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商隐作幕梓州后期之作，为咏梅而寓意之诗。写在百花争艳的春天，寒梅早已开过，所以题为“忆梅”。
一开始诗人的思绪并不在梅花上面，则是为留滞异乡而苦。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台）离长安一千八百余里，以唐代疆域之辽阔而竟称“天涯”，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李商隐是在仕途抑塞、妻子去世的情况下应柳仲郢之辟，来到梓州的。独居异乡，寄迹幕府，已自感到孤孑苦闷，想不到竟一住数年，意绪之无聊郁闷更可想而知。“定定住天涯”，就是这个痛苦灵魂的心声。定定，犹“死死地”、“牢牢地”，诗人感到自己竟象是永远地被钉死在这异乡的土地上了。这里，有强烈的苦闷，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哀。屈复说：“‘定定’字俚语入诗却雅。”这个“雅”，似乎可以理解为富于艺术表现力。
为思乡之情、留滞之悲所苦的诗人，精神上不能不寻找慰藉，于是转出第二句：“依依向物华。”物华，指眼前美好的春天景物。依依，形容面对美好春色时亲切留连的意绪。诗人在百花争艳的春色面前似乎暂时得到了安慰，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无限依恋的柔情。一、二两句，感情似乎截然相反，实际上“依依向物华”之情即因“定定住天涯”而生，两种相反的感情却是相通的。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三、四两句，诗境又出现更大的转折。面对姹紫嫣红的“物华”，诗人不禁想到了梅花。它先春而开，到百花盛开时，却早花凋香尽，诗人遗憾之余，便不免对它怨恨起来了。由“向物华”而忆梅，这是一层曲折；由忆梅而恨梅，这又是一层曲折。“恨”正是“忆”的发展与深化，正像深切期待的失望会转化为怨恨一样。
但这只是一般人的心理。对于李商隐来说，却有更内在的原因。“寒梅”先春而开、望春而凋的特点，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少年早慧，文名早著，科第早登；然而紧接着便是一系列不幸和打击，到入川以后，已经是“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意绪颇为颓唐了。这早秀先凋，不能与百花共享春天温暖的“寒梅”，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诗人在《十一月中旬扶风界风梅花》诗中，也曾发出同样的感叹：“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非时而早秀，“不待作年芳”的早梅，和“长作去年花”的“寒梅”，都是诗人不幸身世的象征。正因为看到或想到它，就会触动早秀先凋的身世之悲，诗人自然不免要发出“寒梅最堪恨”的怨嗟了。诗写到这里，黯然而收，透出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调。
五言绝句，贵天然浑成，一意贯串，忌刻意雕镂，枝蔓曲折。这首《忆梅》，“意极曲折”（纪昀评语），却并不给人以散漫破碎、雕琢伤真之感，关键在于层层转折都离不开诗人沉沦羁泊的身世。这样，才能潜气内转，在曲折中见浑成，在繁多中见统一，达到有神无迹的境界。
杜牧过金谷园，即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咏春吊古之作。面对荒园，首先浮现在诗人脑海的是金谷园繁华的往事，随着芳香的尘屑消散无踪。“繁华事散逐香尘”这一句蕴藏了多少感慨。王嘉《拾遗记》谓：“石季伦（崇）屑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者赐以真珠。”此即石崇当年奢靡生活之一斑。“香尘”细微飘忽，去之迅速而无影无踪。金谷园的繁华，石崇的豪富，绿珠的香消玉殒，亦如香尘飘去，云烟过眼，不过一时而已。正如苏东坡诗云：“事如春梦了无痕”。可叹，亦可悲，还是观赏废园中的景色吧：“流水无情草自春”。水，指东南流经金谷园的金水。不管人世间的沧桑，流水照样潺湲，春草依然碧绿，它们对人事的种种变迁，似乎毫无感触。这是写景，更是写情，尤其是“草自春”的“自”字，与杜甫《蜀相》中“映阶碧草自春色”的“自”字用法相似。
傍晚，正当诗人对着流水和春草遐想的时候，忽然东风送来鸟儿的叫声。春日鸟鸣，本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赏心乐事。但是此时红日西斜，夜色将临；此地是荒芜的名园，再加上傍晚时分略带凉意的春风，在沉溺于吊古之情的诗人耳中，鸟鸣就显得凄哀悲切，如怨如慕，仿佛在表露今昔之感。日暮、东风、啼鸟，本是春天的一般景象，着一“怨”字，就蒙上了一层凄凉感伤的色彩。此时此刻，一片片惹人感伤的落花又映入诗人的眼帘。诗人把特定地点（金谷园）落花飘然下坠的形象，与曾在此处发生过的绿珠坠楼而死联想到一起，寄寓了无限情思。一个“犹”字渗透着诗人很多追念、怜惜之情。绿珠，作为权贵们的玩物，她为石崇而死是毫无价值的，但她的不能自主的命运正是同落花一样令人可怜。诗人的这一联想，不仅是“坠楼”与“落花”外观上有可比之处，而且揭示了绿珠这个人和“花”在命运上有相通之处。比喻贴切自然，意味隽永。
一般怀古抒情的绝句，都是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这首诗则是句句写景，景中寓情，四句蝉联而下，浑然一体。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词的上片极尽夸张之能事，描摹舞女的轻盈体态；下片前两句则侧重于对其风韵的刻画，末二句尤为传神之笔，将眉目传情的微妙动作，以及“舞错《伊州》”而不知的忘情举动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该词词语简洁，典故妙用，夸张铺垫，情意缠绵，结尾处尤有无穷语意。
作为辛派词人的代表之一，刘克庄的词一向以豪放见长。但词人也并非不会婉约，而是不欲而已。偶为婉约之词，情意款款，自然又是一首佳作。比如这首《清平乐》，置于婉约词中，几不可辨识，以为又是哪一位多情妙手的快意所为。
南宋时期上流社会有蓄家姬的风气。这首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以歌舞佐酒的家姬。一开始一束素绢比舞姬的纤腰，抓住了作为舞姬最重要的因素。由此
开始，上半阕四句，句句使用夸张。刘勰《文心雕龙·夸饰》说夸张“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夸张手法在突出事物的特点方面，刻画得更有力。此外，这四句中有三处典故：“宫腰束素”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腰如束素”，原句是描写一个据宋玉自己说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子的。
“好筑避风台护取”用赵飞燕的故事，据说赵飞燕体质轻盈，汉成帝恐其飘翥，为制七宝避风台。“惊鸿飞去”用曹植《洛神赋》里写洛神的句子“翩若惊鸿”。这三个成句全是写最美的女子的，用这些典故来写舞姬，自然上半阕的真正含义，就不只是写其的体态轻盈了。
“一团香玉温柔，笑颦俱有风流”两句在继续作形态方面描绘的同时，开始着力烘托舞姬的精神风韵，上下两片之间在这里得到了自然地过渡。同时，这两句对舞女风韵正面、概括的描写，也给结尾两句作了最好的铺垫。
“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萧郎，泛指为女子所爱恋的男子。《伊州》，舞曲名）两句，《词旨》推为“警句”，好在哪里？首先，“萧郎”在词中即指作者自己，亦或他人，彼此眉目传情，销魂荡魄之际，舞姬竟然舞错了《伊州》曲，其情其景，焕然生动，如在目前。其次，词的前面部分都是对舞姬的客观描写，到此作者才把自己融入其中。因为作者主观情感的融注，也就更加曼妙迷人了。
刘克庄词多写人民疾苦和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多有慷慨大江东去的气概，很少剪红刻翠之辞。因此，不少评论家以为克庄词缺少含蓄微婉的力量。这阕词写粉黛，叙歌舞，读来虽不乏明快之感，但情绪缠绵，措词轻艳，结尾处尤有无穷余意，当可代表刘克庄词风的另一个侧面。
这首诗的大意是’怒放的春花反而引起我无端的烦恼，相忍的滋味实在让人受不了。对着明镜打扮，非但不感到美，反而有玉泪空垂，这一切的一切，多情的春风啊!你知道不知道!换一种说法，就是写花儿已开满枝头，可是见到春花反而引发相思之情，自己泪流满面，那传递住处的春风，可曾告诉我那心上人啊？
首句“那堪花满枝”，诗一开头就劈空而来，似情奔涌，似相思爆发，骇人心目，给人以悬念。“那堪”写诗人相思的程度，表示怎能承受的了。这里的“那堪”有两层意思：“我们不妨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先是情人分离两地相思，本已不堪;继而，偏偏春色恼人，满枝鲜花就好像故意在向她挑逗：花如此好，而人呢，却不能圆!这就怄得她更加不堪，绪新思，一齐迸发花愈好，情愈真;景愈美，思愈切;人愈伤心，花愈恼人，语愈浅而意愈深’《《古今词论》)。情景互移，于是，坠入‘思悠悠、恨悠悠”的不尽相思之中。“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花满枝’本是春天景色的典型写照：大地回春，风光宜人，万物欣欣向荣，枝头繁花锦簇正是情人结伴相邀，游春赏花，留恋春景的大好时光，何以我们的诗人反乎寻常，要炭呼忍受不了呢？读下去才知道原来是这满园春色’惹起了她的相思之苦。”
最后两句“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诗人以面对明镜梳妆打扮，问春风知道不知道她心中的相思苦淫之情作结，戛然而止，给诗添上了无穷的缠绵悱侧的哀伤情调。既写面对明镜自已打扮的情景，又抒发了心中无限的相思情―有景，又有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情意绵绵动人肺腑。对此，裔耀华先生有一段精彩解释：“朝起临甓晓妆，不知是镜中映出了窗外景色，还是照出了她憔悴的容颜，又引起她对影伤怀，禁不住双双玉箸簌簸而下，情思百结，莫可名状：花期虽好，徒奈我一人独赏？对镜梳妆，又为谁打扮？无限衷曲，诉与谁听呢!这不堪承受的一切，终于使诗人呼出：春风啊，你知不知道我相思之苦？亲人啊，你晓不晓得我为你憔悴到了这般模样!’这里，拟人、借代、双关、设间，多种修辞手法融为一体，不尽的“春望’之中，说尽了主人公难耐的孤独凄凉同时也寄托了她无限的寂寞与企望。”
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唐代身为乐妓、女冠而又才情不凡的女诗人，虽然凭借她的美丽聪慧和才情风度能够得到文人才子的赞赏和青睐，但她却像是无根依附的浮萍，她早已失去了追求个人幸福的根基，尽管她大胆执著地追求美好爱情生活，但最终却难以逃脱悲剧的命运，她用手中诗笔，写下了许多自己情感上的挫折与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