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阕，重在描绘时序和场景。时当秋深，芙蓉院里，秋容已老，一派衰败之象。庭中小草也已枯黄老死，上面凝聚着颗颗霜花。“匀似剪”，谓草上朵朵霜花，十分均匀，好似剪裁而成。此句盖化用李贺《北中寒》诗：“霜花草上大如钱，挥刀不入迷蒙天。”接下来两句，交待场景。仕途蹭蹬、宦海沉浮的词人，在被贬到这蛮荒之地时，竟受到热爱其词的义妓母女的尊重，引他上西楼，还盛情相待，迫近而座，清歌侑酒，使词人内心获得了片刻的安慰，所以，在当时楼上众多的物象中，惟有那“风压绣帘香不卷”最令敏感的词人动心，最为他所注意——这清歌妙吟的西楼，成了他疲惫身心的避风港。
下阕由景及人，着笔描写为他弹琴哦词的义妓。由于敬慕词人，对其所作“得一篇，辄手笔口哦不置”，所以这位义妓在与心中的偶像相聚一处时，当然会尽其所能为词人吟唱，所以，词中重点描绘了义妓弹唱时的动作神态。 “玉纤”两句，对仗十分工稳，恰到好处地传达出当时义妓表演时态度的认真。“玉纤”跟“红袖”相对，“银筝”与“金鸭”相衬，极富色彩感，一副装束，显得华贵而高雅。“慵整”和“时笼”的动作和神态，又刻画出这位义妓的娇美可爱。末尾两句，画龙点睛，描绘她脸部的神采。酒逢知己干杯少，在词人自己“酒杯深”的同时，义妓也在“慵整”和“时笼”中不知不觉饮酒过多，以至于双颊绯红。这里，“岁华一任委西风”一句，含意相当深刻，不可轻易放过。西风即秋风，西风一起，表明秋季已到，万物都将衰老枯萎。词人说醉红双颊的义妓将岁华委于西风，暗示此妓花容已老。将这种感触跟她因为酒醉而泛起的春红相映衬，寓有美人迟暮之感。而且，透过作者的词笔，似乎还传达出他隐约的身世之悲。只是，这种情绪被处理成一个义妓的神态，以一种艳思弱化掉了那一声长叹。身世之感，打并人艳情之中，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手法。
整首词直叙词人眼中所见，感情平稳深敛，心绪的起伏被潜置于词所描绘的景象人物背后。但是，从词人所撷取的物象，所营造的气氛中，读者可以隐约感受到被贬的词人内心的愁绪。面对眼前的红颜知己，听她吟唱着自己所填的妙词，作者没有表现出一丝兴奋和激动，而是平静的心情观察着这一切。是他心中没有痛苦，还是他暂时忘却了痛苦？都不是，是他在用眼前的平静在掩饰着内心的痛苦。词的末尾两句，隐约透露出词人内心的波澜：那一任岁华委西风的放旷，那醉脸上的春红，是那位红颜知己，也是作者本身！芙蓉院妓能与她仰慕的词人相见，歌彼之词，献己之技，对她而言，当然是一件幸事。被盛情相邀，殷勤相侑的词人，在“洒杯深”之后，当然也会春红满脸。那歌，那酒，此时成了沟通彼此情感的桥梁，而秋容老尽的芙蓉院妓的处境，又怎能不引起词人对自己的身世、地位的联想！所以说，词的末尾两句，看似写对方兴之所至时的忘情，实际上已经暗含着词人自己悲苦的内心感受。《词则·闲情集》卷一中评此词：“顽艳中有及时行乐之感。”可谓一语中的。
唐朝诗人自居易被贬浔阳巧偶琵琶女时作“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在秦观的这首词中也同样存在着，只不过秦观将这种感情融人到了情景描写和渲染之中，将白居易那直白显豁的情感抒发，化成了一种含而不露的情绪，萦绕词中却又不说透，使人有所悟又有所迷。
上片即景生情。写嘉佑元年春苏轼赴京（今河南开封市）应试，路宿洛阳城的景物与由此引发的情感。“洛城春晚”，点明写词的地点“洛城”、时间晚春，颇有“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烁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的暮春寒意。“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写眼前景物。 “乱掩”二字绘形绘色，“如篆”二字恰切传神。仿佛苏轼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不完美的阴影，似有“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清代洪异《长生殿》）的孤独味。“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触景生情，即由眼前的“红楼”引出了与远在千里关山外的贤妻别离前之幽情。当年夫妻二人可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刻骨铭心。上片五句27字，即景生情，体现了苏轼登高远眺、遥思爱妻的心态。
下片写苏轼思绪绵绵，神态痴呆，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自惜”二字统帅下片，一气贯通。“自惜风流云雨散。”写苏轼特别珍惜昔日的风韵美好动人的幽情：“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她挑灯伴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辄能记之”并提醒；苏轼“问其他书”，她“皆略知之”。“关山有限情无限。”写苏轼与王弗的贞情。“待君重见寻芳伴。”写苏轼的幻情。 “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写苏轼的相思深情所照应的景。天各一方，心愿难圆，情丝绵绵。下片五句30字，由情融景，将苏轼与妻子那恩恩爱爱，一往情深，注入字里行间，令人回味。
全词由景到情再到景，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结构的回环美。苏轼与妻子的情爱可谓牵肠挂肚，催人泪下。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爱情殊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苏轼的一种美好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就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新的道德标准：他与妻子的爱是以“相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所以才“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
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