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全诗即由观胡人吹笛，闻秦地之声，随寓而发眷恋宗国之情，或谓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阙之意。
全诗一二两句点题，叙写感慨的由来，是因为胡人所演奏的笛子曲中，有一半是秦地的曲调，闻国都所在的秦地之声，撩动了忧国之情，从而为下面的叙事抒情作了必要的铺垫。接下四句即写所闻所感。三四两句侧重叙事，“十月”点明时间，“敬亭”点明观胡人吹笛的地点。“吴山晓”是写秋季肃爽，吴地的山丘更为疏朗。经过这两句交代叙写，“观胡人吹笛”一事的情况，读者就了然于心了。五六两句侧重抒情，抒写闻笛的的感受。诗人听了苍凉悲壮的《出塞》古曲，自然会联想起当时北部边境隐伏之患，忧国之心也就油然而生。一个“愁”字，道出了诗人对国家政治前途的担心。然而，自天宝三载遭谗被逐以来至今已近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之中，诗人眼看着国事日非，危机四伏，而自己却没有报国之路，作为被放逐的诗人来说他的心情是极其沉痛的。为此写出了“泪满逐臣缨”悲凉慷慨的诗句。更足以见诗人对国家的一腔忠愤。诗至此叙事抒情已经归结到了诗的主题。这就自然引出结尾两句的点睛之笔，“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言诗人闻笛以后，愁肠百转，起身遥望西入长安的大道，烟尘浩渺，深感国都遥远，融景生情，流露出诗人一片眷恋人主的苦情！“恋主情”三字之前冠以“空怀”二字，写尽了诗人忧愤之深。
全诗先点出“秦声”二字，继而写闻《出塞》曲以后的愁绪，最后归结到西望长安，空怀恋主之情。叙事抒情层次井然，结构完整。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于自然平淡之中又兼有一种苍凉激越的格调。所谓自然平淡，是从全诗的语言特点来说的。这首诗的语言既无夸张又无藻饰，诚是一派肺腑之言，所谓苍凉激越，是指诗句中寄寓的感情异常激烈。但是这种激烈的感情，又几经压抑，因而又有一种苍凉遒劲的况味。应该说这种特点是和诗人忧思之深分不开的。李白的五言诗，在其全集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少。许多人往往只注意诗人的七言古诗、七言乐府以及七言绝句，因为那些诗大都表现了诗人奔腾咆哮、豪迈飘逸的风格特点，但对于他的五言古诗论者却不多。其实这也是应该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阮亭《五言诗选凡例》中说：“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居易录》也指出：“唐五言诗，杜甫沉郁，多出变调。李白、韦应物超然复古，然李诗有古调，有唐调，要须分别观之。”前人的这种观点首先指出了李白继陈子昂“复古”的大旗，一反梁、陈宫掖之风。同时又指出李白的五古，有古调、有唐调，这就是说，李白所提倡的复古并不是一味地走回头路，而是在恢复从《诗经》到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开拓，要求诗应该发自真情，真率自然，不因袭别人，不伪饰造作，创造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格调。由此可见，此诗既有“古调”，又有“唐调”，具有推陈出新的新诗风。
这首七律便是其中较有名气的一首。
起联点题，用语挺拔。“古”、“今”二字提纲挈领，其所以“怀古”而“动悲歌”，正是由于今日之鹳雀已无，今非昔比。
颔联二句承首句“怀古”二字而来，隔树西望，渭水北岸的五陵，一片秋色。汉代每筑一个皇帝陵墓，就要在陵墓侧置县，令县民供奉陵园，叫做陵县。五陵包括汉高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县，是历代游览之地。依次北眺，黄河蜿蜒而下，连接着三晋大地，一片夕阳景色，“秋色早”、“夕阳多”，自然会“动悲歌”。此联神致极佳。
颈联二句描摹近景，诗人低头向下俯瞰： “渔人遗火成寒烧，牧笛吹风起夜波。”打鱼人留下的火苗在点点燃烧，牧牛童子回家途中的笛声随风缓缓飘来。用语十分凝练。一个“寒”字，一个“夜”字，为末联抚景思归，留下了伏笔。
“摇落”、“归计”乃登临向晚必致之情。金圣叹评此二句说： “妙于‘十载重来’四字写成; ‘欲如何’三字才悟。如此才是真正感，真正悟。”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传》)纵观全诗，境界开阔，笔致秀逸，音节优美，有行云流水之妙，尤其中间二联写景气象阔大，又极其精致干练，真正做到了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此词主要写歌女的才情与美貌。
上片写在淡月、低云、微风的惬意环境中的动人歌声。这是一个天气不错的夜晚，云低月淡，轻风吹拂着楼台翠幕，一场夜宴进行到了拂晓时分，就在夜色将阑的时候，《梁州》曲的节拍由慢而繁，美丽歌女的歌声变得婉转动听。起句点明地点、时间，暗示宴会持续时间之长、与宴者之欢快。次两句点明节候之美好、环境之高贵雅致。上片结句由自然而人声，突出音乐旋律之婉转动听。
下片重点写舞女，直接描写歌女丽质天成之美。她随着乐曲翩翩而舞，长袖生香，天生纤腰显得更加婀娜，这是舞女给人的感官享受。末两句写歌舞之后，她擦去香汗，重匀脂粉，而喝酒祛寒后，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是写舞女跳舞之投入及带给人们的美的享受。
这首词就题材而言，在欧词中属于侧艳类，但艳而不俗，亦真实地展现了年轻的欧阳修洛阳生活的一个侧面。
柳宗元于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冬贬至永州，至则无处可居，只得寄寓在永州龙兴寺，得以与僧人重巽相识结交。重巽赠以新茶，柳宗元作诗回赠，应当是第二年春以后的事情。观此诗，柳宗元心情已较平静，又新茶当采于春天，王国安先生《柳宗元诗笺释》认为此诗作于公元807年（元和二年）春，可从。
茶叶的品质好坏，直接与茶树的种类、采摘的时间、当地的气候等多种因素相关。茶树喜好阴凉湿润，刘禹锡《试茶歌》云：“阳崖阴岭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可知古人认为竹下茶最佳。重巽所赠茶叶，正是所谓竹间茶。
这首诗开头两句是说，这茶树生长在密密的斑竹林中，为清莹的雨露所滋润，“湘竹”二字既给茶叶赋予了美丽动人的神话色彩，又照应到诗题“竹间”二字。富有经验的采茶者都知道，采茶时间最好是每年初春谷雨前后的新芽之时，若在清晨日出前带露采摘其品质更高。诗中第三四句说重巽亲自“晨朝掇芽”，表现出重巽深懂茶道，正合采茶之法。采茶的时间是否适当，对茶叶品质的好坏，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诗中用一个“复”字。这个“复”字，乍读之下，很难理解和译出，其实是把奇特的竹间茶树和正确的采摘时间两方面联系起来。第三四句诗，既说明了茶叶品质美好的另一个原因，又与诗题中“自采新茶”四字相照应。茶叶又以高山云雾茶为佳，诗中第五六句诗所说的“蒸烟”和“丹崖”，正是指明了云雾和高山这两点，表明了茶叶品质上乘。第七句是说盛装茶叶的器具其形状之美，色泽之奇之特，间接衬托出了这茶叶的名贵与稀罕。第八句则是用典故比喻，直接评述茶叶品质的纯美无瑕。
诗歌的第二部分是惊赞茶叶香气的奇妙。首先是香气持久悠长。第十句，“馀馥”是说香气不是一飘而尽，而是久留不散。“延”指香气渐渐弥漫开来，“幽遐”则指香气传到了很深很远的地方。其次是茶香的神奇功效。喝了好茶，可以提神、祛秽，诗中的第十一句和第十二句，就是围绕这两方面来说的。“荡昏”，即清除心神上的昏沉困倦，可以提神。“荡邪”，就是除秽。“涤虑”，就是洗去心中的烦躁，去掉昏惑和邪气，保持心神的安宁和清醒。这样，喝好茶有益于身心的健康，这是一般人从生理角度来理解的。然而柳宗元则从心理角度加以发挥，提升到了人的精神思想品格的高度来评价好茶的妙用。“涤虑发真照”，是说茶香净化了人的思想道德，显露出人的毫无污染的真情本相。“还源荡昏邪”，是说茶香清除了精神意识中的昏浊邪恶，使人回复到自然天性，保持清白纯洁的境界。可见，诗人在此用到了双关象征手法，这么立意构思，就非常巧妙深刻，富有诗意。正因为这茶香不仅有益于人的生理健康，还能有益于人的精神的健康，使人脱俗，所以才是最为神妙的珍异的上品。也正因为这茶叶具有这样的神奇功效，所以下面柳宗元连用佛教道教中的两种神奇的故事来加以比较。佛祖如来的甘露饭，香气熏染了毗耶城和大千世界，其实是说佛法广大，教化感人，使人皈依正道。道家仙客所饮流霞仙酒，使人数月不饥，其实是丹药神力，使人清心寡欲，不贪不痴，修成仙体。它们同为食物，都具有神奇功效，所以柳宗元用它们来与茶叶相比。不过，柳宗元自己更为信佛，而且斋饭、茶叶易得，流霞难求，所以诗中要说香茶“犹同”甘露饭，而“贵”于流霞。
对这珍贵的名茶，柳宗元自然十分赞赏和珍视，但是既为其物，更为其人，因为这是柳宗元在贬谪永州时的第一位友人所赠，且为亲手所采，关爱殷切，情意殷深，使困窘中的柳宗元倍感精神上的慰藉和友情的可贵。赞美茶叶，其实更是赞美友人的情谊。所以柳宗元要用“金鼎”烹茶，要以自作新诗回赠，更要从精神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
这首诗是元好问针对元稹评论杜甫的言论的再评论。元稹在为杜甫所写的墓志铭中特别推重杜甫晚年所写的长篇排律诗“铺陈始终，排比声律”，认为这方面李白连它的门墙也达不到。的确，杜甫在诗歌语言艺术上是很下功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誓不休”。杜诗格律严谨，对仗工稳，尤其是晚年的长篇排律更为精细，“晚节渐于诗律细”。这是优点，但是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过于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如，后来宋代的江西诗派也杜甫为宗，但侧重于杜甫诗歌炼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诗歌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即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忽略了杜诗多样化的风格和艺术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问对元稹的批评是有现实意义的。
杜甫的晚年的长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赠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问认为杜甫的排比铺张只不过是一种手法，元稹过分称颂这种手法，单把“排比铺张”当作不可逾越的藩篱，是错把似玉的石块当成连城璧了。这也体现了元好问反对过分讲求声律对偶以及对诗歌社会现实内容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