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陆游的诗歌继承了屈原以来诗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立足于时代。《读书》虽以读书为题材，但诗人的眼光早已离开书斋这个狭小的空间，他将目光投向于整个人民，所以他所有的读书诗包括《读书》，仍然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仍然流露着对生命的感慨，仍然是活色生香，精力充沛，是文学意味十分浓厚的好诗。同时他的读书诗既有现实主义的精神，使他的诗内容充实，热情横溢，显得既沉郁悲壮，又恢宏雄放。从平凡细微当中觅得诗情，写成活泼生动的好诗，一切都取决于诗人是否有灵心慧性。
“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这两句直抒胸臆，说自己读书是为了平民百姓，前两句不重情节画面，而是把事实压缩在极其精炼的诗句内，着重抒写自己的主观感受，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强烈的抒情性。一个“宁无”把诗人内心深处对黎民百姓的牵挂表达的淋漓尽致。也显示诗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情操。在封建时代，能提出“读书本意在元元”，把读书看做是为百姓而读，展现了诗人的可贵。
“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这两句是写实，具有二个特点：一是细节的真实性，灯下读书，眼神已大不如从前了。写这首诗时，诗人已是五十三岁，视力减退。透过诗句，诗人灯下读书的形象出现在眼前。二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一盏青灯为何出现在陆游的诗中，因为是其读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件物体，故而成了其读书诗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意象。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忠于人民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尽管明白如话，浅显平淡，但却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把诗人在孤灯之下，老眼昏花地阅读蝇头小字的场景，维妙维肖地刻划出来。既是对生活描写，更是对后人告诫，寓意深远。
这首《读书》七绝，如同诗人的学习体会，既反映了诗人在年老时仍坚持苦学的情况，又表明了他学习是为平民百姓而并无他求的可贵精神。诗言志，诗歌是诗人对人生的歌咏，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关于诗歌内容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出发，凡是属于人生的各类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诗人取材的范围，不应有什么事先划定的禁区 。对于主要身份是士人的陆游来说，其生活内容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在书斋里度过的，读书正是他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当他要想写诗歌咏其生活内容，表示其人生感慨时，读书便理所当然成为不可或缺的题材。
唐末诗人林宽有这样两句诗：“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歌风台》）古往今来，却有不少能解诗的英雄，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自从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一出，菊花就和孤标傲世的高士、隐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成了封建文人孤高绝俗精神的一种象征。黄巢的菊花诗，却完全脱离了同类作品的窠臼，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飒飒秋风卷地而来，满院菊花瑟瑟飘摇。
第一句写满院菊花在飒飒秋风中开放。“西风”点明时节，逗起下句；“满园”极言菊花之多；说“栽”而不说“开”，是避免与末句重韵，同时“栽”字本身也给人以一种挺立劲拔之感。写菊花迎风霜开放，以显示其劲节，这在文人咏菊诗也不难见到；但“满园栽”却显然不同于文人诗中的菊花形象。无论是表现“孤标傲世”之情，“孤高绝俗”之态或“孤孑无伴”之感，往往脱离不了一个“孤”字。黄巢的诗独说“满园栽”，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菊花是劳苦大众的象征，与“孤”字无缘。菊花迎风霜开放，固然显出它的生命力，但时值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却是极大的憾事，在飒飒的秋风中，菊花似乎带着寒意，散发着幽冷细微的芳香，不像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开放的百花，浓香竟发，因此蝴蝶也就难得飞来采掇菊花的幽芳了。在旧文人的笔下，这个事实通常总是引起两种感情，孤芳自赏或怀才不遇。作者的感情有别于此，在他看来，“蕊寒香冷”是因为菊花开放在寒冷的季节，他自不免为菊花的开不逢时而惋惜、而不平。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有朝一日，我要当了春神，我将安排菊花和桃花同在春天盛开。后两句正是作者感情自然的发展，作者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做了司春之神，就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在春天里开放。这一充满强烈浪漫主义激情的想象，集中的表达了作者宏伟的抱负。诗中的菊花，是当时社会上千千万万处于底层劳动人民的化身，作者既赞赏他们迎风霜而开放的顽强生命力，又深深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遭遇命运的而愤激不平，立志要彻底加以改变。所谓为“青帝”，不妨看作是建立农民政权的施政纲领，作者想象到了那一天，广大劳苦大众都能生活在温暖的春天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体现了农民朴素的平等观念，因为在作者看来，菊花和桃花同为百花之一，理应享受同等的待遇，菊花独处寒秋，蕊寒香冷，实在是天公极大的不公。因此他决心要让菊花和桃花一样享受春天的温暖。不妨认为，这是诗化了的农民平等思想。
这里还有一个靠谁来改变命运的问题。是祈求天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我为青帝”，取而代之？其间存在着做命运的奴隶和做命运的主人的区别。诗的作者说：“我为青帝。”这豪迈的语言，正体现了农民阶级领袖人物推翻旧政权的豪迈意志和信心，而这一点，也正是一切封建文人所不能超越的铁门槛。
这首诗所抒写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豪壮的，它表现了一位胸怀大志者的本色，但它并不流于粗豪，仍不失含蕴。这是因为诗中成功的运用了比兴手法，而比兴本身又融合着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理解的缘故。
黄仲则于乾隆34年(1769)冬天到达湖南。他凭吊了汨罗江畔屈原、贾谊的祠堂，登临衡山，观赏了南岳风光。名胜古迹，振奋了诗人雄奇的意气，也引发诗人无限慨叹。虽然谒见了湖南观察使王太岳，但并未找到安身之地。终于在第二年春末夏初，怀着忧伤心情，“浮洞庭，由大江以归”。即将离开湖南时，面对浩浩洞庭，诗人写下了这首词。
洞庭湖烟波浩渺，水天相接。正如诗人在《洞庭行赠别王大归包山》中所云:“洞庭一泻八百里，浮云贴天天浸水。”词限于句式，仅用“湖天阔”三字，概括了这种境界。“清湘望断三更月”，诗人极目回望经过的湘水，依依不舍。“三更月”，言凝望之久，清凉的月光也给人凄凉之感。“猿声是泪，鹃声是血”，形容伤感之极。《水经注·江水》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名句，从此猿鸣与眼泪结下了不解之缘。《华阳国志》谓蜀帝杜宇化为杜鹃，声声哀鸣，乃至流血。白居易《琶琶行》把两者合而为一:“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猿声鹃声，血泪和流，是古代文学表示悲伤的典型事物。上片泛写伤感，下片月明离愁。
“清湘望断”，在久久的凝视中，浮现出湘水女神的形象。屈原《远游》云:“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湘灵鼓瑟成了人们神往的情景。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对此作过描摹，其著名的结句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里的“曲终数月烟鬟没”，略作变化，曲终人杳，神女隐于湘水之中。烟鬟，指妇女鬓发，借指神女，喻其风神。“数月”，影影绰绰，不甚分明的样子，托出神妙气氛。湘水女神相传是大舜妻子娥皇、女英两姊妹。舜南巡不返，葬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思念不止，泪下沾竹，成为斑竹(见任昉《述异记》)。因此，“此间自古离愁窟”，娥皇姊妹与舜的生离死别成为千古悲剧，现在尚有“几丛斑竹，临江犹活”可证。用一个“活”字说明它曾惹起古今多少黯然销魂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