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首诗前两句将黄河的浊浪排天,以天上盼银河倒泻陪衬,极力描写它的险恶;后两句说人情的险恶更有甚于黄河浊浪,所以不应说黄河是畏途。这首诗运用反衬的手法极写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
前两句说人们一旦来到那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黄河岸边时,就不免被它那“倒泻银河”的神秘传说吓住。对这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诗人是非常蔑视的。自然,横渡黄河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也只不过是承受“须臾”的“掀天浊浪”而已。在永恒的时间和空同里,人的生命也正如激流险峰中的一叶小舟:当生活的巨浪铺天盖地砸下来时,没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没人能知道这灾难会延续到何时。宋琬曾是位少有方名的诗人,早年便高中进士,为官时也颇多惠政,深得人民爱戴。却不想被人诬陷,以至于“立逮下狱”,“并系妻子”,在拘囚的三年中,又险遭不测之祸。这就难怪他会借“渡黄河”之题,发出“人间更有风涛险”的沉重叹息了。
后两句写黄河汹涌奔腾,古人不知其发源地,认为是天上的银河倒翻下来的,故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说。它有掀天的浪涛,但是要渡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惊涛骇浪的风险很短暂,一般都能渡过。真正的风险却是在人间。一般人在险恶的人间,习惯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豺狼横行、暗无天日、伤天害理、良心灭绝的生活,还不曾觉察到它的险恶,反而说黄河的险风恶浪才是最可怕的,不敢渡过。
宋琬认为诗人处穷困之境,心怀“幽忧”之情,自易“悲歌慷慨”。(《董阆石诗序》)黄河本是自然界之险途,但无论其“倒泻银河”也好,“掀天浊浪”也罢,在诗人眼中,与人生道路之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比,都微不足道。诗人以反衬的手法极写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可见其诗风之一个侧面。
上片“鬓棱”五句,忆年青时情景。言室中伊人刚剪成了一种有棱有角的鬓发新式样,其形体纤弱,更显得婀娜多姿。春天的气息早已从屏风四周向房中渗透进来。在春暖花香之时,有位少年男子在这香气弥漫的绣屋中偷懒假寐,引起了屋中伊人善意的取笑。
下片“霜丝换”四句,叙老年情景。言如今这位少年已是人老体衰,发如秋霜,处境犹如凋零的梅花,也似黄粱梦醒。虽然身处繁华似锦的临安都城,但老人的感觉恰如夜深寒重一般压抑;春风虽象从前一样吹拂着室中的灯光,然而老人也只感到它只是为了要吹灭灯光,吹残梅花,而没有了以前年青时代感受到的春的温情。
全词直叙今昔对春的感受,愈发显出了词人对老境凄凉的深有体会。此词与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两相对照参阅,则可见吴词之直,辛词之曲也。
本诗的前半四句,传神地绘出了一幅潇湘江上的雪景图。“玉花”化用梁昭明太子<黄钟十一明启>“玉雪开六出之花”意,形容绝妙,“卷”字见出了雪花纷纷扬扬的飞舞之态。“长空”切“天”,“汀洲”切“江”;“卷玉花”是细部的、动态的观照,“白浩浩”是总体的、静景的印象:语简而意象丰富。“雁影”句表明已届隆冬的时令,又隐用雁度潇湘的本地风光来暗示“江天”所属的地域。最妙的是第四句,它不仅补明了题面中的“暮”字,而且写出了暮雪雪景所特有的那种朦朦胧胧、半幽半明的色调与风韵。后半部分,诗人在画面中安排一名生活在巴陵地区的渔翁,这名渔翁已登返棹,“寒欲归”三字,隐透出“暮雪”的影响。“不记巴陵道”既含有大雪弥漫迷蔽江路的意味,又见出渔翁对“江天暮雪”处境的顺适。“船自流”的结果,是在视野中留下了一抹渐行渐杳的痕影;这一余韵袅袅的结尾,增添了画面的动感与纵深感,传现出“江天暮雪”全景清逸超妙的风韵。全诗首尾映照,动静相间,意境高旷。诗中的渔翁因天"寒"已登返小船,却因为大雪弥漫遮住江路,忘记了回返的道路。这位渔翁索性坐睡舟中,任凭小舟随江流漂荡。
由此可以看出渔翁对"江天暮雪"处境的顺适之情。
这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民歌。写夫妻远别,借描写一对白鹄顾恋不舍的别离情景,抒发了患难夫妻被迫分离缠绵哀伤的情态。诗中的夫妻感情甚笃,丈夫不忍别妻远行而又不得不离别,当是为生活所迫或外出服役。全诗分“正曲”和“趋”两段,运用比兴手法,以哀怨缠绵的笔调,状雄鸟之情深义重,感人肺腑。
诗的前段以雄鹄的口吻,是魏晋大曲歌辞的主曲,也称正曲。后段以雌鹄口吻,是魏晋大曲中的趋。最后是大曲的乱。魏晋大曲的结构形式是一个四段式,即“艳—曲—趋—乱”的组合式。“艳”指的是楚歌,当时人有“荆艳楚舞”之说;“曲”指的是清商三调曲,它的音乐素材来自流行于中原的汉代相和歌;“趋”指的是吴歌,当时吴地歌曲便称为“吴趋”;“乱”也是楚歌,《楚辞》中已常用“乱”来作为卒章之节。在这个四段式中,曲辞是主体部份。或者说,魏晋大曲是以流传于中原的相和歌为核心,以之结合来自南方的艳、趋、乱而形成的。曲前应有艳,是一支楚地风格的器乐曲,无歌辞。
这首诗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表演性、音乐性和民间性,其艺术风格其实就是这些特征的体现。例如:这篇诗歌的前四解用一种比兴手法,很生动地刻划了一个被迫弃妻的男子的形象;后一解则用展示内心感情的方式,细腻地描写了一位女子思念亲人、渴望团聚的悲哀。两种表现手法与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相配合,收到了相互映衬、相互对比的良好效果。这同诗歌的组合方式——前四首来自中原相和歌,后一首来自吴地歌曲——是分不开的。又如:诗歌中用“十十五五,罗列成行”的形象描写,暗示了并翼齐飞的美好生活,由此反衬出雌雄离散时的凄凉;又用“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吾欲负汝去”的排比手法,很有力地渲染了雌雄离别时的依依不舍。这些表现方法,则是由于歌辞同民歌的亲缘关系而产生的。总之,尽管全诗杂采了多种民歌作品,里面有拼凑的痕迹,但由于它服从于一个完整的音乐主题,并由于它按表演需要造成了由聚而分、由男而女这样的情节变换,读者仍然可以从诗篇中得到一个整体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在一些非音乐的作品中反而是难以得到的。
两宋之际被金人扣留的宋使为数甚多,足见女真首领趾高气昂得根本不想同汉人讲一点点道理。于是才有了宇文虚中、吴激等人倾吐危难之苦、家山之思、沧桑之感的词作。
冬去春来,大自然的万紫千红是不管人世间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执着地要向南疆北国、千山万水奋力进军的,立春,是春天的华诞。若在和平时期,人们总要尽情庆祝一番,因为它孕育着一年的丰收和希望。中国唐宋以来,每逢立春日,民间以小纸幡戴在头上或系在花下,庆祝春之来临。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条载:“春日,宰扶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一时间宝幡彩胜,招摇过市,有金质的、金裹银的、罗帛作的,委实是堆金堆缕,流光溢彩。无论是风雨飘摇中的北宋朝廷,还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当权者,都颇有一点及时行乐、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涵养”。民间自当别论。老百姓含辛茹苦,总是热切地祈求和平,祈求春光永驻。他们“春播雪柳,各相献遗”(《东京梦华录·立春》)的那情景,恰如辛弃疾所形容,“蛾儿黄金缕”(《青玉案》),十分朴素、融和。至于民间女子,更是别出心裁,“立春月,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荆楚岁时记》),好一番“共喜钗头燕已来”(欧阳修《春日帖子》)的动人情致。这一切,对于宇文虚中说来,俱成已往。立春,带给也们的只是加倍为心灵苦寒和酸痛。遥望故园、故国,他们越发珍借昔日的春光春色,越发思念那金的、银的、纸的、绢的交相错杂、光彩迷离、共庆“春日载阳”的一片喧腾。美好的记忆的余温,温暖着失群孤雁的冷得发颤的心。很自然,此词开首便推出了热热闹闹的两句:“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
“人间要识春来处”,是承上启下的一句。在词人看来,只有故国的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春神,是戴着宝幡彩胜,携着欢庆立春的声声笑语,从繁衍大宋巨民的多灾多难而义生生不息的土地上翩翩而来的。那里,才是无限春光的源头。这当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作者生于动乱,困厄、耻辱、危难加诸其身,不能不体察到昔日繁华下的种种辛酸、苦痛、伤痕和泪水;但北时此刻,一切都失去了,失去的东西倍觉珍贵,故词人情不自禁地把故国的春天想象得尽善尽美,此乃人之常情。
宇文虚中看到了“天际雁”、“舞边树”。前者是运动的,后者是相对静止的,一动一静,相辅相成,巧妙地构成了揭示春之源头、春之踪影的“座标”。常言道:“八月十五雁门开,雁儿脚上带霜来。”南飞雁是冬天的使者。词人眼下眺望的是打前哨的飞往北方的春雁,它们从南方来,应知南方之春事,应将春风春雨春光春色引到苦寒的北国(含蓄而又大胆的抒怀)。舞边树,泛指南方的舞流和春树。此乃绾系万缕情丝的一种理想物象,唐张若虚曾用它收拾春、舞、花、月、夜:“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舞树。”宇文虚中同样是魂系舞树、魂断舞树的:风又绿舞南岸,春色又满舞边树然而,“我”却不能“归”,不能“还”,此情谁解?此意谁度?此味谁识?
要之,上片回环反复、一唱三叹的是:春神已降,在喜气盈盈的宝幡彩胜间,在春雁的拍打长空的羽翼上,在萦绕舞树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情丝里,这是月魂度关山、目送干里的感情“长镜头”奋力追摄的心灵图像,尽管恍惚迷离,但画外音却铿然有声:春在南方,春在故国,人们啊,你识得此理么?
下片紧衔“舞边树”。丘迟《与陈伯之书》云:“暮春三月,舞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宇文虚中不比当年归降北魏的陈伯之,无须“丘迟”们规劝、启发和诱导,内心本来就骚动着强烈的故国之思,所以,一提及“舞边树”马上就想到了“故国莺花”。“又谁主?”目下是谁人在调护莺花、相看两不厌呢?问得急切而又主动。是自我设问,也可理解为询问身在故园、无比幸运的“丘迟”们:你们因何不托雁传书给我捎来一点“莺花”的消息呢?这里又出现了一处节令上的“误差”。上片之春雁,应在春分后飞往北方,词人令它提前两个节气(雨水和惊蛰)启程,有点迫不及待;这里,又将“暮春三月”的群莺、杂花提前到立春日加以审视和探询,更显得思乡心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作者似乎觉察到自己问得有些个突兀,故即刻发表声明:“念憔悴,几年羁旅。”这几年羁留金邦,不死不活,心力枯竭,而目憔悴。度日如年的人必会“魂一夕而九逝”。很明显,这里用“过去——现在——未来”各个时刻依次延伸、表现宽度的“空间时间”概念来检视,是很不够了,只能着眼于“心理时间”,看词人打破惯常的时间序列,将过去的印象、现在的感受和未来的揣度交融在一起,叠印在一起,从而透示出一种感情的力度和节奏。此词在这方面处理得相当自然巧妙:在有序而无序中,在飘动而沉稳中,俯仰自得,斡流而迁,终于将一曲心灵的悲歌嘈嘈切切地推向了高潮:“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宇文虚中羁留日久,苦不得归,只好向春风祈求:愿能胁下生双翼,随风飞到春来处!他被害于皇统六年,再也没有能够见到宝幡彩胜、群莺、杂花和绿茸茸的舞南春草,再也没有能够重睹故国之旗鼓。春风尽管有意,但也无力将他吹出有形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