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
这首诗首联“五剧车声隐若雷,北邙惟见冢千堆”五剧:道路纵横、四通八达的地方,指京城繁华的街道。卢照邻《长安古意》:“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秦控三市。”隐:盛大,形容声音宏大。北邙:山名,在河南洛阳东北,汉魏王侯公卿死后多葬于此。古代诗文常以北邙泛指墓地。冢:坟墓。千:言其数量很多。下笔即写“都门”景象。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达官贵人的车轮滚动之声犹如隆隆雷声。北邙山上荒坟满布,一片萧索凄凉。由上句可见家门贵族名声显赫,趾高气扬,洋洋得意。下句写他们的没落衰败,最终不过是家中枯骨,留下一个个冷落的荒坟。在两个场面的对比中,说明好景不长,繁华如梦,得意一时,而今安在?在如实的平平叙写中,隐含着对权势人物的藐视、鄙视和嘲讽。
颔联“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千绕郭来。”写登楼所见自然景色。给都城涂上一抹殷红的夕阳,好像规劝客居异乡的游子珍惜时光,及时去登楼远眺,欣赏黄昏时的短暂美景。登上城楼,放眼望去,只见山光暮色围绕城郭而来。千气迷漫天空,笼罩大地。诗人见景生情,感慨万千。夕阳西下,使诗人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感。“登楼”,吻合王粲《登楼赋》的“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但登楼也不能销忧。夕阳将坠,残千来临,良辰易逝,美景短暂,愁心不展,悲情难消。此联写得舒缓沉稳,而浓情深慨已含蕴其中。
颈联“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只买白杨栽。”突出表现诗人的愁思。诗句说:我太贫寒了,而且流落异乡,无依无靠。我愁苦的事太多了,很想买些白杨栽种,让它在千风中的萧萧声来代替我不断诉说吧。“寒甚”句化用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说自己的孤独愁苦超过杜甫诗中的佳人。这是采用“加一倍”写法,使诗意推进一层,使思想感情的表达更有力度。诗中“白杨”,是一个传统意象,源于《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遥望北郭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白杨是一种肃杀悲凉景物,它萧萧作响,悲声呜咽,用以引起游子的愁苦情怀和思乡意念。诗人故意要于居处多种白杨,意在强化并强调他的忧思愁情。
尾联“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诗人诉说个人愁苦后,进而想到自己的家人。于是转笔写到:深千了,全家人都在萧瑟的千风中颤栗。九月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但因家境贫困,御寒的衣服还无法准备。《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授衣: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们去做。)此联勾画出诗人全家所处的困境,抒写他无力养家的辛酸,是生活的真实再现,无限凄楚,感人至深。诗句反映了无数潦倒文人的共同遭遇,使人想到科举时代落拓书生的可怜。它是对不合理现实的揭露,是向“太平盛世”发出的强烈控诉。它既是悲叹之声,又是不平之鸣。
全诗扣住题日,围绕中心,但又无局促拘囿之弊,诗人先写“都门”景象,近观是高车宝马,远眺是北邙荒冢。次写登都门城楼所见,引出“千”,展现出千天的夕阳,千天的山色,笼罩城郭的千光千气。颈联写出自己的愁“思”,无修竹可倚,有白杨可栽。最后由自身想到家人,他们正在千风里瑟缩呻吟,寒苦无衣,将“思”拓展。由近及远,由此及彼,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全诗在一定的框架中又能直吐胸臆,自然流贯。朴实无华,浑然成章。
此诗景中寓意,景中含情,意蕴丰富,感情真切。首句“五剧车声隐若雷”,既写出了都市繁华,权贵声势,又反衬了诗人的穷愁潦倒,再接以“北邙惟见冢千难”,景象又转为冷落凄凉,符合千日气氛和情调。颔联的夕阳残照,大有人生迟暮、时不待我的惆怅与惶惧。“山色将千”,环绕一片衰飒之气,透露时代氛围。颈联的修竹、白杨,都显出清冷与萧瑟,与诗人的心情相契合。尾联的九月“风声”,阵阵劲吹,令人寒栗,令人难以忍受,甚至要发出呼号与诅咒了。何况衣裳毫无着落,尚未剪裁呢。情绪愈演愈烈,悲不自胜。它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但《宋书·乐志》言《白头吟》等“并汉世街陌谣讴”,即民歌。《玉台新咏》载此诗,题作《皑如山上雪》,则连题目亦与卓氏无关了。《西京杂记》乃小说家言,且相如、文君关系亦未尝至此,故云文君作,显系附会。此诗当属民歌,以女子口吻写其因见弃于用情不专的丈夫而表示出的决绝之辞。
首二句是一篇起兴,言男女爱情应该是纯洁无瑕的,犹如高山的白雪那样一尘不染;应该是光明永恒的,好似云间的月亮皎皎长在。这不仅是一般人情物理的美好象征,也当是女主人公与其丈夫当初信誓旦旦的见证吧。诚如清人王尧衢云:“如雪之洁,如月之明,喻昔日信誓之明也。”但也有解为“以‘山上雪’,‘云间月’之易消易蔽,比起有两意人。”意亦可通。细玩诗意,解为反面起兴,欲抑先扬,似更觉有味。
故“闻君”二句突转:既然你对我的爱情已掺上杂质,既然你已心怀二心而不专一持恒,所以我特来同你告别分手,永远断绝我们的关系。“有两意”,既与首二句“雪”“月”相乖,构成转折,又与下文“一心人”相反,形成对比,前后照应自然,而谴责之意亦彰,揭示出全诗的决绝之旨。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意谓这是咱们最后一次相聚饮酒,散席后大家就各自分手,如流水东西永不汇合。“今日”、“明旦”是为了追求诗歌表述生动才选用的措辞,如果把“明旦”句理解为“明天就可在沟边分手”,不免过于拘泥字句的意思,反而失去了诗人的真意。此句承上正面写决绝之辞:今天喝杯诀别酒,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晨就将在御沟分手,就像御沟中的流水一样分道扬镳了。“东西流”以渠水分岔而流喻各奔东西;或解作偏义复词,形容爱情如沟水东流,一去不复返了,义亦可通。
“凄凄”四句忽一笔宕开,言一般女子出嫁,总是悲伤而又悲伤地啼哭,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只要嫁得一个情意专一的男子,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就算很幸福了。言外之意,自己今日遭到遗弃才最堪凄惨悲伤,这是初嫁女子无法体会到的滋味。作者泛言他人而暗含自己,辞意婉约而又见顿挫;已临决绝而犹望男方转变,感情沉痛而不失温厚。诚如清人张玉谷所评:“凄凄四句,脱节暗转,盖终冀其变两意为一心而白头相守也。妙在从人家嫁娶时凄凄啼哭,凭空指点一妇人同有之愿,不着已身说,而己身在里许。用笔能于占身分中,留得勾留之意,最为灵警。”堪称深得诗旨。
结尾四句,复用两喻,说明爱情应以双方意气相投为基础,若靠金钱关系,则终难持久,点破前文忽有“两意”的原故。“竹竿”,指钓鱼竿;“嫋嫋”,形容柔长而轻轻摆动的样子;“簁簁”即“漇漇”的假借字,形容鱼尾像沾湿的羽毛。“钱刀”,即古代刀形钱币,此处泛指金钱。以鱼竿的柔长轻盈摆动和鱼尾的滋润鲜活,比喻男女求偶,两情欢洽。《诗经》这类比兴较多,如《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毛传》:“钓以得鱼,如妇人待礼以成为室家。”但此处联下文之意,似又隐含爱情若不以意气相知,仅以香饵诱鱼上钩,恰似只靠金钱引诱,那爱情是靠不住的。故清人朱嘉微评曰:“何以得鱼?须芳其饵。若一心人意气自合,何须芳饵为!”结句点破男子“有两意”是因为金钱关系。但究竟是他利用金钱为诱饵去另图新欢呢?还是那位“新欢”家资颇富,致使这位男子贪图富贵而厌弃糟糠呢?这只有留给读者去猜想了。
这首诗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弃妇形象,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婚姻悲剧,而且着力歌颂了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高尚态度和她的美好情操。她重视情义,鄙夷金钱;要求专一,反对“两意”。当她了解到丈夫感情不专之后,既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也没有疯狂的诅咒和软弱的悲哀,表现出了妇女自身的人格尊严。她是把痛苦埋在心底,冷静而温和地和负心丈夫置酒告别,气度何等闲静,胸襟何等开阔!虽然她对旧情不无留念和幻想,但更多的却是深沉的人生反思。因此,她较之古诗中一般的弃妇形象又迥然不同,显示出“这一个”的个性。
全诗多用比兴和对偶,雪、月、沟水、竹竿、鱼尾等喻象鲜明生动而又耐人寻味。一、二、五、六、十三、十四等句皆工对而又自然。此外四句一解,每解换韵,而诗意亦随之顿挫,声情与辞情达到完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