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诗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真风告逝，大为斯兴”，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蚀，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隐居田园，躬耕自资。“结庐在人境”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谓“心远”，即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进弃世，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托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前人激赏其“词彩精拔”。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中的“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尘俗，超凡脱俗。 [4] 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探询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在自己的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法则，既可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四句叙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朴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仕，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意于仕而仕；鸟之倦飞知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
“采菊东篱下”四句，古人对此评价甚高。张戒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那么，张戒所说的“味”是什么呢？为何说“此味不可及”呢？我们知道，陶诗不尚藻饰，不事雕琢，明白如话，朴素自然，故前人常用“平淡”两字以概其诗风。但陶诗之平淡乃从“组丽”中来，是平而有趣，淡而有味。这种貌似平淡实则醇美的特色，实为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非常人所知，亦非常人所能。张戒所说的“味”，当是陶诗醇美的韵味。此种韵味之所以“不可及”，原因固然众多。我们撇开文学修养、艺术才能等条件，可以说这种韵味只有像陶渊明那种不愿随俗浮沉，不肯汩泥扬波的诗人才能写出，也即只有寄心于远、心境“至闲至静”者才能写出。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末两句，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情。诗里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秋夕篱边），也可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恬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贱、励志守节的高尚品德。 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真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忘言”通俗地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
此诗主要描摹诗人弃官归隐田园后的悠然自得心态，体现出陶渊明决心摒弃浑浊的世俗功名后回归自然，陶醉在自然界中，乃至步入“得意忘言”境界的人生态度和生命体验。此诗以“心远”纲领全篇，并分三层揭示“心远”的内涵。首四句写身居“人境”而精神超脱世俗的虚静忘世态。中四句写静观周围景物而沉浸自然韵致的物化忘我心态。最后两句又深进一层，写“心”在物我浑化中体验到了难以言传的生命真谛此诗意境从虚静忘世，到物化忘我，再到得意忘言，层层推进，是陶渊明归隐后适意自然人生哲学和返璞归真诗歌风格最深邃、最充分的体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首诗就是陶渊明“以物观物”所创造的“无我之境”的代表作。
这是一首咏物之词，运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词一开篇，就是指点江山、直抒胸臆。与众不同的是，他不是只咏雪或只咏梅，而是花开两朵、两朵俱美。一会是一个平台上的比较，一会是各自舞台上的辉煌；既各有高低，又各有所长。从篇章角度分析，上下阕的结构是一致的：一二句，先立主旨、总领全段；三四五句，以鲜明意象，比较二者异同；把这异同的典型特征，完全袒露在作者笔下、袒露在读者眼前；其中的对比手法，恰好也照应了主旨。这样的结构意图，就是抓住雪与梅的同与不同：上阕的“全似”，下阕的“不似”，这就全面的比较了两种风流。
从段落到全篇，这首词大体可以分出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起：两种风流，一家制作。承：雪花全似梅花萼。细看不是雪无香，天风吹得香零落。转：虽是一般，惟高一着。合：雪花不似梅花薄。梅花散彩向空山，雪花随意穿帘幕。
具体看来，梅雪争春，同样风流，这就是不可避免的梅与雪的不同。不过，异中寻同，词人偏要说“雪花全似梅花萼”。这里，雪花与梅花同在雪花仿佛就是梅花的花瓣。是啊，梅花的美丽，在于不仅有形，而且有香。雪花有梅之形，于是就输了一段香
词人的智慧，就在于丰富的想象力。风流，像风一样流芳天下，因而是世间万物的最佳典范。作者在梅与雪的映衬中，明知雪花有弱点，但却把她的弱点，放在险恶的处境中，想象为是狂风夺去了雪花能与梅花媲美的资格，这是极其高明的想象力，正是这样的想象，既说明了“全似”中的真实距离，也说明了这确实情有可原。这既是替雪花找托词，又是进一步展示了梅花的风采。
这基础上，作者归纳说，雪梅的风流看似一样，但梅花其实更高一着。前面是雪花与梅花异中之同，这里是二者终有高下、毕竟不同的现实状态。“雪花不似梅花薄”，一个“薄”字，意味深长。按古代汉语，薄通泊，淡薄即淡泊，这是一解；另一解则是薄的本义，薄即草木丛生。是啊，雪是水气的精华，而梅花是草木的精华、百花的精华、生命的精华，不愧是花中之花。所以，雪花的“不似”，表现了略逊一筹。是啊，梅花把自己的生命、把生命的色彩，装点向草木凋零、万花俱谢的雪山；雪花虽无生命，却依然善解人意的飞向人们的身边。
这就是词人最重要的比较。两种美丽的花朵，一是梅花，她挑战着寒冷的世界，以自身的豪气，呼唤着天地中生命的色彩、呼唤着天地中美丽的春天，也呼唤着天地中美丽的百花；另一是雪花，她把单调的冬天变成飞花溅玉的世界，这就是异中有同。那雪与梅各展所长，只要都是一流，又何必在意第一第二呢。这就是美丽的雪花，不卑不亢，绝无对梅花的嫉妒，只有与梅花的互补。即使不得第一，绝不与第一对立。这就是雪花，甘做背景、甘做配角，恬淡中显示雪花的美丽。
可见，词中梅雪并举，映衬之妙、拟人之巧、想象之高，就让梅与雪刚柔相济、共迎春光。其中那个“薄”字，引出了太多的争议：其一，薄字取贬义时，即意指雪花比梅花更薄一点。其二，用作褒义时，作为和严冬战斗的宠儿，怎么能比雪花更厚呢？然而词人不会取“薄”字的贬义，因为那与词人笔下的“风流”形象太不相称。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武松打虎，不能是武松打猫，贬低斗严冬的“战友”，实际就是贬低自己。因此薄字在此词为第二种说法，这也就是把“薄”理解成褒义的最好依据。
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280-289年）的杰出作家。他的诗赋成就很高。《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诗，谢灵运认为“古今难比”，钟嵘《诗品》也列为“上品”。《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所以刘勰说：“拔萃于《咏史》”（《文心雕龙·才略》）。
《咏史》诗，并不始于左思。东汉初年，班固已有《咏史》诗，但是，这首诗的写法只是“概括本传，不加藻饰”，而左思的《咏史》诗，并不是概括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借以咏怀。所以何焯说：“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又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此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认为左思《咏史》是“咏史”类诗歌的变体，其实这是“咏史”诗的新发展。
左思《咏史》诗，抒写诗人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当时出身寒门的有才能的人，壮志难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这组诗表现了诗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的变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
第一首写自己的才能和愿望，可以看做是这组诗的序诗。开头四句，写自己的博学能文。“弱冠弄柔翰”，是说自己二十岁时就舞文弄墨，善于写作文章了。“卓荦观群书”，写自己博览群书，才学出众。这两句实为互体，意思是说：我二十岁时已才学出众了，不仅善于写作，而且博览群书。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才能善于写作，才能“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即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典范，作赋以《子虚赋》为楷模。《过秦论》，西汉贾谊所作，是其政论中的名篇；《子虚赋》，西汉司马相如所作，为赋中名篇。左思著论作赋以他们的作品为榜样，说明他的见识与才能，颇有自负的意味。
“边城论鸣镝”四句，写自己兼通军事。“鸣镝”乃是战斗的信号。边疆发生战争，告急的文书飞快地传到京城。这里，可能是指公元279年，对鲜卑树能机部和对孙皓的战争。《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279）春正月，虏帅树能机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十一月，大举伐吴……十二月，马隆击叛虏树能机，大破，斩之，凉州平。”烽火燃起，诗人虽非将士，可是也曾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兵书。他认为自己不仅有文才，而且也有武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应该为国效劳。
“长啸激清风”四句，写自己的志气和愿望。诗人放声长啸，啸声在清风中激荡，志气豪迈，东吴哪里放在眼中。他想，一把很钝的铅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自己即使才能低劣，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良图”（良好的愿望）。至于什么是诗人的“良图”，“左眄澄江湘”四句，作了具体的回答：消灭东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功成之后，不受封赏，归隐田园。前两句表达的是晋武帝《伐吴诏》中“南夷句吴，北威戎狄”的意思。后两句正是他歌颂的鲁仲连精神：“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就感情言，前者雄壮，后者恬淡，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是统一的，表现了诗人既渴望建功立业，又不贪恋富贵的精神。
还需要提及的是，可以根据“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诸句确定《咏史八首》的写作年代。晋武帝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公元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孙皓投降。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正月，讨伐鲜卑树能机部，十二月，大破之。所以，何焯认为“诗作于武帝时，故但曰‘东吴’。凉州屡扰，故下文又云：‘定羌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可见《咏史》八首写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之前。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但是，诗人的议论是以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恰恰相反，诗中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此诗意气豪迈，情感昂扬，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植。曹植诗云：“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白马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曹植为国赴难，建功立业的志愿，都被曹丕父子扼杀了，他郁郁不得志地度过自己不幸的一生。左思“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壮志雄心，被当时的门阀制度断送了，所以，诗人愤怒地向门阀制度提出了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