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句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这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一布衣。一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一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遇。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一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历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历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读者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这是头一年（827年）回长安途中在洛阳遇到韩泰时写的，可见这种悲愤之情，久已郁积于胸，“洛中逢韩七”，“重闻天乐”，都不过是遇事则动、借题发挥而已。
一二两句由今而入昔，思绪万端，言简意丰，情溢于词，而对于全诗来说还只是开始，它给与何戡重逢创造了环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句折转入正题，妙以何戡之在，点出“旧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则“在”亦悲，“不在”亦悲，无限悲痛，隐于字背。况且唯有的一位旧人何戡，又偏不忘旧事，又为他唱起了当年送别的离歌《渭城曲》——“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没有人能想到重入长安无故人。何戡一曲，往日的“别帝京”，此时的耆旧凋零，更是齐袭心头，千层浪，万重波。滔滔难平。有人说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之妙，大概也在于此。
这首诗可谓古代最早的一首抒发亡国之恨的抒情诗，作者就是勾践的妻子，越国战败后沦为吴国奴婢，境遇悲惨，更加显得字字血泪，发人深思。
其历史背景是：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
这首诗的可取之处有三：
一是运用了比拟手法，将入侵的敌军比作凶恶的猛禽，以猛禽的种种动作比喻占领军横征暴敛，肆意掠夺的狂妄气焰，十分贴切形象。
二是尽情抒发了作为国王和王后亡国，并沦为人臣奴婢的极度悲愤，和对故国家乡的无尽思念，读来催人泪下。
三是作品的思想性。作者在诗中反复诘问自己何罪之有，到死也想不通一个相夫教子的妇道人家无辜受累的道理。数千年来，亡国奴的境遇都是极为凄惨的，无论是尊贵国王还是不参与政事的王后王妃，形同砧板之肉，集人宰割，甚至成为敌国宴席上名副其实的美餐。这种株连无辜的史实司空见惯，毫无争辩余地，似乎无需深思。而勾践夫人却质问苍天自己何罪之有？为何无辜遭到天谴？为何被逼离乡背井，无辜受尽人间苦难？作者的反复诘问反映出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难能可贵。南唐后主李煜写过很多抒发亡国之恨的名篇词作，汉末女学者蔡文姬也有过类似经历，她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都未显示出勾践夫人如此朦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弱女子，即使是贵为王后，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提出更为深刻的思想体系，但是勾践夫人的历史悲哀是数千年来亡国女人的悲剧缩影，千古悲愤，呼唤千年，不失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意识，震撼心灵的控诉。
秋日的一天，刘禹锡受朋友窦员外之邀，参观了他在京城长安买的新居。参观完毕，刘禹锡写了这首诗相赠。首联“长爱街西风景闲，到君居处暂开颜。”诗人谪居多年，心情苦闷，受朋友窦员外邀请，来到他的崇德里新居，看到街西美丽的风景，禁不住喜笑颜开。“开颜”二字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
颔联“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实写院外之景。清光门外，有一溪渠水缭绕着院子，从墙头望出去，可以看到远山的点点秋色。
颈联“疏种碧松通月朗，多栽红药待春还。”是写院内之景：院子里种植着几棵松树，晚上可以欣赏明月松间照的美景，院子里还栽种了很多芍药，等到春天就可以欣赏芍药花开满园的美丽景色。前一句是实写，后一句是虚写。
颔联和颈联，从写景的艺术来看，两联选取“一渠水”“数点山”“碧松”“红药”等景物进行铺陈描摹；颔联写院外的远景，然后移步换景，由院外写到院内；
颈联写院内的近景；这样由远及近，由外而内，富有层次。这两联前三句是实景，第四句是虚景。
尾联“莫言堆案无馀地，认得诗人在此间。”这一联写诗人和窦员外“在此间”相识，成为志趣相投的好朋友，表达了闲适愉悦的心情。整首诗语言清新隽秀，景色秀丽幽静，表现出诗人积极乐观的心态。
全诗表达了诗人的赞美恭维之意；羡慕向往之情；志趣相同之感。
王建在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年间曾在幽燕一带度过了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对边疆战士的生活极为熟悉，十分同情他们的痛苦，这首诗便揭露了唐王朝远征高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这两句写出征的战士背井离乡，长途征战。
“来时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隔生”之感、“送死”之别深刻地揭示了唐代对外战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父母与儿子、妻子与丈夫、小孩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正是源于统治者的这些对外侵略战争。
“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一作‘茔冢’）各与题本乡。”这两句体现了远征之人的思乡之情，即使死了也不忘家乡，希望落叶归根。句中的“白骨”与“茔冢”都是战争留下的凄凉的遗物，是残酷战争的见证。凄凉的遗物与思乡之情融汇在一起，让人伤感莫名，表达了诗人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的控诉与愤慨。
“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傍。”死的尚有“白骨”“归咸阳”，活着的只能隔着辽水空望家乡。他们只能期望有一天战死沙场后，自己的遗骸能够被幸运地送回长安。远征战士的悲哀，在这字里行间表现得很浓烈。
此诗笔力遒劲，意境苍凉，读来令人心摧骨折、肝肠欲绝。
这首诗内容与《邶风·新台》相承接，主要意思是讽刺宣姜（齐女）不守妇道，和庶子通奸，其事丑不可言。诗以墙上长满蒺藜起兴，给人的感觉，卫公子顽与其父妻宣姜的私通，就像蒺藜一样痛刺着卫国的国体以及卫国人民的颜面与心灵。
全诗一唱三叹，在反复重复的数落中，一层层加深着对这一宫廷丑事的批判。在结构上，叠咏而意义递进，无论在内容、思想感情上都是一层深过一层，有效地增强着诗歌的讽刺力量。诗中之“不可埽”、“不可襄”、“不可束”，表面上写墙茨之延伸愈来愈长，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实际上是比兴卫公子顽与其父妻私通已经到了无耻糜烂、昭然无忌的程度。诗中之“所可道也”、“所可详也”、“所可读也”，表明人们对这种宫廷丑事的议论，在一步一步的升级，几乎已经尽人皆知了。诗中之“言之丑也”、“言之长也”、“言之辱也”，写人们对于这种宫廷丑闻的感情态度，由丢脸、气愤到感到耻辱，真有一人之祸，祸及国体的感觉。
此诗三章重叠，头两句起兴含有比意，以巴紧宫墙的蒺藜清扫不掉，暗示宫闱中淫乱的丑事是掩盖不住、抹煞不了的。接着诗人便故弄玄虚，大卖关子，宣称宫中的秘闻“不可道”。至于为何不可道，诗人绝对保密，却又微露口风，以便吊读者口味。丑、长、辱三字妙在藏头露尾，欲言还止，的确起到了欲盖而弥彰的特殊效果。本来，当时卫国宫闱丑闻是妇孺皆知的，用不着明说，诗人特意点到为止，以不言为言，调侃中露讥刺，幽默中见辛辣，比直露叙说更有情趣。全诗皆为俗言俚语，六十九个字中居然有十二个“也”字，相当今语“呀”，读来节奏绵延舒缓，意味俏皮而不油滑，与诗的内容相统一。三章诗排列整齐，韵脚都在“也”字前一个字，且每章四、五句韵脚同字，这种押韵形式在《诗经》中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