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其一）第一首诗李商隐就把自己比作南朝梁诗人何逊，把令狐楚恩师比作南朝梁诗人范云，并把他们之间的分别的感情用何逊的“昔去雪如花，今重花似雪”的诗句重表现。并以当时重视景物的描写提出重，顺利引出南朝宋诗人鲍照的“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的诗句，过度到何逊的诗句：“洛阳城东西，却作经年别。昔去雪如花，今重花似雪”，便达了自己对恩师离别的痛苦与即将重逢的感受。这也模仿了诗经中的爱情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重思，雨雪霏霏”的感受。

　　（其二）这一首李商隐仍把自己比作何逊，把沈约比作令狐楚先辈，同时把说自己坏话的人比作颜延年和谢庄，也说明自己和有知遇之恩的先辈关系不同于沈约与何逊关系的合谐美好。这首诗说明文人间不能相轻视，这是没有用的，不能嫉妒而压抑他人。

　　（其三）这首诗李商隐继续把自己比作何逊，并说明自己刚得志时有如沈约、范云的两个人，一个是令狐楚、一个是崔戎，或另一个是王茂元最赏识自己，但今非昔比。何逊八岁能赋诗，弱冠时就被州里举为秀才。其《看伏郎新婚诗》写伏天新婚。李商隐娶王茂元女儿，也是在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入伏之季。

　　开头两句写景点题，写出山城深秋之夜的环境。第一句点明季节、景物，第二句写出时间、人物。秋天夜空晴朗，因而更使人感到景物的凄清，气氛的幽静。夜色渐浓，露水在渐渐凝结、垂落，楼下的江水，在静静地不断流淌。周围的山峰，像巨人一样屹立。夜风轻拂，一切都是那样柔和、安详。然而这寂静幽美的境界，却触拨了游子的心弦，引动了他的万千愁绪。

　　三、四两句进一步描写夜景：远处长江水面上，零星地闪烁着几点灯火，那是夜泊的客船和渔舟，新月高悬，万籁俱寂，这时从城中传来一阵阵捣衣的砧杵之声，回荡在夜空之中。两句写景和上联结合，增加了画面的优美。在这幅画面中，高天是深蓝的，疏灯是飘忽的，月光是柔和的，空山是黝黑的。秋夜、碧空、新月、露珠、江水、渔火、山峰，相互辉映，在这优美的画面之外，又传来断断续续的捣衣声，这岂能不触动诗人异乡作客的无限愁肠呢？

　　五、六两句由写景转到抒情。“南菊再逢”，是指诗人从成都东下至今已近两年。杜甫是永泰元年（765）四月从成都携家东下的，但秋天到达云安之后，因肺病、风痹等病复发，只得留下养病，次年夏初才抵达夔州。秋天，又从山腰客堂迁居西阁，因此说“南菊再逢”。此时诗人除了肺病和风湿痹症以外，还患有糖尿病，所以说“人卧病”。“南菊再逢人卧病”，刻划出了诗人流落他乡病卧山城无限悲凄的处境和心情。因为时局动乱，战争不断，诗人已经很久没有接到故乡亲人的来信了。夔州在长安和洛阳的南面，所以称故乡的来信为“北书”。“北书不至”，自然是有具体原因的，这里却说是“雁无情”，就取得了意在言外、言而无尽的艺术效果。

　　最后两句由个人的身世遭遇写到对故乡的思念。上句写自己走到室外，倚杖步檐，仰看星斗。下句写由银河想到长安，表明思念故乡的心情。“步檐”与西阁照应，“倚杖”与“人卧病”照应。由“牛斗”而到“银汉”，由“银汉”而到“凤城”，一层一层地表现出了诗人由仰望星斗到眺望故国的过程。诗人对故国长安的无限思念就蕴含在这伫立步檐倚杖远眺的老人形象之中。

　　仇兆鳌曾经指出，这首诗在内容上和《秋兴八首》相似，可以说是八首诗的一个总括。但这首诗和《秋兴八首》在艺术上又各具特色。《秋兴八首》写景壮丽，气魄雄伟，表达诗人对人生执着的追求和对祖国命运强烈的关心，风格更为抚郁悲壮，倾吐的爱国热忱更为深沉浩瀚。这首诗虽然写景如画而表达诗人对故乡的思念，体现了杜诗精警凝练、清丽含蓄的风格。把这首诗与《秋兴八首》加以比较，可进一步了解杜诗同中见异的创作风格，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

　　这是一首怀古伤今之作。首联点题，写寒秋匹马渡白沟之景，意境苍凉寥廓；颔联怀古，遥想白沟的历史地位与辽金风物，不无赞誉之意，感情为之一扬；颈联转写眼前之景，意象雄阔而悲凉，感情因之而压抑；尾联首句呼应颔联，写出昔盛今衰之感，次句抒发走投无路之悲，寓有故国之思。这首诗诗句凝炼，颇有杜诗的沉郁苍劲之风，给人一种悲壮之美。

　　首联点明了季节、地点和旅途路线。诗人由蓟门返乡，只身单骑渡过白沟，正值寒冷的落霜季节。蓟门即蓟丘，在当时大都，古代不少诗人，如陈子昂、高适等都曾在此慷慨悲歌，怀古吊今。刘因由蓟门返家。由于白沟所包含的特殊历史问题，自然很容易触发起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无边遐想：兴衰、治乱、荣辱、兴亡、华夷之别……使诗人怀古伤今，心潮滚滚，悲愤难平。寥廓萧瑟的霜天，寒碧呜咽的河水，仿佛也带着历史耻辱的印记，与诗人一起产生了悲愁满腔的共鸣。在这苍茫的秋水长天，寒凝大地的虚空中，羁旅行役、匹马风尘的诗人，是何等的孤独寂寞。“蓟门”、“白沟”、“霜落”、“水天愁”、“匹马”等意象，构成了一种苍凉肃杀的境界、凝重压抑的氛围。

　　唐时所设军事地理单位，以驻守人员之多寡分为上、中、下三镇，这里以上镇泛指边界，中州泛指中原。颔联极为含蓄，但又高度概括地透露出“水天愁”的原因所在：这里从战国时的燕赵，到唐宋盛世，一直是北方军事重镇。汉代李广，晋代刘琨，唐代张守硅，后周郭荣等人，都曾在这一带抗击匈奴、奚、契丹等外族的入侵，为华夏民族建立了保卫边疆的不朽功勋。自宋代与辽金对峙，这里既是两国的边界，又是华夏汉族与辽金夷族在风俗文化方面的分水岭。一个“异”字，含蓄地表露了诗人华夷之别的思想。可现在，华夏沦丧，蒙古入主中原，这里已成为元朝的畿辅腹地，华夷之大防不复存在了，令诗人感到“水天愁”。

　　颈联和首两句一样，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黄云滚滚弥漫天空，笼罩着古代边戍之地，孤零零的城堡、落日残照、西风萧索、孤雁南飞，茫茫旷古之思，秋容古淡之景，诗人孤身独骑，遐思渺渺，羁旅风尘，恨无知音，恰似孤雁飘零，何处归宿。表现了诗人无限的孤独惆怅。

　　尾联顺承此意：“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天下有名于时，与自己相知及交游的朋友，或逝或隐，多已离去，自己孑然一身，书剑飘零天涯，纵然满怀幽思忠愤，亦无处倾诉，无人知晓自己的心曲了。“凋落”、“孤独”尽发悲凉凄怆之情，颇有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胸臆。

　　这首诗既有历史的深远感，又有现实的寂寥感，首联和颈联皆写景，但景中寓情，颔联和尾联抒情，前者抒国家民族之情，故含蓄幽远；后者写个人身世之情，故淋漓酣畅。而国家民族与个人身世，又有因果内在联系，很好地烘托了诗人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