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翻开苏轼的诗集,描写庐山和杭州的诗篇可说不少,但是这一首《观潮》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却很特别,极具禅味。
就苏轼的庐山诗而言,他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别开生面;他写的西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也独步古今。前者哲理趣味极浓,说明如陷在里面跳不出来,就常被现象迷惑而看不到客观事物的真相。后者观察景物敏锐而深刻,譬如恰到好处。《观潮》一诗,也是继于以往人生体验,看清自己心随境转、杂念丛生的冲动之后的淡雅,不随着冲动妄念走。
从诗的命意看,可以看出诗人对庐山的风景和钱塘江潮慕名已久,常萦于梦寐。似乎如果不能身历庐山之境,一赏烟雨迷濠之奇;如果不能目睹钱塘江潮,一看它万马奔腾,势撼山岳之壮,真是辜负此生,千般遗憾,难以消解。可是后来攀登庐山,出任杭州刺史,饱览了庐山的烟雨,欣赏了一年一度的钱塘江潮,反倒觉得客观的景物究竟是旷世稀有还是平淡无奇,也不过是自己主观意识的驱动。烟雨的聚散飘忽,江潮的自来自去,似乎不再那么激烈澎湃,不过是风幡不动心妄动。
以禅理入诗的历代诗人都有,唐代的王维可以说是代表,因为他追慕隐逸恬静,后来更皈依佛教,所以很多诗表现了出尘的思想。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都是例证。苏轼在经历过宦海风涛,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许多坎坷之后,产生“及至到来无一事”的禅语,也是烦恼即菩提的真实价值。
苏轼借《观潮》为题,抒写了一种经历妄念躁动,转而豁然超越的思想,有佛家的禅宗情调。所谓禅宗,有南北之分,北宗强调“住静观心”、“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南宗则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以达到“无念为宗”。苏轼在诗中说的“及至到来无一事”,就是把自己妄念看清,恍然看清自己之后,细想这与苏轼当初未来时的千般期待、万分遗憾,显得很可笑了。
此词是一首艳情词,写抒情主人公对在宴会上所遇舞女的爱情。上片写其人其境,营造出惝恍飘忽,扑朔迷离的意境;下片写自己的感受,性灵流露,雅而不俗,余味深长。全词造句自然,意不晦涩,语不雕琢,随手写来,妥贴停匀,足见作者的学识之厚与感情之富。
司马光不以词作著名。然而,北宋词风甚盛之时,一些名臣如韩缜、韩琦、范仲淹都能事业之余写出很好的词,司马光也不例外。他的词作不多,遗留下来的只有三首,多系风情之作。其词不加虚饰,直抒胸臆,继承了“国风好色”、“《小雅》怨悱”的优良传统。此词中的“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即是写情的佳句。这说明,司马光并非假道学,而能表达真率的感情。
上片写宴会所遇舞妓的美姿,下片写对她的恋情,开头两句,写出这个姑娘不同寻常:她并不浓妆艳抹,刻意修饰,只是松松地换成了一个云髻,薄薄地搽了点铅粉。次两句写出她的舞姿:青烟翠雾般的罗衣,笼罩着她的轻盈的体态,像柳絮游丝那样和柔纤丽而飘忽无定。
下阕的头两句陡然转到对这个姑娘的情上来:“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上句谓见后反惹相思,不如当时不见;下句谓人还是无情的好,无情即不会为情而痛苦。以理语反衬出这位姑娘色艺之可爱,惹人情思。最后两句写席散酒醒之后的追思与怅惘。
这首小令只幅之内把惊艳、钟情到追念的全过程都反映出来,而又能含蓄不尽,给人们留下想象的余地,写法别致。它不从正面描写那个姑娘长得多么美,只是从发髻上、脸粉上,略加点染就勾勒出一个淡雅绝俗的美人形象;然后又体态上、舞姿上加以渲染:“飞絮游丝无定”,连用两个比喻把她的轻歌曼舞的神态表现出来。而这首词写得最精彩的还是歇拍两句。当他即席动情之后,从醉中醒了过来,又月斜人静的时候,种种复杂的感受都尽括“深院月斜人静”这一景语中,达到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
从结构上说,词的上片写其人其境,营造出惝恍飘忽,扑朔迷离的意境,下片写自己的感受,性灵流露,雅而不俗,余味深长。全词造句自然,意不晦涩,语不雕琢,随手写来,妥贴停匀,足见司马光作词虽为余技,却也显示出学识之厚与感情之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