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详细地描写了庆州战役的全过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作战情况。诗中对宋王朝忽视边防和宋军将士的怯懦无能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
诗人不是一般地记述这次战败,而是有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开端四句,就揭示出宋朝“王者师”为西夏所败的原因:在于宋对外失策,边防无准备。“无战王者师”是说朝廷的军队有征而无战,因而应该是不可抗拒的。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兵书上十分强调的。如今天下太平几十年,“有备无患”虽然还写在兵书上,但早已被人抛弃了。所以宋军遭至到了惨败。“直随秋风寇边城”,含义颇丰,即是写实,也是比喻,西夏这次进犯正值秋天,而西夏寇边,又如秋风扫落叶、长驱直入,写出了西夏敌寇的来势凶猛,“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更见其西夏的声威,成势不可挡之势。敌人的声威如此,而宋朝军队又是什么状况,国家的边防要塞如今有谁在那里指挥,原来竟是一个身为承制之官的乳臭小儿。大吃大喝就是这位承判的事业,他不懂得用兵打仗的谋略。这样的人指挥军队,是一定会失败的。“符移火急蒐卒乘”,照应了开端四句,正面描写宋军的无备。宋军将帅不仅毫无战前的准备,而且大敌当前,竟以为杀敌就如同捆绑尸体那样容易。因此,未组成一个军的兵力就仓促出战了,急急忙忙催促着战士们沿着艰险的山路行走。这些铺叙都深深地隐含着作者的激愤之情,是议论,是抒情,也是对失败原因的总结,是情、事、理的结合。
下面四句则叙述描写了宋军行军的艰难和狼狈的状态。“虏骑笑指声嘻嘻”以敌人的指笑反衬出宋军的失败。上面的“就戮如缚尸”正是成为宋军自己的写照,真是绝妙的讽刺。这一段是铺叙之笔,诗人毫无掩饰地描写宋朝军队从将军到士兵的腐败无能,从而揭示了宋军必败的根源,叙述中,饱含着沉痛的感情。下面宋军惨败的描写,更令人痛心且惨不忍睹。敌人早已窥伺到宋军的行动,出其不意地把山下的道路堵截起来,宋军脱下头盔,向敌人投降,乞求免死。那位承制被敌人反绑着双手,眼泪鼻涕一齐流出来。正当这帮将士进退不知所措时,敌人下令,有技艺的人可以保全生命,“争献小技歌且吹”,真实而又轻蔑地描绘出战场上那种群魔乱舞,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形。“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更是对宋军苟且偷生丧师侮国行径的无情揭露。他们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宋军残存的人,被割去了鼻子和耳朵,狼狈地,屎尿淋漓地竟不觉得耻辱地逃了回去。对此诗人极为愤慨,便引发下面的议论,指出了失败的责任和原因:“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地机不见”,即看不出地势险阻对于作战的机宜,再一次揭示了主将的愚昧无知。这四句议论与开端四句相呼应,进一步深化了全诗的主题。
宋诗在表现爱国斗争,抒发爱国思想方面比历代海歌都更为深入,更为直接。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的英雄抱负,已经成为北宋爱国诗歌的共同主题,苏舜钦的诗表现的尤为充分和突出。《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情而以明快豪迈的语言表达,是他诗歌的显著特色。这首诗更充分体现了他这种风格特征。在叙事中,感情激越,气势奔放,语言畅达,充满了一种英雄气概和浓厚的爱国之情,是宋代边塞诗中少有的作品。略显不足的是在修辞上稍嫌粗糙,缺乏回旋转折、含蓄淳泓之妙。其中以“之”所构成的诗句较多,开头结尾都陷于议论,显然是继承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传统,因而使诗明显地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然而,在西昆体纤巧浮靡诗风盛行的情况下,象《庆州败》这样豪放激越的诗歌,无疑是宋代边塞诗中的典范之作。
这首诗反映了北宋田家生活的痛苦。1040年(康定元年)六月,为了防御西夏,宋仁宗匆匆忙忙地下诏征集乡兵,加强戒备。而官吏们借此胡作非为,致使人民未遭外患,先遇内殃,上下愁怨,情景凄惨。田家的语言,浅显通俗,共二十四句,每四句写一件事,层层进逼,所述被逼租、遭水蝗灾害、征为弓兵、遭鞭扑、卖牛、饥饿等,都饱含血泪,令人惨不忍睹。诗的构思和立意,都直接继承了杜甫的“三吏”、“三别”,焕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开头四句是说,谁讲田家快乐呢?春天的租税,到秋天还未能交足。地保、里长敲打我家的门,正没早没晚地催迫交税呢。这四句写租税的繁重,田家感叹春税到秋都未能交完,而催促又急,痛苦可知。次四句写在水灾、蝗灾的侵袭下,秋收难有指望。盛夏五、六月,内涝成灾,白水比住房还高,豆类、谷类都受到严重的灾害。作者此时在河南襄城县做县令,这里靠近许昌,池临汝河。河水涨时,河岸里面即就形成内涝;河中之水常常高过堤岸下的人家居屋。这四句写灾祸频仍,因而田家处境更加悲惨。接着“前月诏书来”以下八句,是诉说除了租税剥夺和天灾威胁之外,兵役又带来严重的灾难。就在1040年夏天,西夏攻宋,朝廷增置河北、河东、京东西诸路弓手,襄城地处京西路,之前朝廷诏书下来登记人口,三丁抽一壮丁(“三丁籍一壮”,即指三丁抽一),强迫人民操持弓箭。当时州里又下了公文,严紧地催迫,老吏拿着鞭子和敲朴,到乡下来搜索,连老年和幼年,也都在抽兵之列。幸免于役的,只有跛子和瞎子。这八句写官吏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抽丁太滥,造成田家都无壮丁在室,情况倍加凄惨。
下面“田闾敢怨嗟”以后八句,写在兵役、租税、水灾等灾难的煎逼下,田家生活艰难,欲诉无门,走投无路。诗中先写:面临重重追迫,田家哪敢怨嗟,只有父子相持悲哭。种田地哪还再有指望,为了买下弓箭,只好把牛犊卖掉。次写淫雨不止,天意愁怨,锅子里、罐子里连稀粥都装不上了。瞎子和跛子都没有劳动力,不能耕种,死亡只在早晚之间了。这八句总写人祸、天灾给田家带来的苦难。以上各节,全是田家自诉之语。是诗的第一部分。
结尾四句,是作者听了田家语所兴的感慨。也是诗的第二部分。“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作者是地方官,听完田家悲酸的诉说,感到内心的惭愧。他自己身为县令,徒然受到从人民身上剥夺来的官俸的供养,却不能为人民解除忧患,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只好吟诵《归去来辞》,学陶渊明弃官归田,回到深山幽谷,砍伐薪柴,自食其力。全诗朴质无华,感情深厚。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作者为诗,正是继承了这样的光辉传统。作者论诗以平淡自励,力挽北宋初期西昆体所形成的华而不实的诗风,对于转移诗坛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唐代诗人韦应物《寄李儋元锡》诗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作者这首诗的结尾四句,和韦诗同样感人。
新丰在今陕西临潼县西北,《汉书·地理志》新丰县注:“高祖七年置。”应劭曰:“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所以新丰这个地名本身便隐含着刘邦之父怀旧的感情。如今诗人与阔别十年之久的友人忽然在新丰市相遇,更易引发起对往日归事的追忆。几杯酒下肚,感情更加激动,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起来。觥筹交错,热泪纵横,其场面是可以想象的。
三、四句忽发议论,“掬诚而出,人人所欲道,恰是人人所不能道。”(王文濡《历代诗评注读本》)。以相逢之喜泪反衬阔别十年之悲泪,又以阔别时间之久长烘托会面时间之短暂,把极其丰富复杂的感情表达得十分充分,使这两句议论成为全诗点睛之笔。此诗艺术上的成功又一次证明,诗歌并不绝对排斥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沈德潜《说诗晬语》)。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仓的生活的憧憬。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画人物。文中第二段述及造园原则时,运用了大量整句,将园林“就势取景”的造园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笔法,也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文章首段先写随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详细介绍了金陵四周的美景,为后文得享美景时的喜悦做了铺垫。
第二段作者主要叙写随园的来历以及自己治园的经过。中国古代造园的原则讲求利用已有的环境条件,精心设计,使园林虽由人造,却宛如天开。作者将原本的“隋园”改成“随园”,这个“随”字的含义正是体现了中国园林造园之奥妙,园林美学的精髓,同时也暗含着袁枚随顺自然、随时之宜的审美理想与人格象征。
最后一段则抒写了袁枚舍官就园,安享园林之乐的情怀。他引苏轼“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一句,表明自己仕与不仕皆随顺自然的心态。“随”字也正是袁枚追求自由随性的人生观、仕宦观的显露,充分显示了袁枚以“性灵说”驰骋文坛的诗人气质。
袁枚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他精心修造园林解嘲,一方面也为了扩大随园的影响。但写对自己经营的园林有感情,并把侈造园林的操劳和做宫的仰人鼻息作比较,这些思想应该是真实的。
此诗是高适在蜀州刺史任上寄怀杜甫之作。人日,是农历正月初七日。杜二,即杜甫。杜甫居成都时,高适与之过从甚密,此诗慰故人思乡之情,发世事难料之叹,抒无所作为之憾。
全诗每四句一段,共分三段。每段换韵,开头是平声阳韵,中间是仄声御韵,末段是平声真韵。“人日题诗寄草堂”,起句便单刀直入点题。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古人相信天人感应,以岁后第七日为人日。汉魏以后,人日逐渐从单一的占卜活动,发展成为包括庆祝、祭祀等活动内容的节日。到了唐代,民间仍相当重视人日节。不仅仅专用作祈祥祝安,又衍添了一层思亲念友的气氛。此节亦称“人胜节”、“人庆节”、“人口日”、“人七日”等。“遥怜故人思故乡”,“遥怜”的“怜”,正是表示二人感情的字眼,通篇都围绕这“怜”字生发展开。“思故乡”,既是从自己说,也是从杜甫说,满目疮痍的中原,同是他们的故乡。紧接着“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便是这思乡情绪的具体形容。春天到时,柳叶萌芽,梅花盛开,应该是令人愉悦的,但在飘泊异地的游子心中,总是容易撩动乡愁,而使人“不忍见”,一见就“断肠”,感情不能自已了。
中间四句是诗意的拓展和深化,有不平,有忧郁,又有如大海行舟、随波飘转、不能自主的渺茫与怅惘,感情是复杂的。换用仄声韵,正与内容十分协调。
“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预”是参与朝政之意。尽管如此,诗人的爱国热忱却未衰减,面对动荡不已的时局,自然是“心怀百忧复千虑”了。当时,不仅安史叛军在中原还很猖獗,即就蜀中局势而言,也并不平静,此诗写后的两三个月,便发生了梓州刺史段子璋的叛乱。这“百忧千虑”,也正是时局艰难的反映。杜甫《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叹我凄凄求友篇,感君郁郁匡时略”,是很深刻地领会到高适这种复杂情思的。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此忧之深,虑之远,更说明国步艰难,有志莫申。深沉的感喟中,隐藏了内心无限的哀痛。
瞻望未来,深感渺茫,回顾往昔,事难前定。这就自然地逗出了末段。“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诗人早年曾隐身“渔樵”《封丘作》,“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这“愧”的内涵是丰富的,它蕴含着自己匡时无计的孤愤,和对友人处境深挚的关切。这种“愧”,更见得两人交谊之厚,相知之深。
这首诗,没有华丽夺目的词藻,也没有刻意雕琢的警句,有的只是浑朴自然的语言,发自肺腑的真情流贯全篇。那抑扬变换的音调,很好地传达了起伏跌宕的感情。像这种“直举胸情,匪傍书史”的佳作,可算是汉魏风骨的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