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两句自叙平生。“三度为郎”，“一从出守”概括了诗人的仕途经历。诗人本有济世之志，“为郎”和“出守”在诗人看来是难以施展抱负的。“便白头”说时光之快，有“功业悲后时，光阴叹虚掷”的意思。其中包含“生平未得意”的感叹。以沉重的叹息引起全诗。
诗的次二句承首联倾诉平生感慨。“长不用”不仅指嘉州刺史秩满后未受叙用，更主要的还是指平生不是“为郎”，便是“出守”，从未被重用过。但诗人的关注点在于“苍生”，“苍生未休”，诗人不安。“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对“圣主”，诗人不能无怨，对“苍生”，诗人不能不忧，格调更为沉重。
第五、六句点出题目“客舍悲秋”，则是“悲秋”。对春光而兴叹，见秋风而生悲，看似悲叹时光流逝，实则悲叹壮志未酬、平生失意，从而转出正意。
诗的最后两句为诗人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时至暮年，处境维艰。“穷苍草转深，闭门日将夕”（同上），满腹心事，无处倾诉，虽有江上蝉声满耳，却不仅不能排遣思绪，倒反更引出无穷愁烦，恰烘托出诗人晚年的孤独寂寞，诗歌遂在这种更为凄切沉重的情调中结束。
这首诗向故友倾诉情怀，概括了诗人的一生，尤其突出了晚景的凄凉，实为追悼平生之作，写得感情深沉凄切，格调慷慨悲凉，真实地传达出一个关心国事却有志难展的封建文人暮年的沉重悲哀。
“独背斜阳上小楼”，一开场先摆动作，画面里，纳兰性德（纳兰容若）独上小楼，背后是红红的斜阳，很有气氛，接下来是用音乐进一步烘托气氛：“谁家玉笛韵偏幽”，不知道哪里传来的背景音乐，是笛子曲，韵律幽幽。
八卦一下：纳兰性德（纳兰容若）独上小楼，听到“谁家玉笛”，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看见那个吹笛子的人，那么，他是怎么单靠耳朵听出来人家吹的是玉笛而不是竹笛或金笛呢？
答案是这种耳音别说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就连笛子专家家也很难做到，像“玉笛”这种词语，仅仅是源远流长的一种诗人语言——比如，同样听到不知从哪里传来的笛子声，如果你想表达君子情怀，那就说“玉笛”；如果你想表达乡野之情，那就说“竹笛”；如果你想表达豪客沧桑，那就说是”铁笛”；如果你写武夫小说，那就写成“金笛少年”。
只有笛子是真的，那些玉、竹、金、铁一般都只是诗人为塑造意境而主观加上的修饰，不可当真。就诗人们而言，这些修饰都是意象符号，是一种传统的诗歌语言。
接下来，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已经在笛声的渲染下登上小楼了，在诗歌里边，主人公只要一登高I无论是高台还是高楼l，往往就要感怀了。由登高而感怀，这也是一个相当有传统的诗歌套路。
登高之后，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先写了一下登高之所见，即“一行白雁遥天暮，几点黄偏满地秋”，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天上是暮色沉沉，一行白雁在飞；地上是秋景萧瑟，几点黄偏堆积。
白雁，比大雁体形略小，据说是纯白色的。白色的雁虽然我们很难想象，但唐诗里有“东溪一白雁，毛羽何皎洁”，宋词里咏白雁也有“冰魂问归何处，明月影中藏”，看来还真是白色的。
地上，几点黄偏而已，并不是满地黄偏，但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却说”几点黄偏满地秋”，这比“满地黄偏堆积”更显得凄凉萧瑟，后者就好比一个人已经躺在血泊中喘息最后的几口气，前者却如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屠刀正在朝自己砍过来。
下片“惊节序，叹沉浮”，开始登高感怀了，季节代谢，人生沉浮，总是惹人伤感，“秾华如梦水东流”，好事情总是才一来到就马上消失了，像梦一样容易破灭，像河水东流一样不可逆转。
“水东流”在诗歌意象里一般有这样几种含义：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不可逆转。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很无助，人的一生无法摆脱命运，就像电影里的人物无法摆脱剧本。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喜怒哀乐，而揪心着急，其实冷静下来一想，我们也知道这些故事早就在电影胶片里被固定好了。李煜和纳兰性德（纳兰容若）他们有时候就像电影里的人物突然有片刻的灵光一闪：哎，我不会只是一个电影人物吧？
“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化自曹唐诗“人间何事堪惆怅，海色西风十二楼”，纳兰性德（纳兰容若）换“何事”为“所事”，比较难解，有注本说“所事”即事事，很多事，钟继先有“所事堪宜，件件可咱家意”，看来这个词大概是从元曲里来的俗语。
横塘，较难解。若当地名讲，南京和苏州都有横塘；若当泛指讲，诗人语言里和这个词有关的一般都涉及男女情事。有注本说这首词是纳兰性德（纳兰容若）怀念南方友人，也讲得通。以横塘代指江南，也说得过去。如果这是怀人之作，那么“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意思就是南方的老朋友啊，人生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发愁，我还是省点心别去惦记你好了。
当然，这是在说反话，实质上的意思是：南方的老朋友啊，你看，我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发愁，可我还是很惦记你呀。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柳宗元贬居永州时，寄住在永州城南潇水东岸的龙兴寺。元和五年，搬迁至潇水西岸愚溪侧畔，并在此构筑家园，过着“甘终为永州民”的定居生活。当时，古城在潇水东岸，潇水以西的愚溪自然称为“郊”。在此“郊居”的五年时间，诗人写作了大量的山水诗。《郊居岁暮》就是其中一首，写于元和十年冬。
这首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怀。诗的首联和颔联，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作者还用极富岭南色彩的景物勾画了一幅岭南所特有的风情画。永州属古楚地，也被称为“南蛮之乡”。这里缺乏开发，民风淳朴。宗元所居之地，背倚山峦，面临溪水，乔榛遍野，“蝮虺”出没，与诗人任职京师时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繁荣都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的颔联以“野”字极为精炼地概括出“郊居”之地的景物特色。山峦连绵、溪水淙淙是“野”，人烟稀少、南蛮风气是“野”，樵夫担柴、唱歌抒怀是“野”，烧榛种田、庭院空寂是“野”。在诗人的笔下，“野”味十足，“野”趣横生。诗人囚居永州已近十年，仿佛已读懂了背负的“山郭”，烧荒残留的余木，踏歌归来的樵夫，离群索居的自己。在这幅极富“野”味的画面中，不仅有冷峻峭拔的景物，还有热情淳厚的樵夫，更有空坐庭院的诗人。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中有人。人、诗、画共为一体，景、人、情浑然天成。
诗的后四句在前四句写景的基础上抒发诗人既悠然自得又感物伤怀的矛盾心绪。诗的颈联阐明了摆脱现实、寄情山水的悠然情怀。就这两句而言，前句是因，后句是果。既然贬居远地，远离世上的纷争，且近年关，又自然放开胸怀寄情于山水。但现实却使诗人不能回避，悠悠往事又忆上心头。其中苦味，常人很难明白。所以，诗人在尾联中抒发了自己想“为”却不能“为”，一切都成“今与昨”的忧怨感愤。
此诗作于元和十年，属柳宗元贬永末期的作品。这时的柳宗元，怨忧穷戚，失望至极，心中苦味无以倾诉，只有写作诗文抒发怨怒、愁苦的情怀。这首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表现了这种苦味：诗的前两句以“屏居”始、以“离索”终，囚居之苦跃然纸上；樵夫能悠然唱歌，轻松愉悦，而诗人却只能“默默”细想、苦苦思索，这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诗人不能“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之苦得以尽情倾吐；年关已近，贬居近十年，自己已近“迟暮”，但“例召”却杳无音讯，空怀大志而不能施展之苦呼之欲出；背山面水，幽静怡人，本应怡然自得，而诗人却如负重荷，惊魂落魄，压抑之苦不言自明。
全诗围绕“野”字描摹物象，抒发了诗人“徒成今与昨”的忧愁感伤的情怀。诗人在描摹物象时强作欢颜，以为如此就可摆脱现实的烦忧，愈是这样，诗人就愈痛苦，诗中透出的苦味就越浓烈。
在歌咏其“武功”与“王业”以后，作者便又转到今日所见之现实：“人说当年，离宫筑向云根。烧烟一片氤氲，想香姜，古瓦犹存。”“人说”者，本地的“旅游向导”向我介绍也。他们说，别看这儿是一片怪石峥嵘（云根即指山石。《金壶字考》：“云触石而起，故石曰云根”），当年高欢的避暑宫却就建筑在这片山石之上！言外之意，明显含有着无限沧海桑田，今昔盛衰的唏嘘感慨。而离宫虽亡，天龙寺的香火却仍极盛；词人由此而联想开去：在那一片氤氲的烟气之下，想来也还剩有当年“香姜阁”（高欢在此曾建“香姜阁”、“冰井台”等建筑，据杨慎《升庵全集》卷六十八）的古瓦吧？这同样也是以寺庙的旺盛烟火与离宫的圮废已久，作一种今昔对比，表达出自己“思古之幽情”。随后又叹曰：一代之“人物”既逝，现今流传于人间的，就只有他的一曲绝唱——《敕勒歌》了！于是词人便十分激动地吟出了下面三句：“琵琶何处？听残《敕勒》，销尽英魂。”据史载，高欢与西魏在玉璧一战中曾经大败，士卒死者七万人，西魏人纷纷传说高欢中箭受了重伤。高欢为了振奋人心，用勉强坐帐，使斛律金歌唱《敕勒歌》，其辞曰：“敕勒歌，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高欢亲自和唱，哀感流涕，一时大家为之动容。因为此歌是用琵琶伴唱的，故而音调尤感悲怆。朱彝尊便以“琵琶何处”兴起，引出“听残《敕勒》”和“销尽英魂”的吊古之情来。其意是说，当年伴着琵琶高歌《敕勒歌》的“英灵”（指高欢）如今安在？只有这一曲《敕勒歌》还在至今流传人间！这其实还是在表现他缅怀斯人已逝、感叹其仅存遗韵的伤感意念和历史感慨。
下片续写这种“昔盛今衰”之感：“霜鹰自去，青雀空飞，画楼十二，冰井无痕。”里头也暗藏几个历史典故；“霜鹰”指高欢有次与刘贵、尉景等人射猎，放一白鹰（故曰“霜鹰”）。不料有一赤兔，奔入茅屋，鹰逐于后，结果被屋内之狗把鹰、兔全都咬死。高欢于是怒而射杀其狗。这里言“霜鹰自去”，即言其射猎之事已逝矣。“青雀”指当年高欢篡夺北魏政权前，民间有谚语曰：“可怜青雀子（暗喻魏帝清河王子），飞来邺城里，羽翮垂欲成，化作鹦鹉子（暗喻高欢）。”（以上关于高欢的史事，俱见《北齐书·神武帝纪》。）这里言“青雀空飞”，亦言其“王业”已泯灭也。“画楼十二，冰井无痕”则继言高欢专政之后，曾经建造了无数（十二言数量之多）亭台楼阁（其中即有“冰井台”，据讲大伏天中可于其中取藏冰），但而今却也无痕无迹了。这四句借着咏叹史事，目的还以抒发“英雄无觅”的历史感慨。
再下“春风袅娜，依其芳草罗裙”两句，是说岁月流驰，此地仍是春风春草，游女如云的游冶景象，这又与“画楼十二”作遥远的对照，以反复申方言其历史兴亡之叹。而最为令人伤感的更是结尾数句：“驱马斜阳，到鸣钟，佛火黄昏。伴残僧，千山万山，凉月松门”。这时，时间已转到斜阳西下，“佛火黄昏”的傍晚，满耳所听，唯闻佛寺晚钟；举目所望，唯见山月松门。是何景也，是何情也，词人那种一切皆归于“空”，一切皆归于“虚”的寂寥意念，便在这暮钟佛灯、残僧凉月的画面中，即淋漓尽致却又含蓄曲折地表露了出来。唐人诗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朱彝尊此词，也是一篇见“行宫”而说“玄宗”的怀古之词，不过它却比前者写得更其酣畅、更其感慨淋漓；特别是末尾的以“天龙寺”晚景作结，更易使人催生出深沉的“历史意识”与“宗教情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