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文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这篇文章善于通过对话和行动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外交辞令也写得委婉含蓄，表面上谦恭有礼，实则暗寓讥讽，意在言外。
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文章以晋文公出殡开端，卜偃假借晋文公的神灵告诫晋国大夫： “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这表明秦晋两国争霸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这是觳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文章故意颠倒事件发展顺序，次写秦国决策，而把卜偃的预见放到最前面，对于揭示战争起因、渲染战争气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柩有声如牛”，以卜筮之官的预言说明秦要伐晋，使文章一起笔就充满怪诞神秘的色彩，这也是《左传》叙事的常用手法。
第二个情节写杞子给秦送密报。杞子等三人是秦穆公在郑国的内线，他们骗取了郑国信任、掌管了郑都北门的锁钥，以为袭郑时机已经成熟，就派人给秦穆公送信。信中提出“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暗示秦穆公尽快出兵、夺下郑国。这个情节虽然只有一句话，却是导致觳之战的直接原因。
紧接着写蹇叔对秦穆公的劝阻。蹇叔是秦国元老，在秦国享有很高威信。秦穆公“访诸蹇叔”，问他袭郑与否。蹇叔坚决反对，指出： “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秦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郑国对秦国潜师偷袭的意图必然得知而有所准备，内线密报的准备就等于白白浪费。“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指出晋国必然密切注视秦军态势。蹇叔深谋远虑，他的战略分析鞭辟入里，颇中肯綮。但穆公野心膨胀，拒绝劝告，一意孤行，悍然出师。
“蹇叔哭师”的场面描写尤为生动深沉。怀着拳拳忧国之心．这位近百岁的老人痛哭流涕地送秦师于东门。他先对孟明说： “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人也。”明确地指出秦军必丧。“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秦穆公傲慢无礼的回答让他伤心不已，于是他哭送随军出征的儿子，更是老泪纵横：“晋人御师必于彀……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不仅表达了父子诀别的悲痛，更从地理形势、敌我部署等方面对秦军必败的预言作了，具体说明：此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完全是按照他的预言发展的。可见，蹇叔哭师的情节在全篇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
按照礼节，各国军队经过周都洛邑北门时，将士应该下车步行而过，以表示对天子的恭敬。但是秦军却只是摘掉头盔，并不脱甲，也不收兵器，好多人刚刚下车，马上又跳回去，十分轻佻放肆。这恰好被王孙满看见了。王孙满年龄虽小，但透过秦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表面现象，却看到了他们纪律涣散、骄横傲慢的本质，得出了“秦师轻而无礼，必败”的正确结论。这与蹇叔的看法不谋而合，是从另一方面说明秦师必败的原因。
郑周商人弦高，在去周都经商的路上碰到袭郑的秦军。这个机智的郑商，用四张熟牛皮、十二头牛作为礼物，以郑军使者的名义“犒劳”秦军，暗示郑围已有所准备。而这其实是在稳住秦军，派人回郑国报信，使郑同做好应战秦军的准备。郑穆公收到情报后，立即派人察看杞子等人，果然发现他们已捆束行装，磨砺兵器，喂足马匹，做好了内应的准备工作二于是郑穆公赶快派皇武子赶走了杞子、逢孙、扬孙三人。这同前面蹇叔所言“师之所为，郑必知之”相照应，说明了蹇叔的分析完全正确，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
晋在得知秦袭郑未成而还的情况下，讨论是否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截击秦军。先轸以秦国劳民伤财、傲慢无礼为由，驳斥了，以栾枝为代表的反对意见，主张“必伐秦师”二晋国由于地理优势，又是以逸待劳，致使秦师全军溃败。骰之战的战争过程只以“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骰，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一笔带过，言简意赅，交待了，交战的时间、地点和结局。至此，蹇叔的预言已全部应验，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从文赢请三帅以下则是崤之战的尾声。秦穆公之女、晋文公夫人文赢请求将孟明等三位秦国主帅放归秦国，得到应允。先轸闻讯赶来，怒唾于朝，表现了一介武士的有胆有识、深谋远虑和对晋国的赤胆忠心，在文章结构上则引出了以下情节：晋国阳处父追孟明于河中，孟明巧妙地谢绝阳处父假托君命所赐的骏马，回到秦国。不过秦穆公并没有杀掉他们，而是勇于自责、悔改可见，最后两段的作用预示着秦国并没有彻底失败，秦晋争霸的新的战争又在酝酿之中。
全文并不重在描写战争过程，而是对秦晋役之战的起因、酝酿和结果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意在揭示秦国败绩的原因：一是出师错误，这在蹇叔哭师一节中有详细的原因分析；二是骄兵无礼，这是王孙满观师所说明的道理。因此，文章在反映秦晋争雄的同时，重点在对战争发展规律的揭示，为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
此诗抒写居洛时留宿南园的感受。先写因园林偏僻，青草生遍，再写久雨初停，夜凉袭人。夜半酒醒，卧对满窗皓月，看万象俱寂，听群动皆息，此时的月下清景如同玉壶冰一般明洁，作者浸润其间，心灵也正一样地明洁，这是诗人借景喻怀。作者一直坚持自己的政见，不肯苟且迎合，以玉壶冰自况正见其高洁品格。此诗艺术上未见特别出色，以含蕴深婉启人深思。
开首两句写时节。时当初春，诗人却觉得春深，是因为置身于偏僻的南园之故。连绵春雨方停，觉得身上衣裳有些难以抵挡这料峭春寒。
中间四句写夜半酒醒。在这雨后添寒的夜晚，诗人与好友相聚，痛饮一番后，酩酊大醉。夜半酒力发散，方才清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只见满窗皓月正与他的卧处相对，十分晃眼。沉醉中醒来，再难成寐，于是便游目旁观，侧耳远听，但见万象寂然，群动俱歇。
有心事的人往往如此：狂欢的时候，可以把一切都抛在脑后，然而一旦孤身独处，尤其是寂寂长夜难以成眠的时候，心头就会一阵阵地泛起涟漪。此时诗人便正处于此种心境中。他是想起了朝廷中那场关于变法的纷争。当初他在神宗面前与王安石争得很激烈，还给王安石写过两封信进行劝阻，可是王安石不听，皇帝也支持王安石，新法终于推行了，他想：我如此喋喋不休，难道是为了自己？还不是为了社稷、为了君王吗？司马光并不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有进步意义，而他本人也认为自己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因此最末两句便道：“只疑玉壶冰，未应比明洁。”南朝诗人鲍照《代白头吟》中说：“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后人便以“玉壶冰”来比喻高洁清白的品格，以后还有盛唐诗人王昌龄，他用“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来自比喻光明澄澈的品德，然而诗人在这里却说：我只怀疑“玉壶冰”这个比喻，还不足以用来比拟自己的明洁的品性和操守。这最末两句的点睛之笔，表白了诗人的心迹，也向朋友们流露了压抑于内心的一缕淡淡的委婉曲折之情。
此诗虽然寄慨很深，却出之以淡笔，由景而情，缓缓道来，语言显豁，不事藻饰，因而不显得抑塞，而仍有一种清新之感。
这是一首投奔他人，希望得到赏识重用的一首自荐性质的诗歌。这样的诗歌在唐代其实也算比较普遍，比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李白的《上李邕》，等等。这首自荐诗歌，言辞恳切，不狂傲；又不卑不亢，没有谄媚之态。既表达了对裴侍郎的崇敬之情，又树立了自己道品高洁，志向高远的形象。
首联“此身虽贱道长存，非谒朱门谒孔门”是说自己虽然身份低微，但是心怀道义。此次来拜谒不是因为你是权贵，而是因为你也是心怀道义之人。
颔联“只望至公将卷读，不求朝士致书论”说明自己的来意。说得很委婉、隐晦。明面上说自己此次来不是跑官求官的，只希望你能读读我的书卷，和你一起谈谈为文著书方面的事情。但是听的人自然心知肚明。作者巧妙、隐晦了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虽然有点虚伪，但没有阿谀奉承的谄媚之态，保持了人格尊严。
颈联“垂纶雨结渔乡思，吹木风传雁夜瑰”，诗人用雨中垂钓的钓鱼翁、夜里风中飞翔的鸿雁，形象生动的表现了诗人孤高、鸿鹄之志的人物形象，是情感情怀的形象化表达；结构上也缓和了前面直陈式的叙述，使诗歌变得婉转从容。这一句和诗中其它三句卓然不同。正是有了这一句，全诗才具备了诗的气质。
尾联“男子受恩须有地”，是说大丈夫是凭自己的才华受恩，意指自己是有才华才学之士。“平生不受等闲恩” ，是说自己不接受等闲之辈的可怜施舍，给人高傲之感，同时也吹捧了拜谒对象。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顺治十八年，王士祯至南京，居住秦淮河畔，念秦淮旧事，赋《秦淮杂诗十四首》，以抒兴亡之感。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八首，讽刺南明王朝昏君佞臣沉溺声色，荒淫误国。
前两句记阮大铖进献《燕子笺》诸剧，由戏班演出，引得“君王带笑看”，讽刺南明君臣寻欢作乐，沉迷酒色，必然招致覆亡的下场。后两句意谓秦淮河的流水呜咽悲愤，应该憎恨阮大铖的误国，不宜再怨恨陈朝的孔范了；南明的阮大铖不又是一个孔范吗？
诗人伤时吊古，流露出一种盛衰易代之感。这种诗情意绪似乎并不新鲜，但诗人不将其底蕴和盘托出，而诉诸意象的提炼，这样就自然地造成一种冲淡典雅，清新温婉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