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用“借古讽今”的写法，把南宋继承北宋，比作东汉继承西汉，把在金人统治者扶持下出现的伪楚、伪齐傀儡政权比作王莽的新室。并且表示，只有东汉继继承的西汉，南宋继承北宋才是正统政权，而对于一切傀儡政权坚决不予承认。对于反对司马氏篡魏的嵇康，给予热情的赞颂。这些都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感情。
善于用典一向是李清照的特点，在这首诗里，李清照用王莽的新朝比喻当时的伪齐、伪楚政权。用嵇康与山涛绝交之事来贬低那些苟且偷生之辈。读起来有丈夫之气，当真巾帼不让须眉。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这首诗写的是非常浪漫而自由的爱情：良辰美景，邂逅丽人，一见钟情，便携手藏入芳林深处，恰如一对自由而欢乐的小鸟，一待关关相和，便双双比翼而飞。
率真的爱情，形诸牧歌的笔调，字字珠玉，如歌如画。诗分二章，重复叠咏。每章六句，两句一层，分写景、写人、抒情三个层次，而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与典型感情齐备，可谓出之无心而天然合作。
美好的环境和有着美丽眉目的姑娘，从小伙子的视角见出，楚楚有致，格外动人。“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两句是兼赋的兴句，勾勒出一派春草青青、露水晶莹的良辰美景。春晨的郊野，春草葳蕤，枝叶蔓延，绿成一片；嫩绿的春草，缀满露珠，在初日的照耀下，明澈晶莹。在这清丽、幽静的春晨郊野，“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意思是说，一位美丽的姑娘含情不语，飘然而至，那露水般晶莹的美目，秋波一转，顾盼流转，妩媚动人。这四句诗俨然是一幅春日丽人图，先写景，后写人，堪称是“诗中有画”（苏轼语），画中有人。而在修长的蔓草、晶莹的露珠与少女的形象之间，有着微妙的隐喻，能引发丰富的联想。“清扬婉兮”的点睛之笔，表现了姑娘惊人的美丽。小伙子见到这一切，爱悦之情怎能不喷涌而出。“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里，有对姑娘的惊叹，有对不期而遇的惊喜，更有对爱神突然降临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第一章与第二章之间的空白，可理解为姑娘小伙相对凝视之时，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静场；次章前五句的重叠复唱，可理解为小伙子心情略为平静后，向姑娘倾诉的爱慕之意和殷殷之情。然而，在这人性纯朴的时代，又值仲春欢会之时，无需絮絮长谈，更不必繁文缛节。“邂逅相遇，与子偕臧。”只要两情相愿，便结百年之好；毋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可永结同心。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说：“灵魂集中在眼睛里，灵魂不仅要通过眼睛去看事物，而且也要通过眼睛才被人看见”（《美学》第一卷）。其实，艺术描写的这一美学原则，二千多年前中国的民间诗人已心领神会，运用娴熟。从《卫风·硕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郑风·野有蔓草》的“清扬婉兮”“婉如清扬”，都是通过流盼婉美的眼睛，写姑娘的美丽。在短小的抒情篇章中，只有通过传神的“点睛”之笔，才可能写活人物；而在陌生男女邂逅相遇之时，四目注视，相对而望，也是最自然的表情。因而，这里的“点睛”之笔，可以说虽着力而极自然。
不难看出，这首词显然受到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的启发。上片写人，显然受到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的启发，将女主人公惜花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真挚。下片写花，赋予花强烈的感情色彩。全词以人花互怜为题材，设想新奇，构思精巧。
“寒意透云帱，宝篆烟浮”，词一开头，就将人物置身于室内冷漠凄清的氛围之中。本来，浓浓的寒意透过印有云纹图案的罗帐，已足以使入夜不能寐，偏偏在夜深的时候又下起了潇潇的春雨，更让人睡卧不安。伴随着窗外不断的雨声，不知何时而来的一阵阵“姹紫嫣红零落否”的忧虑突然涌上心头，渐渐地“人替花愁”的怜惜之情涨满了少女的心房。
词中抓住“寒意春雨”这两个极具表现力的意象，几乎不作任何渲染，便从触觉和视觉的角度，将周边的环境和人物的活动巧妙地融为一体，形象地传递出少女惜花的情怀。这里，可注意的是雨中之花何以会引起少女的垂怜，尤可注意的是“人替花愁”愁些什么。一眼看去，这愁已失去特定的指意，而演化为一种普遍性，不挟带多少痛苦，更无深意可供挖掘。果真如此，那么它还有何意味可言。欲求其解，知人论世当不可少。碧城自十二岁那年，父亲故世时起，家中屡遭恶族相逼，几陷绝境。不久，她奉母命离乡背井，只身投奔在塘沽做官的舅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因而她在低吟“姹紫嫣红零落否”的同时，更像在诉说自己的落花身世，怜花惜花，其实也是在自伤自怜。按照诗歌的传统说法，这是“兴在象外”，不实说人事而人事已隐约其中，自有余味不尽之妙。
经过大半夜的风吹雨打，清晨雨住了。吕碧城此时宕开笔意，将背景由室内转向户外。这时映入眼帘的是意想不到的情景：水草肥美，水波柔碧。揆之常情，深夜雨打，有惊无险，并没有出现落英缤纷，满地狼藉的景象，少女应该感到宽慰才对，可是不仅未能如此，反而生出新愁。一个“怕”字引入深思，使词意跌宕起伏，逼人非往下看不可。在该词的初稿中，“草腻波柔”“隔帘咫尺是西洲”，原作“离思难收”“一生多病苦淹留”。两者相比，高下可分。原作在意象及色泽上皆逊于改动后的句子，有意尽于言，一览无余之感，但在帮助读者理解词意上还是自有其作用：词中所言“离思”“多病”，皆为吕碧城早期生活的真实写照。观此，不能不感叹作者对小词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认真态度。这一改，不但丰富了视觉的内容，而且使词意气脉贯通，避免了原作与“凝眸”语气不甚相接的毛病，非常委婉含蓄地表现了一种不可遏制的离情别思。
南朝无名氏作《西洲曲》，写女子别后的相思之情，中有句云：“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据此，“西洲”当在女子住家的附近，也就是与情人相会话别之地，此当为吕碧城句中的“西洲”所本。所不同的是话别对象各有所指，古乐府中指的是情人，而碧城词中指的应是诸姊。从“临远怕凝眸”至“隔帘咫尺是西洲”，总共才有十几字，但在表现手法上却有不容忽视之处。“草腻波柔”，展示了春天特有的一派勃勃生机，可是这在多愁善感的离人眼中，反更能撩起愁思，触动愁肠，这是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不从正面说穿“怕”的缘由，只借用古乐府中“西洲”一词，关联离情，发人联想，可谓以少总多，深曲婉转。正是因为有了“草腻波柔”和“隔帘咫尺是西洲”的敏感之点，这才又进一步勾起了少女“来日送春兼送别”的伤感，而这种伤感又并非简单地着一“愁”字或“恨”字了事，相反通过移情于物来加以体现，更觉情意悠长。结句“花替人愁”，是将前四句反复曲折的描绘作一归拢，同时照应上片的“人替花愁”，将人花互怜表现得极为哀婉动人，真可谓匠心独运，缜密臻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