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人们常爱用“多义性”来解说诗意,这其实并不准确。“诗言志,歌永言”(《尚书·尧典》)。当诗人作诗以抒写情志之时,其表达意向应该是明确的,不可能存在迥然不同的多种含义。但是,诗人用以表达情志的词语,却往往是多义的。倘若在诗之上下文中,那多种含义均可贯通,说诗者就很难判断,究竟何义为作者所欲表达的“原意”了。为了不至过于武断,人们只好承认:那首诗本有着“多种含义”。对于《葛覃》,遇到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难题。这首诗的主旨,全在末章点示的“归宁父母”一句。然而“归”在古代,既可指称女子之出嫁,如《桃夭》的“之子于归”;又可指称出嫁女子的回返娘家,如《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记“冬,杞伯姬来,归宁也”。所以,《毛诗序》定此诗为赞美“后妃”出嫁前“志在女工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的美德,其出嫁可以“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而今人余冠英等则以为,这是抒写一贵族女子准备归宁(回娘家)之情的诗。二者对主旨的判断相去甚远,但在诗意上又均可圆通。究竟取“出嫁”说好呢,还是“回娘家”说好,也实在无法与诗人对证,只能留下一个悬案。
不管抒情主人公是待嫁女还是新嫁娘,她此刻正处在喜悦而急切的企盼之中却毫无疑问。诗分三章,展出的是跳跃相接的三幅画境。首章似乎无人,眼间只见一派清碧如染的葛藤,蔓延在幽静的山沟;然而这幽静的清碧,又立即为一阵“喈喈”的鸣啭打破,抬眼一看,原来是美丽的黄雀,在灌木丛上啁哳。这“无人”的境界只是作者营造的一种画境,在那绿葛、黄雀背后,还有一位喜悦的女主人公,在那里顾盼、聆听。次章终于让女主人公走进了诗中,但那身影却是飘忽的:刚看到她弯腰“刈”藤的情景,转眼间又见她在家中“濩”葛、织作了。于是那萋萋满谷的葛藤,又幻化成一匹匹飘拂的葛布;而女主人公,则已在铜镜前披着这“絺綌”,正喜孜孜试身。那一句“服之无斁”,透露着辛勤劳作后无限的快慰和自豪。三章的境界却又一变,诗行中多了位慈祥的“师氏”。她似乎在倾听,又似乎在指点,因为她的女主人,此刻正央求她告知急需澣洗的衣物。“害澣?害否?归宁父母”——那便是情急的女主人公,带着羞涩和抑制不住的喜悦,终于向师氏透露的内心的秘密。这里终于透露出,这位女主人公,原来是一位急切待“归”(出嫁或者回娘家)的新人。这样,前两章的似断似续,山谷中葛藤、黄雀的美好春景,和“刈濩”、织作的繁忙劳动,就不仅传达着女主人公期盼中的喜悦,而且表现着一种熟习女工、勤劳能干的自夸自赞了。这样的女子,无论是嫁到夫家还是回返娘家,都是足以令夫家爱怜并带给父母莫大安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