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半阕以“笙歌放散人归去”开篇,可见其着重点不在描写晚上宴会歌舞之盛况,而在抒发乐器放下,宴会解散,人归去之后,词人“独宿红楼”的反思。这里的“红楼”当为南唐宫中的舞榭歌台。鉴于冯延巳当时的官位,故在宴会散后,参加宴会的人各自归去,而他却能“独宿红楼”,享受“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歌行》)的特殊恩遇。但是,这并没有使冯延巳产生“紫殿红楼赏春好”(李白《侍从宜春苑》)的愉悦之情,相反,在“周师南侵,国事岌岌”之际,“忧生念乱,意内而言外”(冯煦《阳春集序》)。“月上云收,一半珠帘挂玉钩”(将珠帘半卷,挂在玉钩,此时云儿收起,升起一轮朗月,此情此景,令人心寒,令人孤愁)正是“意内而言外”的最佳选择。
下半阕首两句“起来点检经由地,处处新愁”,紧承上半阕,写出时间的推移,由夜里“独宿红楼”,到次日早晨起来,泛舟离开红楼。其中“点检”二字尤足以表现作者“辞学”造诣之深。钱起《初至京口示诸弟》诗中有“点检平生事,焉能出筚门”之句,这些都说明“点检”为认真考核之意。冯延巳于此时此地着以“点检”二字,表明这离去不是毫不经意,而是一棹一回头,认真考查经由之地的特殊景物,然而感受的却是每经一处地方,就在心灵深处荡起一波新愁。最后二句,“凭仗东流,将取离心过橘洲。”写词人想从这愁苦中摆脱出来。然而,词旨微幽,必得细细体味,才能领悟。“凭仗东流”,照应首句,点明“起来点检经由地”是乘舟而行,引出新愁,但是,还要依仗它来抛下这不断增添的苦愁。“将取”句,则两处用典,意更深邃。一为“离心”,当取屈原《离骚》:“可离心之可同分,吾将远逝以自疏”之意。 一为“橘洲”,当为东流之水中确有长满橘树的小洲树的小洲,因而触发联想,借用杜甫诗句:“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抒发南唐将会在歌舞声中失去江山,自己不如及早离去的感慨,可谓“极凄婉之致也”。
此词写与情人的别后相思。上片起首二句以极其工整的六言对句,追忆昔日欢会的美好情景,温馨旖旎地写出了男女欢会这样一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态:一对情侣,姹紫嫣红、争芳斗艳的小园深径里携手赏花,夜静人寂、凉风习习的幽雅斜廊上扶肩待月,卿卿我我,情意绵绵。这两句极其生动而概括。
接下来两句一反起首二句追忆欢会时的热烈缠绵,陡然转入当日回想时的悲凉,形成感情上的巨大落差,从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产生了动魂荡魄的艺术效果。上句以一“已”字,突出了惜别之际,稍作延伫,已经若有所失、怅然迷茫的悲哀;下句又以“不堪”二字相呼应加倍写出当日回想时的痛心疾首,凄婉欲绝。这两句与李商隐《锦瑟》诗中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可谓意境相类,但各尽其妙。
上片四句,两句一层,情调大起大落。词人一开始就将欢会写得缠绵热烈,细腻逼真,然后当头棒喝,由热烈缠绵一下反跌到悲凉凄惨,形成情感洪流的巨大落差,从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使词作含义深远,余味无穷。
下片四句,笔法又有所不同。词人如剥笋一般,层层深入地具体说明往事不堪回首的原因。第一句“欲”字,是说自己主观上的愿望。和心上人分别之后,羁宦天涯,见面固然已属痴想;然而不料就连互通音问,互慰愁肠这一点愿望也由于人如天远,书无由达而落空。主观的愿望被客观的现实无情地击碎,这种情况下去回想旧日的欢会,这是一“不堪”。第二句“难”字,是客观环境对自己所造成的影响。一个人对着孤灯,凄清寂寞,百无聊赖,漫漫长夜中咀嚼着分离的痛苦,当然会产生长夜如年那样难以销磨的无限感慨。这是二“不堪”。第三句“小窗风雨”是耳边所闻。听着风雨敲打窗扉之声,词人不禁肝肠俱碎。“碎”字极炼而似不炼,情景两兼,可称得上是著一字而境界全出。这是三不堪。第四句收束全词,以“更”透进一层,指出以上之种种,全发生;“孤舟枕上”,把羁旅愁思、宦途枨触与恋情打成一片。这是四“不堪”。这四“不堪”齐于一身,已使人难以承受,何况又纷至沓来,一时齐集。
全词用笔句句紧逼,用意层层深入,沉郁顿挫,情厚意婉,将主人公与恋人的别后相思之情抒写得淋漓尽致。不愧为爱情词中的佳作。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月光如水,残菊傍疏篱,落叶飘零,塞鸿急飞,秋深夜静,寒气袭人,惟见诗人凝神遐思。此诗氛围清冷寂静,色彩皎洁幽丽,韵味清新隽永,通俗浅显,平易近人。《晚秋夜》就是有雅有俗、雅俗共赏的杰作。正如清代诗评家叶燮在《原诗》中评论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此诗就是如此。
所谓浅,就是浅显通俗,琅琅上口,不饰典故,不用奥语;所谓淡,就是轻轻入之,淡淡出之,不着浓彩,不用艳词;所谓清,就是气氛爽利,清新明朗,不事雕琢,自然而然;所谓丽,就是容光焕发,天真纯净,文采斐然,姿容秀美。首联写宽广的碧空中,高悬着一轮明月,皎洁华美,静寂无声,把读者带入一个浩渺无垠、明媚清朗、宁静深邃的境界中。
月下凝思,遥视太空,悠然神往,不禁寂从中来,忧思萦怀,然而对月无言,惟有形影相吊而已。在这里,诗人勾勒出了寂寞孤独的心境。这种心境与静谧的月夜在基调上是非常吻和的。颔联写菊花开放,论常理,秋菊独傲霜雪,孤芳孑立;但此时却是残菊花开,还依傍着稀疏的篱笆,可见凋谢之期已不远了。
然而,尚可支撑些时日,至于衰老的梧桐,却已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袭,叶子已纷纷凋零,飘落在寒井之上了。这里,以花开对叶下,残菊对衰桐,傍疏篱对落寒井,更渲染出一种凄寂寒冷的气氛。虽系写景,却暗寄着愁情,且与首联写的 愁字相呼应。颈联由植物转入写动物。塞外飞鸿,为了躲避寒冷的侵袭,疾速地飞过长空,由北向南,感到晚秋已尽;由于昼短夜长,邻居的鸡啼也推迟了。这里,以塞鸿飞急对邻鸡鸣迟,以觉秋尽对知夜永,以反衬晚秋夜的寒冷,从而把诗情深化到一个更新的境界。尾联又回到写人上来。这就是首联所写的愁人,他凝情不语,寂寞凄清。就在他思绪万千之际,萧瑟的秋风,阵阵吹来,拂在白露上,冷气袭人,衣不胜寒!全诗流畅爽口,通脱雅致,清淡幽丽,宁静悠远。
俗与雅,没有明确界限,而是相反相成的。俗中出雅,雅中含俗,方为上乘。黄庭坚强调过以俗为雅(《再次杨明叔韵引》),吴讷也注重由俗入雅 (《文章辨体序说》)。而化俗为雅关键在于一个化字。唐代诗评家张为在《诗人主客图序》中将元稹看成是上入室者,而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即将元、白都视为登大雅之堂的著名诗人。可见雅,并不排斥通俗的。至纯的雅,往往古奥、凝重,而缺乏明了性*和群众性*;如雅中含俗、寓俗于雅、由雅返俗,则无俗的痕迹,却有俗的滋味,无俗的外形,而有俗的神韵。这种俗,是雅的极致,也是俗的极致。
因为它已非纯粹的俗,而是含雅之俗,这就高于一般的俗。《晚秋夜》就是有雅有俗、雅俗共赏的杰作。
正如清代诗评家叶燮在《原诗》中评论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