来往自由；它倚树高唱，我独自哀愁。它如今的玄鬓，我过去也曾拥有，别看我现在白发满头！它如今的吟唱，我过去也曾练就，别看现在用铁锁锁紧了我的歌喉！蝉啊，你就是我的从前，你就是我的化身，我何时能脱去囚服像你一样蜕皮羽化，获取自由？这两句诗沉郁深婉，感人至深，令人叹惋。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两句，诗人字字咏蝉，字字借蝉自况。“露重”、“风多”言环境险恶；“飞难进”言难以进取；“响易沉”言声音难以发出。蝉如此，我和它还会有什么两样？这两句诗至少有两层意思。表层意思是在咏蝉，深层意思是在借物抒怀。在这里，蝉即我，我即蝉。“露重”、“风多”又特指政治环境险恶；“飞难进”又特指诗人在人生仕途方面难以进取；“响易沉”更特指自己的言论难以发出。诗人结合自己的身世和处境，在选取意象方面十分精当，用露和风两种自然现象既适用于蝉，又适用于人。这里的露和风，一旦入诗，就不是普通的自然现象，而是注入了诗人的情感，由物象转化成了意象。所以，“露重”、“风多”就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是咏蝉，处在不同环境的人所选的角度和立意皆不相同。初唐虞世南也有一首诗咏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身居高位，诗的字里行间迸发出的都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难见半缕愁绪。因冤狱而被投入大牢的骆宾王岂可跟虞世南同日而语。同是写露，在虞诗中用来供蝉饮，在骆诗中则因“露重”而“飞难进”；同是写风，在虞诗中不用借，因蝉已身居高位；在骆诗中则嫌“风多”，自己的声音难以发出。所以二人同咏一物，题材相同，时节相同，则立意迥异。
诗人在写这首诗时，由于感情充沛，功力深至，故虽在将近结束之时，还是力有余劲。第七句再接再厉，仍用比体。秋蝉高居树上，餐风饮露，没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诗人喻高洁的品性，不为时人所了解，相反地还被诬陷入狱，“无人信高洁”之语，也是对坐赃的辩白。然而正如战国时楚屈原《离骚》中所说：“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来替诗人雪冤。“卿须怜我我怜卿”，意谓：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末句用问句的方式，蝉与诗人又浑然一体了。
好诗，不但要有诗眼，以放“灵光”，而且有时须作“龙吟”，以发“仙声”。对照杨炯的《从军行》与杜甫《蜀相》，两诗若无“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龙吟”句殿后，直抒胸臆，剖献“诗心”，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此诗亦然，尾联诗人愤情冲天，勃发“龙吟”，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蝉身”，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这颗诚心恰如其《序》所说，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不以世俗更易秉性，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正是这裂帛一问，才使《在狱咏蝉》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超然于初唐诸宫体艳诗之上。
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曰”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
第一首一二两句都是因果句：由于“病眼”，所以“逢书不敢开”，由于“春泥”所以“谢客亦无来”。而这正是他感到寂寞的来由，“更无短计销长日”，春末时节，日并不长，然而偏偏说“长日”，大概是从《诗经》的“春日迟迟”化来。这个“长”字，有力地表明了作者的寂寞无聊。因为越是无事可做，便越感到日长，这正反映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厌恶。“短计”，即肤浅之计，“短”与“长”字相对，连个短计也还想不出来，真是无法打发这漫长的一天。
围绕栏杆行走，而且至于百回之多，这样写有点夸张，可是读者又感到真实，因为这正是绞尽脑汁想出的“短计”，他的“短计”，似平只有如此。这句话写得很具体，也很形象，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百无聊赖的人，围绕着栏杆不停地打转转。
以上两句，特别是末句，质朴无华，形同口语，这正是杨诗在语言上的一个特点。
在百无聊赖中，不免思归了。作者此次寓居临安，是短暂的，没有多久，便由于“丁父忧”而回乡了。看来他很不习惯于这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
第二首“不关老去愿春迟”，暗点题目的“春尽”。春天己经过去，但他还希望春天走得慢一点。他明确表白这个愿望是“不关老去”的，究“愿春迟”的原因则是“只恨春归我未归”，这就道出了作者的积愫，也点出了题目的“旅怀”，原来是因为春已归去而自己却不能归去的缘故。“恨”字直贯“春归我未归刀。看到春归，“我未归”之恨愈甚。
“最是杨花欺客子”，又转向“杨花”杨花者，柳絮也，东风劲吹，杨花自然要飞向西去。“向人一一作西飞”，乃是春天的自然现象，然而作者却认为这是杨花的有意恼人，有意跟“客子”为难似的。杨万里江西吉州人，吉州在临安之西，杨花从临安西飞，飞向自己的故乡吉州。一个寄离临安的“客子”，而且对临安的生活又是厌倦，对西飞的杨花即既羡慕又嫉妒。
这两句的构思较之上两句尤为巧妙。周必大说：“诚斋（杨万里）大篇短章...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宋诗纪事》五十引）“春归”已令人恨，更可恨者则是“杨花”，故用“最是”二字以表达进一层的“恨”：杨花无知，何能恼人？然而它的“一一向西飞”，岂不是明明有意向人炫耀？作者把无知的杨花写成有知，把杨花由于东风而西飞的自然现象，说成是故意恼人。把西飞的杨花，涂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从而表达了作者深重的思归心情。不知道周必大的评论是否也包括作者的构思，然而这种构思是的确够得上“写人情意，曲尽其妙”的。
这是一首伤春怀人之作。上片写暮春之景。伤春偏逢春暮，浓密的柳荫，已阻碍了游丝的飞度，游丝这里喻指相思心绪。桃花渡口、开满白蓣花的水边，那正是两人分手的地方。下片抒写相思之情。终日枯坐，难觅佳句，缭乱胡琴，夹杂风雨，长夜不成眠，惟有淡月相伴。
开篇词人即点明时令及自己的心情，为全词奠定了忧伤的感情基调。暮春时节是多愁之人最难度过的时段之一，正是“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伤心人对伤心景，难免更增几分烦恼。于是见杨柳柔条上缠绕着的几缕游丝，也会生出几许嗔怪，全忘了柳阴清凉的好处。“偏”字把词人如游丝般浮动的烦恼意绪巧妙地寄寓在自然景物之中，是传神之笔。
“天际”二句，抒发了词人对恋人的思念。这两句写天边的小山触发了词人的情思，同想起与恋人间发生的故事。满怀着王献之对待爱妾桃叶般的深情，望着眼前铺满水面的白藏花，他的脑海中呈现出昔时上巳之日恋人水边湔裙的美好情景。那时的大好春光和愉悦的心情是植根于词人心中的珍贵回忆，其情其景与下阌词人感伤春暮的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
上片眼前之景与旧日之事的巧妙融合，把词人多情善感的心绪及对恋人无处不在的思念细腻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桃叶偏”典故的运用尤佳，今古相融、虚实相生中，巧妙而又含蓄。
下片“竞日”三句，词人把春日的感伤、相思的煎熬都寄托在了忧伤的小词和凄苦的胡琴声中。“竞日微吟”道出了愁情的悠远绵长。而当夜幕降临，伴着昏暗的孤灯和偶随风动的帘影，词人的心事逐渐凝重，胡琴如怨如慕的呜咽与敲窗的暮雨正是他心中愁思无言的诉说。至此，全词的感情达到高潮，最为动人。末二句感情色彩由浓变淡。当清风送走凄雨，流云掩映淡月，作者的愁情也随着景物的变化呈现出月华般的朦胧与苍茫。结尾二句，语虽淡而饶富情味，让人陷入一片清愁之中。
此词写景、叙事，把由日及夜所见之景、所做之事，与旧日之事和伤春之情、相思之苦相结合，跳跃的诗思中蕴涵着清新平淡的韵味和真挚深刻的情感，表达含蓄而见波澜，其寄情之景语尤其值得品读。贺铸词多浓艳之语，多慷慨之词，而这首小词颇显清新淡雅，这正说明作者风格的多样性。
这是三幅江边居民生活的速写。
第一首：日暮争渡
堤头酒旗相望，堤下船只密集，樯橹相连。“酒旗相望”写出了酒家之多，说明此地贸易往来频繁，可以想见这个江边码头是个人烟稠密、顾客云集的热闹所在；一面面酒旗在宽阔的大堤上迎风招展，给人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富有世俗人情的生活气息。“堤下连樯堤上楼”寓有心于无心中，意象朴素，语言朴素，不见一点雕琢痕迹，大堤上乱中有序、一派生机的景象一下子呈现在眼前。前两句诗为读者展示了江南水乡风俗画的完整背景，这样写是为“日暮行人争渡急”张本的。
三、四两句，描摹近景，增强了画面感，画出了一幅生动逼真的江边晚渡图。“日暮行人争渡急”先点明时间，然后“争”“急”二字把江边居民忙于渡江的神情和急切的心理以简练的语言传达出来。诗人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揣度他人之心，却并没有直接刻画人心，而是在看似无心的客观景物描写中流露出来。“桨声幽轧满中流”一句状写景色，摹拟声音，不写人声的嘈杂，只用象声词“幽轧”两字，来突出桨声，写出了船只往来穿梭和船工的紧张劳作，把“争渡急”写足，意境与诗味俱佳，使人如有身临其境之感。
诗人很善于捕捉生活形象：酒旗、楼台、樯橹、争渡的人群、幽轧的桨声，动静相映，画面灵动，将诗情与画意揉在了一起，把诗当作有声画来描绘。但无论是画面还是其中情思，都突破了传统的景物描写窠臼，立意新颖、手法娴熟、笔调清丽自然，流淌出世俗人情的诗化美。
第二首：月夜对歌
重在描写长江两岸的风俗人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开头二句先将月夜对歌总写一笔：月照寒江，夜色中隔江相望，烟波渺茫。“烟波”二字，把迷蒙的夜色和入夜时的江景写得非常美。在静态的景色描绘之后，继而写出两岸长堤之上，行人络绎不绝，歌声此伏彼起，相和相应，打破了静夜的沉寂。这个场面是宏大的，气势是磅礴的。
他们唱的是什么歌，诗人用第三句作了概括：“《桃叶》传情《竹枝》怨”，都是巴山楚水人民爱唱的民歌。《桃叶歌》倾吐爱情，《竹枝词》诉说哀怨，可以想见，这歌声对遭贬谪、受打击的诗人来说，自然会惹动自身的“情”与“怨”的，这也是“含思宛转”之处。诗的结句高妙，极有意境。“水流无限月明多”是写眼前所见之景：流水和月光无穷无尽，契合江边和夜色。同时也是比喻，以流水和月光的无限来比喻歌中“情”与“怨”的无限，把歌唱者的感情形象化。这句诗是以视觉来写听觉的，流水与月光，既含流动之势，又具明丽之色，这是用眼可以看到的，是视觉的感受；但是优美、动人的歌曲也能给人灵动、流丽的艺术感受，两者（指视觉与听觉）能引起“通感”。这种描写创造了优美的艺术境界，产生了良好的美学效果。整首诗写景与抒情水乳交融，感情深沉真挚，景色优美动人。
第三首：酒家迎客
长堤缭绕，江水徘徊，堤上酒家，依次排开。余晖脉脉，杏帘飘飘，估客大船，落帆而来。这首诗绝弃雕饰，纯用白描，把码头的勃勃生机和船只的频繁来往，描绘得真实、生动、自然。
总而言之，这三首诗，形象鲜明，音调和谐，清新隽永，写景如画；有浓厚的乡土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是刘禹锡学习民歌所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