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此诗两章，脉络极清楚，每章的前二句极写卿大夫的服饰之威和对故旧的侮慢之态；后二句则通过自问自答，表现了原为友人的那位先生的怨愤不平的情绪，而诗句的语气显得“怨而不怒”，很能体现“温柔敦厚”的诗教。
此诗一开头，描述了卿大夫的服饰，可见，这位卿大夫是一位政治新秀，刚刚步入了从政的圈子。但他很不低调，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立马就显出来了：“自我人居居。”活画出衣服傲慢无礼的神情。但他的故旧老友，虽然没有他的官阶高，但一点也不气馁，显示出很强的个性。
从结构上来看，此诗显得十分简单，艺术上也没有太多的特色，比较明显的也就是反复吟咏、反复唱叹、回环往复的手法。这种手法实际上在《诗经》中已相当普遍，有着民歌民谣的风味，从这也正说明了《诗经》与民歌之间的密切关系。
此外，该诗中所用的设问和作答的形式，在《诗经》中也时而可见。这种修辞方法作为讽刺或表现一种强烈的情绪是很合适的。
上元夜，指旧历正月十五夜，又称元宵节。我国素有元宵赏灯的风俗。崔液组诗《上元夜》七绝，共六首。描写当时京城长安元宵赏灯的繁华景象。据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神龙（唐中宗年号，公元705—707年）之际，京城正月望日（即十五），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族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喧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竞夸。文士皆赋诗一章，以记其事。作者数百人，唯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郎郭利贞（苏、郭之作皆五律）、殿中侍御史崔液为绝唱。”这是崔液所作赏灯诗六首中的第一首。
“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玉漏银壶”，计时的器具，古代以漏刻之法计时，具体方法是用铜壶盛水，壶底打通一小孔，壶中立刻度箭，壶中的水逐渐减少，箭上的度数就依次显露，就可按度计时，击鼓报更。元宵夜尽管解除了宵禁，但长安城的钟鼓楼上，仍旧按时报更；人们听了，都嫌时间过得太快，怕不能玩得尽兴，于是说：滴漏箭壶，你不要这样一声比一声紧地催促呀，也不要过得那么快，今夜的城门要一直开到天亮呢！上句写出了人们“欢娱苦日短”的感慨，下句是说在此太平盛世，应该通宵尽兴。吃过晚饭，打扮一新的人们，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迫不及待地早早走出家门，三五成群相邀着、呼唤着、嬉笑着，涌出巷口，融入大街，汇进似潮喧闹欢腾的人流。人们兴高采烈地燃放烟花爆竹，挥舞狮子龙灯，观赏绚丽多彩的灯火，评论着、嬉戏着、赞叹着。越看越高兴，越玩越兴奋，“莫相催”衬托出气氛之热烈，景色之迷人、“彻明开”既写出了元宵节通宵达旦闹花灯时间和程度，又写出了人们高涨而持续的勃勃兴致。
后面接着连用两个问句：“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谁家”、“何处”，实际是指家家、人人说明万人空巷的盛况。这包括了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形形色色的各类人。因而，“谁家”“何处”这四字包涵的内容实在太多，它把人声鼎沸、车如流水马如龙，灯火闪烁，繁华似锦的京城元宵夜景一语道尽。连用两个诘句，不仅将盛景迷人，令人不得不往的意思表达得灵活传神，而且给人以无限回味的余地，言有尽而意无穷。
此诗是诗人夜泊秦淮时触景感怀之作，前半段写秦淮夜景，后半段抒发感慨，借陈后主（陈叔宝）因追求荒淫享乐终至亡国的历史，讽刺那些不从中汲取教训而醉生梦死的晚唐统治者，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无比关怀和深切忧虑的情怀。
这首诗中的第一句就是不同凡响的，那两个“笼”字就很引人注目。烟、水、月、沙四者，被两个“笼”字和谐地溶合在一起，绘成一幅极其淡雅的水边夜色。它是那么柔和幽静，而又隐含着微微浮动流走的意态，笔墨是那样轻淡，可那迷蒙冷寂的气氛又是那么浓。首句中的“月、水”，和第二句的“夜泊秦淮”是相关联的，所以读完第一句，再读“夜泊秦淮近酒家”，就显得很自然。但如果就诗人的活动来讲，该是先有“夜泊秦淮”，方能见到“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景色，不过要真的掉过来一读，反而会觉得平板无味了。诗中这种写法的好处是：首先它创造出一个很具有特色的环境气氛，给人以强烈的吸引力，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这是很符合艺术表现的要求的。其次，一、二句这么处理，就很像一幅画的画面和题字的关系。平常人们欣赏一幅画，往往是先注目于那精彩的画面，然后再去看那边角的题字。所以诗人这样写也是颇合人们艺术欣赏的习惯。
“夜泊秦淮近酒家”，看似平平，却很值得玩味。这句诗内里的逻辑关系是很强的。由于“夜泊秦淮”才“近酒家”。然而，前四个字又为上一句的景色点出时间、地点，使之更具有个性，更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照应了诗题；后三个字又为下文打开了道路，由于“近酒家”，才引出“商女”、“亡国恨”和“后庭花”，也由此才触动了诗人的情怀。因此，从诗的发展和情感的抒发来看，这“近酒家”三个字，就像启动了闸门，那江河之水便汩汩而出，滔滔不绝。这七个字承上启下，网络全篇，诗人构思的细密、精巧，于此可见。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夜泊秦淮，诗人听到隔江传来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表面上，诗人似乎是在斥责“商女”无知，但是诗人的矛头所向，却是那些身负天下安危，但醉生梦死的权势显达。在距陈朝覆灭已有两个半世纪之遥的晚唐衰世，竟又有人不以国事为怀，用亡国之音，麻醉自己，令人陡生历史悲剧又将重演的预感。“不知”实为“商女”开脱之词，唱者无心，而听者有意。“犹唱”二字上溯历史，说明沉缅酒色的挥霍者古已有之；下照现实，揭示了当今的达官贵人像陈后主一样，如此下去，也将亡国；如不改弦更张，将要自蹈覆辙，不堪设想。抒发了诗人的振聋发聩的警示。
此诗构思奇巧，情景交融，用典恰当，寓意含蓄，语言凝炼，诗评家沈德潜盛赞此诗为“绝唱”，确实是名不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