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斗鸡、舞马、歌舞、百戏等，成为宫廷不可或缺的享乐活动。玄宗晚年耽于享乐导致了“安史之乱”，唐王朝几至灭亡。王建七律《春日五门西望》，即是一首讽刺玄宗荒淫误国的篇章。
“百官朝下五门西，尘起春风过御堤。”“五门”，又称午门。唐代长安城大明宫南墙有丹凤门、建福门、望仙门等五个门，故云。“西”即诗题所云“西望”。百官自大明宫下朝，步出五门，西望则是西内之太极宫、掖庭宫和东宫。西内是玄宗游戏的重要地点之一，历史上著名的宜春院的梨园弟子就生活在西内。百官退朝，侧身西望，但见一阵阵春风，把一股股灰尘吹过御堤，使整个西内显得迷迷濛濛。“尘起春风过御堤”一句虽为写景，却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消逝的岁月无数史实已记忆不清，印象模糊。唯有玄宗的荒嬉尚历历在目。由此为下文张目。西内留下了唐王朝历代帝王的足迹，宫掖中秘闻逸事数不胜数，但最能勾起诗人回忆的却是唐玄宗。这不仅由于玄宗距诗人的时代最近，更重要的是因为玄宗是位因荒嬉几至覆国的君主。因此，颔联很自然地就从首联的望西内而过渡到对玄宗往事的追忆：“黄帕盖鞍呈了马，红罗系项斗回鸡。”马，此指舞马。舞马以黄帕覆盖其马鞍以见其珍贵。玄宗时，教坊中百戏杂耍名目繁多，诸如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等应有尽有。此外，斗鸡、舞马也特受玄宗喜爱。据载，玄宗曾驯练出舞马一百匹。这些马在表演时，站在巨榻之上，“衣以文绣，饰以珠玉”，随着音乐的节拍俯仰跳动，曲尽其妙。玄宗又好斗鸡戏，曾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专门训练金毫铁距、高冠昂尾的雄鸡上千只。斗鸡比赛时，则分成若干支斗鸡队，胜者则缠以锦段。杜诗云：“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也正指此。舞马和斗鸡，玄宗后不再时髦。两句诗，诗人别出心裁，只选取玄宗荒嬉最典型的事例，不露声色地展示出来，而让知道这段历史故事的读者，自己去充实众多未写入诗中的内容。
颔联两句是虚笔叙事，这是由“望”而产生的遐思。颈联和尾联则是实笔写景，这是“望”的真实景物，但景中有情，是借景以寄慨。不过，在具体表现上却又不同，互有差异。
颈联“馆松枝重墙头出，御柳条长水面齐”，作今昔纵向对比，不过不是事与事对比，而是以今之物同昔之事对比。“馆”，当指建于西内之宏文馆。在春风的拂动下，馆松茂密，御柳堆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馆松御柳，曾作为玄宗享乐的见证者而存在，可现在，郁郁葱葱的馆松御柳，同转瞬即逝的玄宗的荒嬉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这当然要激起诗人心中对今昔盛衰的强烈慨叹。只不过这种慨叹，并非是出自疾呼呐喊，而是寓之以景罢了。岑参《山房春事》诗云：“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以“无情”“无知”的庭树之花，来透露其对梁园萧索的无限伤心之情。“唯有教坊南草绿，古苔阴地冷凄凄。”“教坊”，当指建于西内之宜春院。宜春院已不再是歌舞繁华之地，其南，则荒草古苔，一派阴暗凄冷之象。诗中“阴”和“冷凄凄”数字，既是写实的景语，又饱蘸着作者抚今追昔的伤痛之情，将实景和心境融合为一。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净洗铛”，虽然是说做好烹调的准备，其实这正是做事或修养身心时虔诚、认真态度的体现。煮肉如此，做一切事情，均须如此。读者可以从这小心翼翼的“净洗铛”中，窥见到苏轼平时修养身心之严谨、真诚。“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水放得不多不少，火要不大不小，这样煨炖，才能将肉烹得又烂又有滋味。苏轼告诉我们，具体实践中，每个环节都要做得稳妥，仔细，来不得半点马虎。透过这一丝不苟的准备与实际操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烹调本身，而是与对待人生、修炼自身的一种兢兢业业的精神了。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不时他自美”。煮猪肉，只要方法得当，缓缓煨炖，到了时候，它自然滋味醇厚，美不可言。这两句，说的是煮肉，而当我们联想到人生的时候，不是正好发现，它切中了那种急功近利的社会人生弊端吗？人生的成熟感悟，是需要时间的。好大喜功、气浮心躁，得到的可能有一时“战果”，其实是失败的结局。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人生的精彩往往就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像猪肉这司空见惯的食物，人们并不觉得里边有什么奥秘可寻；像炖煮猪肉这样的家常之事，人们也容易忽略探讨其中精益求精的可能性。苏轼的叹息，除了猪肉本身之外，另有一种可供联想的可惜之意——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种种事物时，或不肯，或不愿意去深入了解并挖掘其潜力。读者应该从他的叹息中，理解猪肉之情以外的深意——真善美就在我们每日每时的生活当中，发现、创造美，乃是我们大有潜力可挖的人生使命与快乐。联想到苏轼在以上所举《答毕仲举书》里把吃猪肉比为修养身心的象征，将那虚无缥缈的（佛学）“龙肉”之类的玄谈加以屏弃的哲理思考，我们或许能更深层理解“黄州好猪肉”这四句诗歌的另一番味道。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正因为对亲自创造的烹调艺术，十分满意，所以作者竟吃了“两碗”。“两碗”，不但写出了胃口的满不，更写出了心灵的惬意。作者仿佛早就料到了他人的议论与惊诧，他风趣地说，我吃猪肉，腹满心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外界对我的褒贬，尽可至之度外。了解佛学的读者，知道佛家最讲“心安”，强调看轻外物（包括他人的议论）、重视内心的安定，因此，可以说，东坡的这一“饱得自家君莫管”之平淡结尾，其实是展现了他的佛学修养，蕴涵了深刻的人生感悟的。
值得说明的是，在吟《猪肉颂》之时，苏轼并没有对他的“猪肉观”的人生思考做刻意的诠释、解说，而全在一片笔墨神行之间，有意无意透露着他的佛学修养与对佛学的借鉴、改造，这一点是需要补充说明的。
苏轼此诗题的《猪肉颂》三字中，看似滑稽，实际是在幽默中蕴涵了严肃的主题的。作者的颂，当然包括了在味觉方面的享受，对自身的烹调创新方面的自得；但是当我们了解了苏东坡当时的艰难处境时，就会在诗人享受味觉美味后面，朦胧看到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在为人处世方面，永远追求更高远深刻的情味的，将日常生活与理性思考方面达到“知行合一”理想的哲人。尤其是作者将烹调艺术与人生超越的理想有机结合为一体，为我们所做出了典范——猪肉，是猪肉本身，又象是别的什么。
这首即事议论之诗，借宋玉以写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辞委婉。
诗的前两句是说，并非宋玉特别喜爱隐舍不露的言辞托讽，正是因为襄王沉迷艳梦，迟迟不醒，这就暗示自己确有微辞托讽之作，而且是事出有因，不得不然。后两句是说，自从《高唐赋》问世以后，凡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便都值得怀疑为别有托讽了。这就暗示说，诗人自己另一部分写男女情爱的诗作并不一定另有寄托，但人们因为受了微辞托讽的《高唐赋》式作品的影响，便都怀疑它们有所寄托了。李商隐用“尽堪疑”的词语，是想表明这种“疑”事出有因，同时又是想表明这种笼统的疑并不符合实际。
李商隐与宋玉，都属于多情才子、沦落文人一类。由于遭际相似，李商隐的偏爱宋玉，更多表现为自叹与自伤。李商隐在当时境遇之中，常常是“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乐游原》）。深曲浓重的愁思，沉缅绵邈的情感，产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艺术表达和追求。诗人的拳拳之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然而诗人非但没有得到时人的理解，更被置之于无端的猜测和粗暴的责难之中。后二句“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是辩说其诗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讥诮世人无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两相妨”、“多情岂自由”的伤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