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怀》共有十六首。“绮怀”犹言丽情,但有的作品也寄托着作者的感慨。少年时代的那段美好爱情的破灭,在诗人的心头留下了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步入中年之际,回首往事,风干的伤口,带来心痛依旧,诗人在对爱情的追求与绝望的痛苦中挣扎。所以,该组诗中的每一首,都是一首沉痛的恋歌,都回荡着诗人真挚的情感。而这最后一首,表明诗人已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不能自拨,他只有把美好的爱情连同幻想一起埋葬,然后带着无法排遣的如海的忧愁和苦难,尽快了此一生。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
“露槛星房各悄然,江湖秋枕当游仙”,“星房”,织女星的闺房,此指自己所喜欢的女子的住所,居住的地方。这句说自己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恋人已经结婚生子,往事已不堪回首,再回到她和自己曾经去过的地方,如今的地方(沾露的栏杆、她的住所)已经没人了,心上人早已远嫁他乡,回想起来真是感叹万千。十年来,诗人到处流浪,当时正值秋季,诗人只能靠游仙来回味梦中的甜密。
“有情皓月怜孤影”四句写我这孤单单、孤零零的游子的身影,在皎洁明亮的明月下,也应受到一些怜惜,可怜我这孤独的身影,想起这些无可奈何的事,就应该结束这段痛苦的恋情的回忆,让它作为将来回忆的一瞬间,否则长此下去,你的爱情生活的悲剧将进入你的全部生活。
“茫茫来日愁无海,寄语羲和快著鞭”,这是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写出了作者对将来的惶惑无所寄托的心情,自己过去的那种悲苦悲情的追忆是多么的让人回味,可是这“愁”如何了结、又何时是头呢?于是诗人使用神话色彩的传语,传语给驾日车之神羲和,请他赶快加鞭,让日子很快的过去,或许能减少我的愁思。诗人同大海作比喻非常恰当,恰到好处,极为贴切,贯用神话传话,加重悲苦色彩,想象奇特,读来令读者更加仔细品味,同时也启示我们应该丢掉自己的烦恼,去努力地争取,争取自己拥有一份美好的恋爱回忆。
杜牧的这首八六子是一首宫怨词,词的上片着力刻画环境的孤寂、冷清,下片情与景交错而行,写出弃妃心中的希望、惆帐、寂寞与无奈,整首词铺叙委婉,时而抒情,时而布景,井然有致。
“洞房深,画屏灯照,山色凝翠沉沉。”起拍三句,写居室所在庭院深深,室内陈设华丽、气氛凄清。“灯照”,点明此处所写为夜间景况;画屏,指屏风,在灯光映照之下,上面所画山水色调显得凝重沉着。“深”、“凝”、“沉沉”四字,渲染了夜中女主人公居室氛围的典雅凝重的特征。
“听夜雨冷滴芭蕉,惊断红窗好梦,龙烟细飘绣衾。”三句,写出客观环境的幽静清凉。“冷滴”一语,写出女主人公的神经极其敏感,若为无牵无挂之人,纵使雨打芭蕉,也不至于转眼便被惊醒;“红窗”之“红”字,色彩明亮,同前所写“深”、“凝”、“沉”等字形成对照,象征凝重的压抑的氛围中主人公孤独的心理只有在“红窗好梦”中才有片时解脱;被相思之苦所缠绕的女主人公刚刚幸得入眠,可作好合之梦,不料竟被雨打芭蕉惊断,此种心境可想而知。而梦醒之后,但见那龙形香炉中冒出的烟雾弥漫室内、沾满锦被,无限哀思有如袅袅薰烟不断上升消散,愈见其凄清之意。“龙烟”是指攀龙香炉内所燃香料之烟,飘渺而至,笼罩绣衾,若有若无,虚虚实实。这高贵典雅的环境衬托出女主人公的身份,也衬托出其心境。
“辞恩久归长信,凤帐萧疏,椒殿闲扇。”点明女主人公身份是已失宠之宫妃。“长信宫”多为失宠后妃居处代称,屡屡出现于唐人诗中。词中的“久归”,点明自己失宠日久,因而“凤帐”形同虚设、宫门常关闭不开。“椒殿闲扇”是说她至长信宫后,原来居处已被锁起闲置。
“辇路苔侵。”过片一句,青苔长满了皇帝车驾的必行之路,说明皇帝久已不行幸,与上片之”辞恩久归长信”相呼应,以形象的画面揭示宫妃的冷落处境。
“绣帘垂,梧桐又移翠阴”一句结语,虽未点明这种企望又要落空,但时光不待,桐阴转移,女主人公仍陷在心驰神往的一厢情愿悲苦之中。
全词所写虽不过是描绘宫妃失宠望幸的情态,但其借助环境渲染烘托表述人物心态的手法却很有独特之处。其形象细腻的描绘笔触显示了作者状物摹情的艺术功力,通篇读来婉转缠绵,曲折幽深。
《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
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
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加”“罚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
这首曲子通过对瓦匠辛勤劳作的描写,写出瓦匠在劳动中傲视一切、睥睨荣华富贵的高大形象,表现出对勤劳美德的赞美,还蕴含有富贵如云,不如手艺在身稳当,世事沧桑,富贵荣华不足羡之意。全曲纯用口语,显得亲切自然,看似浅显而实富内蕴。
《水仙子·瓦匠》这首散曲,以方言口语用对比手法赞美瓦匠的精神及其卑视权贵以勤奋劳动自豪的崇高志尚,真诚心态跃然纸上。其中头三句属联珠对,由“恰”“初”“重”三字相绾,这位瓦匠忙碌及其对职业的热爱,一并传出。接着以“弄泥浆”“数十年”二句加以概括,更见其操守之坚。因此,他对“金张第”“王谢宅”之蔑视,实属出诸肺腑,极为自然。这二句不乏调侃戏谑之味,益显其意志弥坚。最后说“都不如手镘坚牢”,充分抒发了他的自豪感,充分肯定了劳动的价值。此曲和《醉太平·挑担》均系北调。“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魏良辅《曲律》)。故“曲有两不杂,南曲不可杂北腔,北曲不可杂南字”(《曲苑·曲律》)。
而在《水仙子·瓦匠》这曲中,“金张第”“王谢宅”二句,与诸前后各句迥然有别,这两句不仅用典,并且儒雅而有文采了,但有“游麋鹿”“长野蒿”二语杂之,在绮丽中又不乏俗意,柔中有劲,仍不失北调之基因。而正是有了富于变格性的这两句,不仅强化了内容,并且在艺术上也有变化了,给此曲添了光彩。全曲末三句由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诸句脱化而出,而又不乏新意。
这首曲子着重表现普通劳动者的自豪感,瓦匠是个在劳动中傲视一切、睥睨荣华富贵的高大形象。这首小令以劳动者的口语来表现,显得格外亲切自然,看似浅而实富有内蕴,都经得起咀嚼品味。这首小令还有明白如话的特点。像这样的小令在《滑稽余韵》集中可说是比比皆是,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这是陈铎散曲的一大特色。
战争会破坏很多东西,而它首先破坏的是军人自身的家庭生活。军人尚未走到战场,他们的妻子已经被抛置在孤独与恐惧中了。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
然而战争又总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其必要性如何、能否被评判为“正义”,从事这场战争的群体和它的领导者,总是要勉励群体中的成员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牺牲。国家给军人以荣誉,使他们认为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值得的;这荣誉也会影响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使她们认为家庭生活的破坏以及自身的痛苦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此,写妻子怀念从军的丈夫的诗篇,通常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卫风·伯兮》就是典型的这种诗篇。
诗一开篇,写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口气中带着亲切感。这位丈夫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也不能够安心。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此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潘岳《寡妇赋》用此诗为典故,有云:“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这一点是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之情的基础。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卫风·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
在艺术构思上,全诗采用赋法,边叙事,边抒情。紧扣一个“思”字,思妇先由夸夫转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无心梳妆到因思夫而头痛,进而再由头痛到因思夫而患了心病,从而呈现 出一种抑扬顿挫的跌宕之势。描述步步细致,感情层层加深,情节层层推展,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以及冲突的辗转递升,既脉络清晰,又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使人物形象具有饱满的精神内涵。同时,诗情奇崛不平,充满辩证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