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首词虽然应词牌名写了祠庙,但其作意在于表现女子的离情别绪,展示男女间的爱恋情愫。
上片立足于“望”,着眼于“别”。“河上”点明女主人公所在船上。“丛祠”以下,皆为望中所见,也渗透望中所感:春雨蒙蒙,正好巧妙带出离别时的迷茫心境;江天寥阔,楚山有情,鸟似恋春而迟飞,这实在也是离人情怀的曲折表达、感情的外射;“兰棹”句更为婉转深透,见船而联想到郎君的远离。而棹从水中举起,水珠滴下,也有如惜别的眼泪,更修饰以“空”字,无情有理,进入一层,看似痴想,实则深厚,不言人情而人情自见。
下片紧接上片的一个“伤”字,纵笔驰骋,远扬开去。开始二句借物寄怨。杜鹃的啼叫声是“不如归去”,杜鹃花开,夫君应该返回。而现实是他偏偏离去了。杜鹃啼声已使人不堪,又见花开如血,这正好反衬出离情的痛楚。思路回环,笔情跳脱,并用“不歇”状声,“如血”烘色,更使哀情激越,如泣如诉。末二句从对方入手,设想心上人也在为离别忧愁,以彼衬此,把离情推进一层;同时用人美、时美,反衬伤时、伤怀。
全词以写景为主,借景抒情,以其情真,深婉感人,一改《河渎神》词调本意,为一大创新。同时词人以灵活之笔,刻画相思愁情,参差错落,意境浑然。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八十九。下面是李白研究学会理事、四川诗词学会理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严羽有一段论诗名言:“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离了具体作品,这话似玄乎其玄;一当联系实际,便觉精辟深至。且以张说这首标志七绝进入盛唐的力作来解剖一下。
这是送别之作。诗中送别之意,若不从兴象风神求之,那真是“无迹可求”的。
谪居送客,看征帆远去,该是极其凄婉的怀抱(《唐才子传》谓张说“晚谪岳阳,诗益凄婉”)。“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首句似乎正要这么说。但只说到“巴陵一望”,后三字忽然咽了下去,成了“洞庭秋”,纯乎是即目所见之景了。这写景不渲染、不著色,只是简淡。然而它能令人联想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情景,如见湖上秋色,从而体味到“巴陵一望”中“目眇眇兮愁予”的情怀。这不是景中具意么,只是“不可凑泊”,难以寻绎罢了。
气蒸云梦、波撼岳阳的洞庭湖上,有座美丽的君山,日日与它见面,感觉也许不那么新鲜。但在送人的今天看来,是异样的。说穿来就是愈觉其“孤”。否则何以不说“日见‘青山’水上浮”呢。若要说这“孤峰”就是诗人在自譬,倒未见得。其实何须用意,只要带了“有色眼镜”观物,物必著我之色彩。因此,由峰之孤足见送人者心情之孤。“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四溟诗话》),却于有意无意得之。
关于君山传说很多,一说它是湘君姊妹游息之所(“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说“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拾遗记》),这些神仙荒忽之说,使本来实在的君山变得有几分缥缈。“水上浮”的“浮”字,除了表现湖水动荡给人的实感,也微妙传达这样一种迷离扑朔之感。
诗人目睹君山,心接传说,不禁神驰。三句遂由实写转虚写,由写景转抒情。从字面上似离送别题意益远,然而,“闻道神仙——不可接”所流露的一种难以追攀的莫名惆怅,与别情当有微妙的关系。作者同时送同一人作的《岳州别梁六入朝》云:“梦见长安陌,朝宗实盛哉!”也有同一种钦羡莫及之情。送人入朝原不免触动谪宦之感,而去九重帝居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算“登仙”。说“梦见长安陌”是实写,说“神仙不可接”则颇涉曲幻。羡仙乎?恋阙乎?“诗以神行,使人得其意于言之外,若远若近,若无若有”(屈绍隆《粤游杂咏》),这也就是所谓盛唐兴象风神的表现。
神仙之说是那样虚无缥缈,洞庭湖水是如此广远无际,诗人不禁心事浩茫,与湖波俱远。岂止“神仙不可接”而已,眼前,友人的征帆已“随湖水”而去,变得“不可接”了,自己的心潮不禁随湖水一样悠悠不息。“心随湖水共悠悠”,这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结尾,令人联想到“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而用意更为隐然;叫人联想到“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比义却不那么明显。浓厚的别情浑融在诗境中,“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死扣不着,妙悟得出。借叶梦得的话来说,此诗之妙“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能到”(《石林诗话》)。
胡应麟认为此诗“句格成就,渐入盛唐”,他所作的评价是公允的。七绝的“初唐标格”结句“多为对偶所累,成半律诗”(《升庵诗话》),此诗则通体散行,风致天然,“惟在兴趣”,全是盛唐气象了。作者张说不仅是开元名相,也是促成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其律诗“变沈宋典整前则,开高岑后矫清规”,亦继往而开来。而此诗则又是七绝由初入盛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是诗人凭吊赤壁古战场所写的咏史诗。它认为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具有某种偶然性。杜牧的这类绝句开宋人诗歌议论之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对岸为乌林,相传是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军队决战的地方。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周瑜统率吴军,作为主力,用火攻大败号称百万的曹操大军,一举成名,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果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的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的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临漳西)。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
这首诗深刻地揭露了豪商富贾唯利是图、牟取暴利的种种手段和官商勾结的情形,表达了诗人对“高资比封君”的商贾的鄙夷,对“辛苦事寒耕”的农夫的同情。这首诗共有二十二句,可以分成四个段落。
“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两句是第一段。这段总写了商人的唯利是图。诗人只用十个字,既指出了商人的游无定所,又点明了商人游为利并,非常深刻地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质。
第二段共有八句,具体地描述了豪商富贾牟取暴利的种种手段。
《贾客词》中所披露的奸商牟利的手段有三:其一是“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这可以概括为“以次充好”。其二是“心计析秋毫,捶钩侔悬衡”。这可以概括为“短斤少两”。其三是“锥刀既无弃,转化日已盈。”这可以概括为“倒手转卖”。奸商就是用各种手段牟取暴利,使他们的财富与日俱增的。然而商贾是贪婪无厌的。
“微福祷波神,施财游化城”,他们乞求神明保佑发大财,念念不忘的唯有一个“利”字而已。这段纯用白描手法,没有丝毫的修饰,没有半点儿夸张,使人感到非常真实,非常自然。这八句诗中,没有一个字眼可以算作是对奸商的鞭挞的。诗人只是不厌其详地描写了商人牟利的手段。然而读者所感觉的却是诗人把奸商牟利的手段描写得越详细,对奸商的揭露就越深刻。诗人是用奸商自己的行动把奸商鞭挞得体无完肤的。这八句诗,虽然没有一个字眼可以算作是表达诗人的感情的,但是字里行闻无处不充满着诗人对奸商的无比憎恨。
第三段共有十句,详细地描绘了豪商大贾富逾王侯,穷奢极侈的生活和官商勾结,豪商肆行无阻的情景,揭露了官商勾结造成的危害。
“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以商贾妻女装束的华丽,烘托了商贾的富豪。“高资比封君,奇货通幸卿”,一石二鸟,既讲明了豪商富贾家居“奇货”,资财无比,如何豪富,又揭出了他们致富的诀窍是以“奇货”通融“幸卿”。因为官府庇护豪商,所以豪商多有不法。奸商在官府的庇护下,象老鹰一样贪婪,使出一切手段抓钱,钱串子如条条盘龙,数也数不清。他们的巨大货船,航行在水路要道。他们的店铺高过高楼大厦。他们不论是行是止,时时都有歌舞音乐伴随,各地关卡,都不征收他们的税务。商之所以巴结官,是为了借助于官的“势”;官之所以庇护商,是为了捞点儿商的“财”。这对官商勾结的揭露非常深刻。
第四段是最后两句,紧接前段,在大肆铺陈豪商富贾如何奢华之后,提出了“农夫何为者”的发问,把“辛苦事寒耕”的“农夫”和“行止皆有乐”的“贾客”加以比较,卒章显志,表达了诗人对商贾的鄙夷和对农夫的同情,使诗的主题得到升华。农夫和贾客的比照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有此一笔,这首诗便不同凡响,无此一笔,这首诗则了无新意。
这首诗所反映的“四方之贾,以财相雄”、“贾雄则农伤”的情况是真实的。这首优秀的现实主义的诗篇,对豪商富贾给予了无情的鞭笞,对茹苦含辛的农夫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