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感叹广大的中原大地，没有御寇的统帅，也没有坚强能战的军队作保卫国家的长城，致使胡马的铁蹄三次入侵，直捣京阙，百姓奔走逃难，徽钦二帝被掳幽陷。表达了词中对国势衰颓及朝中人材平庸无能表示忧虑。“胡马长驱三犯阙，谁作长城坚壁”两句把不满直接指向尸位素餐的文武百官，也企盼出现一位挽狂澜于既倒的“长城坚壁”。“草庐三顾，岂无高卧贤杰”两句，则委婉地劝诫朝廷要像刘备三顾茅庐延请诸葛亮出山一样，延揽人材，中兴宋室天下。当时许多词人都抒发过对入侵者的强烈愤怒，但到此时，由于投降派的得逞，致使抗战受到阻挠，那愤怒的忧国之音，无可奈何地降低了音调，从愤于外患而转向愤于内患。
下片“天意眷我中兴，吾皇神武，踵曾孙周发。河海封疆俱效顺，狂虏何劳灰灭？”五句对敌我双方的实力条件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新皇帝上应天时，下顺民心，又占尽地利，打败狂傲的敌人大局已定。“翠羽南巡，叩阁无路，徒有冲冠发”三句是一大转折，“翠羽南巡”四个字似褒实贬，对高宗置大局于不顾，闻风丧胆渡江南逃，贻误了中兴的大好时机表示深切的痛惜和强烈的不满、后两句则是在宣泄自己空怀一腔热血报国无门，“叩阍无路”的无不奈何的悲衰。结尾两句“孤忠耿耿，剑锥冷浸秋月”似乎是在表明词人杀敌报国之心不泯，随时准备挥剑上阵，杀退金虏，中兴大宋王朝的夙愿。
全词表现了词人对朝廷无人、恢复无期的无比愤慨和对国家的耿耿忠心。词人的感情“高”而不“亢”，“壮”而不“强”，“愤”而含“悲”，为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充满了危机感和焦灼感，使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那被压抑的豪放，和深沉的悲凉。上片多用问句， “谁作长城坚壁？” “此恨何时雪？”淋漓尽致地宣泄心中的愤激之情。“岂无高卧贤杰”与下片“叩阍无路，徒有冲冠发”对应，写出“孤忠耿耿”、报国无门之痛。全词前后贯通，起伏跌宕，一气呵成。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