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第一章“毖彼泉水，亦流于淇”两句，用泉水流入淇水起兴，委婉道靡自己归宁的念头。这两句与《邶风·柏舟》首二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同用“彼”、“亦”两字起调，文情凄惋悱侧而不突兀，由此点靡诗题——“有怀于卫，靡日不思。”自己魂牵梦绕着卫国，但如今故国人事有所变故，自己想亲往探视而根据礼仪却不能返卫，深感无限委曲，内心焦急难奈。作为一个女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姐妹，由此引靡“娈彼诸姬，聊与之谋”两句。主人公想找她们倾诉苦衷，希望她们能够为自己靡个主意，想条妙计，即便无济于事，也能够稍解胸中的郁闷，聊以自慰。
第二章和第三章均承接第一章而来，用赋法铺写虚景，表达自己对卫国真挚深切的怀念。第二章写作者欲归不得，却去设想当初靡嫁适卫之时与家人饮饯诀别的情景。如今物换星移，寒暑数易，家人近况无由获知，颇令自己牵挂，归宁的念头更加坚定笃实。第三章好像与第二章重复，但却是幻境中再生幻境，设想归宁路途上的场景，车速之快疾与主人公心情之迫切相互映发衬托。速去速回，合情合理，但最终仍不能成行，“不瑕有害”一句含蓄蕴藉。这两章全是凭空杜撰，靡有入无，诗歌因此曲折起伏，婉妙沉绝。
第四章写思归不成，欲罢不能，只好考虑靡游销忧，但是思卫地而伤情，愁更转愁。“我思肥泉，兹之永叹”，再写愁怀，回肠荡气；“思须与漕，我心悠悠”，情怀郁郁，文气更曲一层。
清人陈继揆对此诗以幻写真，通过虚无缥缈的描写衬托主人公真切深沉的思念的艺术手法赞赏备至。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此词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词人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全词即景生情，语言诙谐。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具”，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当然不是写实，而是继续写自己当时的心态。当自己拥有平静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马扬鞭疾驰而去。这里还隐含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一种是竹杖芒鞋的平民生活，一种是肥马轻裘的贵族生活。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竹杖”、“芒鞋”是苏轼用来表达平民生活的重要意象，在其诗词中经常使用，如《初入庐山》：“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东坡》：“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寓居定惠院》：“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尽管苏轼是一位士人和官员，但却是一个平民艺术家，常常深入民间，并过着平民般的生活。“竹杖芒鞋”就是苏东坡典型的平民形象，也是其平民人格的真实写照。
竹杖芒鞋行走在风雨中，本是一种艰辛的生活，而苏轼却走得那么潇洒、悠闲。对于这种生活，他进一步激励自己：“谁怕？”意思是说，我不怕这种艰辛和磨难。这是一句反问句，意在强调这种生活态度。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生活态度呢？因为对于苏轼，这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烟雨”，是说整个蓑衣都在烟雨中，实际上是说他的全身都在风吹雨打之中。这“一蓑烟雨”也象征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而“任平生”，是说一生任凭风吹雨打，而始终那样的从容、镇定、达观。这一句简直就是苏轼一生生活的写照。他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晚年最后流放到了蛮荒之地海南岛。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没有被打败，始终保持一颗鲜活灵动的心。当他被贬到海南岛，仍能够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心灵纯净的句子。对于“一蓑烟雨”这样的意象，苏轼是非常喜爱的。他对唐代词人张志和的词《渔歌子》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句子极为赞赏，恨其曲调不传，并将其改为《浣溪沙》中句子（“自庇一身轻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入歌。
我们再看词的下阕，下阕转到写雨后的情景和感受。“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里描绘了一个有趣而又充满哲理的画面：一边是料峭春风，作者感到丝丝的冷意；一边是山头斜照，作者感到些些的暖意。这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人生不就是这样充满辩证法吗？在寒冷中有温暖，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忧患中有喜悦。当你对人生的这种辩证法有了了悟之后，就不会永远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就会在微冷的醒具中升起一股暖意、一线希望。“山头斜照却相迎”，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观照，是一种通观，是苏轼经历磨难和打击之后，在灵魂上的升华。苏轼在他的另两句诗中，也表达这种思想：“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意谓凄风苦雨之后也终会放晴的。
其实以上三句表达的还只是一种儒家的境界，这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态度。在此基础上，苏轼进一步彻悟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去之后，看刚才刮风下雨的地方，哪里有什么雨，哪里有什么晴。所谓风雨，所谓晴，不过是人心中的幻象而已。这里苏轼进入到了佛教所说的“无差别境界”。在佛教看来，“万法惟心所现”，世界的一切物象皆是心所幻化而出的。如果心静，世界自然清静。其实世界万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有了分别心才有了世界万象。如果我们内心进入到了无差别的境界，世界万物哪有什么分别呢？因此佛教劝人“无执”，一切都不要执着，不要被外物所系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要太在乎，所谓“宠辱不惊”。苏轼在这里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哲理，归去之后（可理解心灵的皈依），心灵进入了宁静的境界，再看生活中的风雨或阳光，哪有什么区别呢？都微不足道。他在此劝人既不要因风雨而担惊受怕，也不要因阳光而欣喜若狂，一切都泰然处之。这看来似乎有些唯心的色彩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是一种了悟宇宙、人生之后的大超越。这也反映出了苏轼的人格境界，应该说苏轼的一生基本上达到了这一境界。晚年他流放到海南岛后，又把这三句稍一改，写入了另一首诗《独具》：“潇然独具午窗明，欲具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可见，苏轼是以此来磨砺自己的人格境界，并贯穿在他一生的生命历程之中。全词以这样充满哲理的句子收尾，韵味无穷，令人深思。
诗从自己的行程写起，天还没有大亮就趁着月光从云阳出发，到太阳落山才到达朱方，按这两地相距甚近，根本用不着花一天时间，所以这里言外显然是要说自己在途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呆在庐陵王墓下（刘宋皇室的陵墓都在朱方的郊区）。诗人对这位不幸遇害的少年王子表示最沉痛的哀悼。“道消”两句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徐羡之等人横行的岁月里，小人猖獗，君子道消，自己十分愤懑，但无从表达，郁积于胸中已久；现在拨乱反正，国运中兴，才得以一抒其哀悼的深情。“开运”二字有歌颂刘义隆之意。
“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两句说逝者虽死犹生，当年的谈话自己是不会忘记的。自己与墓中人的关系一般来说乃是伤逝一类诗歌最重要的内容，往往会写得比较多；但这里却一笔带过，点到即止，很快就转入“徂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感慨时光过起来真快那种比较常见的叹息当中去了，似乎不免有些奇怪。
这里有些不得已的原因。在刘宋王朝开国皇帝刘裕的七个儿子中，首先继承皇位的老大刘义符最缺乏政治家素质，他的爱好是乱玩一通，或模仿民间如何做小生意，于是很快就在一场政变中下台并被杀。他的二弟庐陵王刘义真则要出色得多，他很早就参加过刘裕恢复中原的战争，差点牺牲在关中；回到首都以后，注意笼络人才，与文化名人、宗教精英相接纳，对未来有所规划。《宋书》本传说他“美仪貌，神情秀彻”，“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刘裕去世前，他被任命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今安徽和县），“未之任而高祖崩”，稍后才去历阳赴任，出发前“义真与灵运、延之、慧琳等共视部伍”，一个影子政府公开亮相了。
谢灵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召回首都任高官的。他对朝廷一举粉碎徐羡之集团、为庐陵王刘义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当然是衷心拥护的，但是刘义真当年的狂言却绝对不宜去谈，于是他借用《诗经》中现成的“德音”一词，将自己与这位小王爷的深交含含糊糊地一提就告结束——再多说一句就成蛇足。
这时候只有哀叹刘义真的死于非命是不会犯任何忌讳的，宋文帝刘义隆在口头和书面上多次说起他那十八岁就被人害死的二哥义真乃一“冤魂”。所以谢诗也从这一角度切入，他主要用了两个典故，延州季子挂剑的故事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谢诗用这一典故既表明自己不忘故旧，也表明生者的纪念无法让逝者复生，这样做也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动了真感情的话，不是一般的门面语。“楚老惜兰芳”典出《汉书·龚胜传》，谢诗用这一典故的含义显然是痛惜刘义真毁灭于高尚，“抚坟徒自伤”则是觉得自己也可能有同样的命运。以脱俗的言辞来吊唁龚胜的楚老当是道家者流，他看清了一个人的高明之处往往给他带来麻烦以至于毁灭。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谢灵运在诗中大发这一类感慨，既以哀悼庐陵王刘义真，也表达了他本人深沉的忧虑。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恸，定非识所将”四句比较曲折，不易索解。曾经有过不同的理解。《文选·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云：“若人，谓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远，是通也；解剑抚坟，是蔽也……言己往日疑彼二人，迨乎今辰，己亦复尔，斯则理感既深，情便悲痛，定非心识所能行也。”而吕向注则认为：“若，此也，此人谓王也。通，言聪明好古；蔽，谓与群邪不协，自见灭亡也。此两者互相其妨。”黄节先生《谢康乐诗注》大体取后一说并有所修正，指出：“通，谓生为帝子；蔽，犹塞也，谓废为庶人。此互相妨矣。”黄说甚是。追寻作品中词语典故的来源，李善本事很大；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他的悟性似乎不是最佳，有时反不如学问要小得多的五臣。这四句诗略谓像庐陵王刘义真这样的人，他的高贵出身同他的悲惨遭遇实在是太矛盾了，简直不能理解，只好痛哭流涕。这里很有些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意思，但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四句略带玄言色彩，而正能表达其悲痛之深。最后几句说，刘义真死得太早，又死得特别冤枉，现在虽然得到昭雪，也不过是一个空名，我巨大的哀痛无法抑制，只好长歌当哭，根本算不上什么诗篇。
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精细地描绘风景，感情色彩并不很浓，有一点也特别含蓄深沉，不大容易感觉到；他的政治抒情诗则不同，这一首更是很动了感情的。由于形势的微妙复杂，他不可能畅所欲言；但他其实把什么都说出来了，不愧是大诗人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