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第一句作者上来就点明了时间，秋霜满地，像是下过雪一样，首先在时间上为作者下文抒情奠定了基调。瘦马，残月，都是一组凄凉的意象，作者在这里用他们渲染气氛。阳关自古就是人们分别的地方，作者在这里使用主要是表明自己的离别之情，用了暗喻的手法。作者接下来说分别的时候，车轮呜咽的也哭泣了，暗含对分别的伤痛。
下句作者重点以情驭景，他开始感叹时间还在，但是物是人非，昔人不再。他开始回忆起自己以前与人相处的美好时光，想到这里，作者想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只能感慨的说一句：离别。
“谁言生离久，适意与君别。”才离别，好像是与你分离很久了，这是对情人的深情的怀念，是一种思想情况；另一种情况，是离别很久了，但情人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宛然如在眼前，分离也好似在昨日，这也是对情人的深情的怀念。这两句诗所表现的感情，就是后一种，谁说“生离”已很久了，还记得才与你分别。“适忆与君别”即文通《古离别》“送君如昨日”意。两句表现了“生离”的痛苦，写得十分细腻。 ·
“衣上芳犹在，握里书未灭。”这两句承接“适意与君别”，具体写出送君如昨日：我衣服上还留有你的香气，你的书信还握在我的手中。“腰中双绮带，梦为同心结。”这两句表现与意中人结为夫妻的愿望，我腰中所系的两条丝罗绸带，梦中也在想打成“同心结”。这是用比喻来说明结为夫妇，万般恩爱之意。比喻之巧，爱情之深，不言而喻。然而，他不愿轻易把内心秘密告诉对方，所以结句说：“常恐所思露，瑶华未忍折。”他常常担心自己的思想表露出来，他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不忍心去攀折她（瑶华）。这是多么细腻的心理描写，多么深沉的爱。然而，深爱而不能吐露，他必须承受痛苦的煎熬。
这首诗抒写对意中人的深爱，风格细腻含蓄，寄托深远，尤其是心理描写，入木三分，缠绵深沉，言有尽而意无穷。从结构上看，全诗共八句，分两层：前四句写“生离”不久，犹如昨日，思念良深；后四句写欲与“同心结”而“未忍折”，说明思念之苦，颇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之情思。前后两层，结构严密，浑然一体，表现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忧思，是《有所思》一类抒写男女爱情诗歌中的佳作。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徐惠的《长门怨》是一首五言律诗，是为班婕妤这位贤妃秋风团扇的悲苦命运鸣不平的作品。作者细致入微的描述了班婕妤被成帝冷落遗弃后的心理状态，抒发了主人公被弃后无法言说的怨愤之情，这也是封建时代后宫女性对自身被动命运的无奈慨叹。
绵密的典故和意象是徐惠诗作的特点之一。以此诗为例，首句中的“柏梁台”是指代汉武帝抛弃陈阿娇一事，表明女主人公已经落得陈阿娇一般的下场。“昭阳殿”则是汉成帝宠妃赵飞燕的宫殿，这里指代新宠之人的居所。此句中“旧爱”和“新宠”的强烈对比，充满了哀怨。接下来的一句则巧用班婕妤辞辇的典故和她《怨分行》里的团扇意象，写出了女主人公德行高洁却秋绢见弃的悲剧命运。徐惠身为妃嫔，深知当年汉成帝宠爱班氏，邀其同坐一辇之上，是何等地荣耀，而其以“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之言推辞和劝谏，又是何等贤明。正因如此，班婕妤最后“含情泣团扇”的结局，才更加令人扼腕叹息。
题为《长门怨》的诗分一般都是失宠后妃忧伤悲痛的心灵写照，但徐惠则不然。她诗中的女性，不同于以往被动望幸的嫔妃宫人，而是有思想，有感情，要求独立个性和平等人格的女性。她的《长门怨》充满了人的尊严，既“怨”也“怒”。她敢于用“一朝分舞荣，夙昔诗书贱”，大胆的表达自己对皇帝的不满。而一旦失去感情，她有深深的绝望，“颓恩诚已矣，覆水难重荐”一句，写得斩钉截铁，以一种“决绝”态度表达了自己的自尊和傲骨。
徐惠的诗与她的思想是相合的，她看中的是感情。班婕妤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她自己心灵的写照？在她眼里，太宗不是至高无上的君王，更是和自己在感情上处于平等地位的丈夫。她在《长门怨》中表达的愤怒和幽怨，正是基于对感情的失望而产生的反抗情绪。虽然这种反抗意识还很模糊，并且她最终以“不医而卒”为唐太宗作了殉葬，但这种平等的观念和有意识的反抗，在以往的宫怨诗里是从没有过的，这昭示了宫廷题材诗作新变的方向。而徐惠不凡的才华，思想和政治见解，对当时和以后的女性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格律上看，此诗的修辞手法对偶运用得尤其突出。如“旧爱”对“新宠”、“柏梁台”对“昭阳殿”、“守分”对“含情”、“芳辇”对“团扇”，“一朝”对“夙昔”，“分舞荣”对“诗书贱”，“已矣”对“重荐”等，且全诗声韵和谐。这表明徐惠创作中偶对和律化意识的自觉，也体现了初唐宫廷诗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