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虽为康熙皇帝的近侍和权相明珠的长子，但他性情淡泊，把自身的处境和地位看作是难以摆脱的束缚。他和卢氏结婚后，伉俪情深，常以扈从皇帝出巡不能与妻子团聚为苦，所谓“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画堂春》、《台城路》）正是诗人远在塞外，又适逢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七夕，触景生情，而对夫妻相思之苦的抒写。
词的上片写天上牛郎织女相会。关于牛郎织女相会的传说，最早大概见于《荆楚岁时纪》：“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积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缍。天帝怒，遂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后来，人们又进一步敷演为更富有民间色彩的爱情故事。又因织女善织缍，妇女们便于七夕结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以乞巧，遂成为习俗。七夕夜，牛郎织女尚且要团聚，而词人却和爱妻天各一方。此时此景，怎能不引起无限的愁思，所以词人笔下的牛郎织女相思，以及想象中他们相会的情景，都揉合了诗人自身的生活体验。
词的下片，由上片牛郎织女的会合而推及到人间。“人间别离无数。”词人把自身置于天下无数有情人不能团聚者之列，在抒写离散的悲苦中融入了对现实的揭露和控诉。“向瓜果筵前，碧天凝伫。”独守空闺的思妇，哪有在瓜果筵前乞巧的心绪呢，她们凝望碧空，羡慕牛郎织女还有相会之时，而自己的丈夫、自己的恋人，他又在何方?她们不能不发出痛苦的质问：“连理千花，相思一叶，毕竟随风何处？”“连理”，树枝或树干长在一起的两棵树，比喻夫妇之爱。“相思一叶”，指唐代书生于祜和宫女韩氏在红叶上题写相思诗句，通过御沟流水传递，而后终偕良缘的故事（宋张实《流红记》）。然而，这传说中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太少了。“连理千花，相思一叶”，到底都随风飘飞到哪里去了？在这无数的思妇之中，自然也有诗人的爱妻卢氏在内。所以，词人紧接着把笔锋转向自身。“羁栖良苦”，被王事羁绊、栖寄他乡实在太苦了。而爱妻呢，“算未抵空房，冷香啼曙”，料想在我未回去的空房里，夜阑香冷，彻夜不眠的妻子把枕头都哭湿了。“冷香”，富贵人家的闺房常用香料熏染。性德《青玉案·宿乌龙江》：“料得香闺香正彻。”指的就是香料的香气。初睡时浓郁的香气随着黎明的到来，飘散得很淡薄了，所以说冷香。 “今夜天孙，笑人愁似许！”今夜和牛郎相会的织女，也会讪笑人间这样多的离愁别绪。“天孙”，织女星的别名。诗人通过想象，反衬出人间夫妻离别之恨尤胜于牛郎和织女。
全词通过想象，把真挚浓烈的情感凝结于美丽哀婉的神话传说之中，把自身夫妻相别之恨、相思之苦推及于天下离散的有情人，使词的意境更为深远。语言鲜明生动，无论是描景、写情、用典、叙事，皆如清水芙蓉，清新自然，毫无雕饰痕迹。
这是一首别开生面的饯行词。郑厚卿要到衡州赴任，作者设宴饯别，席间先作了一首《水调歌头》，然而意犹未尽，于是又作了这首《满江红》，所以题目中有“再赋”二字。
上片开头以劝阻的口气写道： “莫折荼蘼！”好像有谁要折。而且一折就会立刻产生严重的后果似的，起笔惊人。荼蘼是在春末开的花，故珍惜春天的人。往往发出“开到荼蘼花事了”的慨叹，作者一开口便劝人“莫折荼蘼”，其目的正是要“留住”最后“一分春色”。企图以“莫折荼蘼”留住“春色”，自然是痴心妄想。然而心愈痴情愈真，也愈具有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这一句未明写送人，实则点出送人的季节已是暮春，接着又以“还记得”领起，追溯“青梅如豆，共伊同摘”的往事。 “青梅如豆”乃是“春半”之时的景物。再写“看花”，以“少日”的“醉梦”，对比“而今”的“醒眼”。“而今”以“醒眼”看花，花却“笑我头如雪”，让人可“恨”。
下片写物换星移，“榆荚阵，菖蒲叶。时节换，繁华歇”。“花”与“柳”也都“老”了，自然不再“笑我”，但不用说“我”也更加老了，那又该“恨”谁，“算怎禁风雨，怎禁鹈鸠！”在同摘青梅的往事之后，是榆钱纷落、菖蒲吐叶，时节不断变换，繁华都歇，只剩下几朵“荼蘼”的今时！即使“莫折”，但风雨阵阵，鹈鸠声声，那“一分春色”也是留不住的。 “鹈鸠”在初夏鸣。鹈鸠一叫，说明春天已经归去，百花的芬芳也就停止了。因此这种鸟在诗词中就常被用来表现岁月蹉跎、年华虚度、众芳衰歇、青春迟暮的悲哀。作者在这里于“时节换。繁华歇”之后继之以“算怎禁风雨，怎禁鹈鸠！”表现了对那仅存的“一分春色”的无限担忧。在章法上，与开头遥相呼应。
“老冉冉兮花共柳，是栖栖者蜂和蝶”两句，是工对，命意新警。“花”败“柳”老，“蜂”与“蝶”还忙忙碌碌，不肯安闲，有什么用处呢？春秋末期，孔丘为兴复周室奔走忙碌，有个叫微生亩的很不理解，问道： “丘何为是栖栖者与？”作者在这里把描述孔子的词儿用到“蜂”“蝶”上，是寓有深意的。
上述描写都没有涉及饯别，到了结尾时，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写了“也不因春去有闲愁，因离别”即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一系列的悬念和疑问。
全词句句惊心动魄，其奥秘在于句句意兼比兴。例如“莫折荼蘼，且留取、一分春色”，写得是如此郑重，如此情深意切，令人想到除它本身的意义外，必另有所指。其他如“醒眼看风月”、 “怎禁风雨，怎禁鹈鸩”以及“是栖栖者蜂和蝶”等等，也都是这样的。随着“时节换，繁华歇”，人的头发也已似雪一样的白。洋溢在字里行间的似海深愁，分明是由“春去”引起的，却偏偏说与“春去”无关；都只是“因离别”，却又偏偏在“愁”前着一“闲”字，显得无关紧要。这就不能不发人深省。联系作者生平，他生于乱世，力主抗金，由于投降派把持朝政，遭到百般打击。这首词把“春去”与“离别”绾合起来，触景生情，比兴并用，国家的现状与前途，个人的希望与失望，俱见于言外。 “闲愁”云云，实际是说此“愁”无人理解，尽管“愁”也是徒然。愤激之情，出以平淡，却内涵深广，远远超出了送别的范围。
这首诗是作者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名篇。作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诗人从武功主簿调任明堂主簿时。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这首诗又题《上吏部侍郎帝京篇》，诗的前面曾有一篇“启”，作者投赠给当时的吏部侍郎裴行俭，传遍京畿，“以为绝唱”。
全诗描绘帝京长安的繁华，颇多壮词，显示出大唐帝国的强盛和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提出了“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椁文”的居安思危的警示，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悲愤。诗的结构严谨，共分四个段落：
从开头到“黄扉通戚里”为第一段，描绘京城胜状；从“平台戚里带崇牖”到“宁知四十九年非”为第二段，描写王侯贵戚的豪奢习气和下层社会的悠游宴会生活；从“古来荣利若浮云”到“罗伤翟廷尉”，是第三段，描绘上层社会变幻莫测的斗争；“已矣哉”以下抒发个人滞留京都无人赏识的苦闷，气势遒劲。清人沈德潜评介这首诗时说：“首叙形式之雄，宫阙之壮；次述王侯贵戚之奢僭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之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唐诗别裁》）诗中“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二句，突出帝京长安一代关塞之险与宫阙之胜，气势宏伟，艺术效果极佳，堪称名句，历来脍炙人口。从艺术手法上看，作者在本篇中运用赋法，为盛唐歌行的创作开了新生面，是一篇“卓荤不可一世”（陈熙晋语）的艺术杰作。
该诗约作于上元三年担任明堂主簿时。诗前有《启》，介绍说是应吏部侍郎“垂索”而作的。该诗取材于汉代京城长安的生活故事，以古喻今，抒情言志，气韵流畅，有如“缀锦贯珠，滔滔洪远”，在当时就被视为绝唱。它不仅是诗人的代表作，更是初唐长篇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堪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媲美，被称为姊妹篇。
全诗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山河千里国”至“黄扉通戚里”），状写长安地理形势的险要奇伟和宫阙的磅礴气势。此部分又分作三个小层次。开篇为五言诗，四句一韵，气势凌历，若千钧之弩，一举破题。“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对仗工整，以数量词用得最好，“千里”以“九重”相对，给人一种旷远、博大、深邃的气魄。第三句是个假设问句，“不睹皇居壮”。其后的第四句“安知天子尊”，是以否定疑问表示肯定，间接表达赞叹、惊讶等丰富复杂而又强烈的情感。此处化用了《史记·高祖纪》中的典故：“萧丞相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见城阙壮甚，怒。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只有熟悉这一典故，方能更好体会出这两句诗的意韵。它与开篇两句相互映照，极为形象地概括出泱泱大国的帝都风貌。以上四句统领全篇，为其后的铺叙揭开了序幕。
第二个小层次描写长安的远景：“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这六句七言诗，从宏观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庞大壮丽的立体图景。天地广阔，四面八方，尽收笔底。星光辉映，关山绵亘护卫，沃土抚育，帝京岂能不有！六句诗里连用“五”“八”“一百二”“三十六”等多个数字，非但没有枯燥之感，反而更显典韵奇巧，构成鲜豁之境和独特的景象。此为首句“山河千里国”的细致绘写。
第三个小层次为长安的近景刻绘：“桂殿嵚崟对玉楼，椒房窈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直入云宵、耀眼辉煌的宫殿，温馨艳冶的禁闱；宽畅而通达的大道，复道凌空，斜巷交织。此为对“皇居壮”的具体刻划。六句诗阐明了帝京的壮观、繁华、气度，不由令人念及天子的尊贵与威严。
第二部分（“由剑履南宫入”到“宁知四十九年非”）重点描绘长安上流社会王侯贵戚骄奢纵欲的生活。诗人由表面的繁荣昌盛落笔，意在阐释兴衰祸福相倚伏的哲理。此部分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的前二十六句为第一层次，主要绘写权贵们及其附庸的日常生活。“剑履南宫入，簪缨北阙来。声明冠寰宇，文物象昭回。”细致传神地刻划出享有殊荣的将相们，身佩宝剑，昂然出入宫殿的情景。他们的美名扬于天下，形象题于画阁，业绩载入史册，光荣如同日月。“钩陈肃兰，璧沼浮槐市”，写的是天子的学宫圣境，静穆清幽；学士们漫步泮池、文市，纵论古今于青槐之下，何等的风流儒雅！教化之推行，言路之广开，由此可见一斑！“铜羽应风回，金茎承露起”，既写景又抒情。那展翅翱翔的铜乌殷勤地探测着风云的变幻，期盼国泰民安；那高擎金盘的仙掌虔诚地承接着玉露，祈愿天子万寿无疆！“校文天禄阁，习战昆明水”，指的是文武百将各司其职，文将治国安邦，武将戍边拓疆。“朱邸抗平台，黄扉通戚里”，说的是权贵们的居所，如同皇帝的离宫一样众多华丽。他们不但身居华屋而且饮食考究，“炊金馔玉待鸣钟”，真是气派。“小堂绮窗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是他们娱乐的场所。娼优之多可想而知。她们是由于统治阶级生活需要而滋生的附属阶层。她们的生活自然也豪华奢靡：“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这样的生活是“朝游北里暮南邻”的锵金鸣玉的王侯贵人所带来的。除了北里南邻的“多近臣”，还有那些失势的旧臣元老和专宠的新贵：“陆贾分金将燕喜，陈遵投辖正留宾。赵李经过密，萧朱交结亲。”他们也都有各自的活动场所和享乐消遣之法，游说饮宴，兴高采烈，逍遥自得。这是朝廷之外的另一番热闹景象。
第二个层次是描绘长安的夜生活，从暮色苍茫到更深漏残，绿杨青桑道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边是艳若桃李的娼妓，一边是年少英俊的侠客。碧纱帐里，彩珠帘内，皇帝与宠妃，使君与罗敷，出双入对，相互依偎，厮守之状如胶似漆。歌舞场上，轻歌曼舞。王公贵人，歌儿舞女，沉迷于灯红酒绿的梦幻里。他们便是如此浑浑噩噩度过自己的一生，岂能如蘧伯玉一般，“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呢？现实是残酷的，乐极必定生悲。因而诗人在第三部分（从“古来荣利若浮云”至“罗伤翟廷尉”）以其精练灵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动人心弦的历史画卷，把西汉一代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斗争景象和世态人情的炎凉，状写得淋漓尽致。考究用典，精到的议论，生动的描绘，细腻的抒情，惊醒的诘问，交叉使用，纵横捭阖，举重若轻地记录了帝京上层社会的生活史。这部分重点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无法逃脱的没落命运。
“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从古到今，统治阶级都是一样的。诗人生活的武则天时代，朝廷内部争权夺利激烈，酷吏罗织罪名陷害忠良，正所谓“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有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面对唐朝的现实，诗人发出无可奈何的慨然而叹：“已矣哉，归去来”！继而诗人列举了汉代著名的贤才志士，他们的升迁湮滞，都不取决于个人学识才智的高低，而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司马相如辞赋再佳，怎奈景帝不喜欢辞赋，只得回到临邛卖酒为生；后来武帝赏识他的辞赋，经过狗监的推荐，才被召任为郎。扬雄学识尽管渊博，然而成、哀、平三位皇帝都不赏识他，他也就无法被提升。“十年不调几邅回”，语意双关，既指张释之十年为骑郎事，也是叹息自己十年没升迁的境遇。汲黯因为直谏而遭到忌恨，贾谊因为才高而被谗言所害。这一结尾，婉转地表达了忠直之士难以被容纳之意。
沈德谮曾这样评论《帝京篇》：“作帝京篇，自应冠冕堂皇，敷陈主德。此因己之不遇而言，故始盛而以衰飒终也。首叙形势之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此非诗之正声也。”诗论家评诗，立场不同，标准各异，结论自然相左。陈熙晋曾反驳沈祐谮说：“窃谓不然，夫陈思王京洛之篇，每涉斗鸡走马；谢眺金陵之曲，不离绿水朱楼，未闻例效班、张，同其研铄。此诗为上吏部而作，借汉家之故事，喻身世于本朝，本在摅情，非关应制。……篇末自述邅回，毫无所请之意，露于言表。显以贾生自负，想见卓荦不可一世之概。非天下才不能作是论也。沈说非是。”按如今的理解，沈祐谮所说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并不是该诗的缺点，反而是其生命力之所在。诗人以汉事讽唐，大胆揭露统治阶层的荒淫腐败，以至于“衰飒”，也正是其最富有现实意义之处。
《帝京篇》的特色，正象闻一多先生所评论的那样，是“洋洋洒洒的宏篇巨作，为宫体诗的一个巨变。仅仅篇幅大没有什么，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是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有感情，所以卢骆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预言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首诗是呈给吏部侍郎的，因此内容比《长安古意》庄重严肃 ，气势也更大。形式上较为自由活泼，七言中间以五言或三言，长短句交错，或振荡其势，或回旋其姿。铺叙、抒情、议论也各尽其妙。词藻富丽，铿锵有力，虽然承袭陈隋之遗，但已“体制雅骚，翩翩合度”，为歌行体辟出了一条宽阔的新路。
本文通过孟子游说齐宣王提出放弃霸道，施行王道的经过，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孟子的仁政主张。
这篇文章记孟子游说宣王行仁政。说明人皆有不忍之心，为国君者，只要能发扬心中这种善端，推己及人，恩及百姓，就不难保民而王。文章通过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表现了孟子“保民而王”的王道思想和富民、教民的政治主张，也表现了孟子善辩的性格和高超的论辩技巧。他的主张，首先是要给人民一定的产业，使他们能养家活口，安居乐业。然后再“礼义”来引导民众，加强伦理道德教育，这样就可以实现王道理想。这种主张反映了人民要求摆脱贫困，向往安定生活的愿望，表现了孟子关心民众疾苦、为民请命的精神，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孟子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一是战国时期，由分裂趋向统一，战争难以避免。孟子往往笼统反对武力，显得脱离实际不合潮流。二是他的仁政主张完全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显得过于天真、简单。孟子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与当时的社会却有很大距离，所以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