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共写过六首内容相仿的《更漏子》。这首《更漏子》，借“更漏”夜景咏妇女相思情事，词从夜晚写到天明。
开头三个字，表面看是景语，不像后来李清照《醉花阴·重阳》的“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含有以炉烟袅袅来表示愁思无限的意思。次句“红蜡泪”就不同了：夜间燃烛，用以照明，但多了一个“泪”字，便含有了人的感情。说“玉炉”，既见其精美，又见其色洁；“红蜡”则透出色泽的艳丽而撩人情思，而闺中的寂寞也隐隐流露出来了。“画堂”，写居室之美，与“玉炉”、“红蜡”相映衬。这句紧承上句，说红蜡所映照是画堂中人的秋思。“秋思”，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深藏于人心中的情愫，红蜡是不能“照”到的，可是作者却执拗地强调“偏照”。“偏照”者，非照不可也。这一来，将室内的华美陈设与人的感情，巧妙地联系起来了。此刻，在这美丽的画堂中，冷清寂静，只有玉炉之香，红蜡之泪，与女主人公相伴，不管它们是有意、无意，但在她看来，却是“偏照”。至此，是蜡在流泪，抑或人在流泪，浑融一体，更反衬女主人公的“秋思”之深。概言之，第一句主要是衬景，二句景中含情，三句感情色彩强烈，女主人公的愁肠百结，呼之而出了。陈匪石云：“词固言情之作，然但以情言，薄矣。必须融情入景，由景见情。”（《旧时月色斋词谭》）这里“融情入景”是逐步深入的，至“偏照”始喷涌而出。
“眉翠薄，鬓云残”，两句写人。以翠黛描眉，见其眉之美。鬓云，是形容美发如云，可知其人之美。但紧接着用了一个“薄”字，一个“残”字，景况便完全不同了。“薄”字形容眉黛褪色，“残”字描绘鬓发不整。这两个字反映出她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情态，不仅写外貌，也同时写出了她内心难言的苦闷。“夜长衾枕寒”，继续写思妇独处无眠的感受，它不仅点明了时间：长夜漫漫；写出了人的感觉：衾枕生寒，如李清照怀念外出丈夫时的“半夜凉初透”。由此可知上面的一切景物，都是夜长不寐之人目之所见，身之所感。这些景物如粒粒珍珠，用“秋思”这条线把它们串了起来。
上阕写画堂中人所见，下阕从室内转到室外，写人的所闻。秋夜三更冷雨，点点滴滴在梧桐树上，这离情之苦没有人可以理解。它与“偏照画堂秋思”呼应，可见“秋思”即是离情。下面再作具体描述：“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潇潇秋雨不理会闺中少妇深夜怀人的苦情，只管让雨珠洒在一张张梧桐叶上，滴落在窗外的石阶上，一直滴到天明，还没有休止。秋雨连绵不停，正如她的离情连绵无尽。李清照《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由玉炉生香、红蜡滴泪的傍晚，到闻“三更雨”，再看“滴到明”，女主人公的彻夜不眠，当然更非“一个愁字了得”了。
这首词通首写画堂人的“秋思”“离情”，上阕的意境，在《花间集》中颇常见，下阕的写法则独辟蹊径。陈廷焯说“梧桐树”数语，用笔较快，而意味无上文章之厚。其实，“用笔快”如果一泻千里，言尽意止，固然不好；但这里并非如此。谭献说“梧桐树”以下似直下语，正从“夜长”逗出，亦书家“无垂不缩”之法。书法中的所谓“垂”，指竖笔；在作竖笔时，最后须往上逆缩一下，使字体不失其气势。比之于词，即是看似直率，纵笔而下，但须顿挫深厚，跌宕而有情致，似直而实纡也。《更漏子》下阕，写梧桐夜语，正有此特色。这里直接写雨声，间接写思妇，亦是“夜长衾枕寒”的进一步说明；但整夜不眠却仍用暗示，始终未曾点破，这就是直致中有含蓄之处。所以说此词深得书家 “无垂不缩”之法，即是指它“直说”中仍适当地配合以“含蓄”，否则便会使人有一览无余、索然寡味之感了。宋人聂胜琼《鹧鸪天·别情》词有句云：“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当是从此词脱胎而来，写得语浅情深；但全词并不像此词上下片浓淡相间，又缺乏转折变化，相较之下，韵味亦是略逊一筹。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