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满庭芳》以议论为主，夹以抒情。上片由讽世到愤世，下片从自叹到自适。它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失败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也生动地刻画了词人愤世俗和飘逸旷达的两个性格层次，在封建社会中很有典型意义。
词人以议论发端，用形象的艺术概括对世俗热衷的名利作了无情的嘲讽。功名利禄曾占据过多少世人的心灵，主宰了多少世人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它构成了世俗观念的核心。而经历了人世浮沉的苏轼却以蔑视的眼光，称之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进而以“算来著甚干忙”揭示了追名逐利的虚幻。这不仅是对世俗观念的奚落，也是对蝇营狗苟尘俗人生的否定。词人由世俗对名利的追求，联想到党争中由此而带来的倾轧以及被伤害后的自身处境，叹道：“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事”，指名利得失之事，谓此事自有因缘，不可与争；但得者岂必强，而失者岂必弱，因此页无须过分介意。这个思想来自老子。《老子》说：“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第七十八章）这就是“谁弱又谁强”一句的本意。一方面，“木强则折”（第七十六章）；一方面，“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忧”（第八章），苏轼领会此意，故“得罪以来，深自闭塞，···不敢作文字”（黄州所作《答李端叔书》）。“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是他这个时期自处的信条。所以，“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意图在醉中不问世事，以全身远祸。一“浑”字抒发了以沉醉替换痛苦的悲愤。一个愤世嫉俗而以无言抗争的词人形象呼之欲出。
下片于自叙中夹以议论。“思量，能几许”，承上“百年里”说来，谓人生能几；而“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即李白“为欢几何”之意。“风雨”自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所“妨”者是人生乐事。陆游《假日书事》诗所云“但嫌尤畏（尤才畏讥）妨人乐”，即是此意。苏轼一踏上仕途便卷入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此后命途多难，先后排挤出朝，继又陷身大狱，幸免一死，带罪贬逐，昔时朋友相聚，文酒之欢，此时则唯有“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当此时，词人几于万念皆灰。“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是因“忧愁风雨”而彻悟之语。他的《答李端叔书》中有一段话可作为这两句词的极好注解：“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地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进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已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哓哓至今，坐此得罪既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逐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才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可见“抵死（老是）说短论长”之要不得。词人自嘲自解，其中实又包含满肚子不平之气。下面笔锋一转，以“幸”字领起，以解脱的心情即景抒怀。造物者无尽藏的清风皓月、无际的苔茵、高张的云幕，这个浩大无穷的现象世界使词人的心量变得无限之大。那令人鄙夷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狭小世界在眼前消失了，词人忘怀了世俗一切烦恼，再也无意向外驰求满足，而愿与造化同乐，最后在“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的高唱中，情绪变得豁达开朗，超脱功利世界的闲静之情终于成为其人生的至乐之情，在新的精神平衡中洋溢着超乎俗世的圣洁理想，词人那飘逸旷达的风采跃然纸上。
苏轼在词中擅长抒写人生。他高于一般词人之处，在于他能从人生的矛盾、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正因如此，苏轼描写的人类心灵就比别人多一个层次。这也是他的词能使人“登高望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词人重在解脱，在感情生活中表达了一种理性追求，故不免要以议论入词。此首《满庭芳》便表现出这一特色。词人“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意显词浅，带有口语化的痕迹，似毫不经意，然又颇具匠心。
唐代以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为题材的好诗不少，并且各有特点。岑参的这首五绝，表现的不是一般的节日思乡，而是对国事的忧虑和对战乱中人民疾苦的关切。表面看来写得平直朴素，实际构思精巧，情韵无限，是一首言简意深、耐人寻味的抒情佳作。
首句“登高”二字就紧扣题目中的“九日”，点明了诗文写作的时间。劈头一个“强”字，是不愿为之而又不得不为之的心态体现，表现了诗人在战乱中的凄清景况。“登高去”，还见出逢场作戏的味道，而前面冠以“强欲”二字，其含意便深刻得多了，表现出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情绪。重阳节大家都喜欢登高，而诗人却说勉强想去登高，透着些凄凉之意，不知这是为何。结合题目“思长安故园”来看，诗人是流露出浓郁的思乡情绪。岑参是南阳人，但久居长安，故称长安为“故园”。但长安不仅是故园，更是国家的都城，而它竟被安、史乱军所占领。在这种特定情境之下，诗人就很难有心思去过重阳节，去登高胜赏了。典型的环境，使诗人登高时的心情愈趋复杂：既思故园，更思帝都，既伤心，更感慨，两种感情交汇撞击着他的心房。
“无人送酒来”句化用陶渊明的典故。既是“登高”，诗人自然联想到饮酒、赏菊。据《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渊明有一次过重阳节，没有酒喝，就在宅边的菊花丛中独自闷坐了很久。后来正好王弘送酒来了，才醉饮而归。此句承前句而来，衔接自然，写得明白如话，虽然巧用典故，却无矫揉造作之感，使人不觉是用典，达到了前人提出的“用事”的最高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邢邵语），所以能引起读者的联想和猜测：不知造成“无人送酒来”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里反用其意，是说自己虽然也想勉强地按照习俗去登高饮酒，可是在战乱中，没有像王弘那样的人来送酒助兴，共度佳节。所以，“无人送酒来”句，实际上是在写旅况的凄凉萧瑟，无酒可饮，更无菊可赏，暗寓着题中“行军”的特定环境。
“遥怜故园菊”句开头一个“遥”字，是渲染自己和故园长安相隔之远，而更见思乡之切。作者写思乡，没有泛泛地笼统地写，而是特别强调思念、怜惜长安故园的菊花。这样写，不仅以个别代表一般，以“故园菊”代表整个故园长安，显得形象鲜明，具体可感；而且这是由登高饮酒的叙写自然发展而来的，是由上述陶渊明因无酒而闷坐菊花丛中的典故引出的联想，具有重阳节的节日特色，仍贴题目中的“九日”，又点出“长安故园”，可以说是切时切地，紧扣诗题。
诗写到这里为止，还显得比较平淡，然而这样写，却是为了逼出关键的最后一句。这句承接前句，是一种想象之辞。本来，对故园菊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诗人别的不写，只是设想它“应傍战场开”，这样的想象扣住诗题中的“行军”二字，结合安史之乱和长安被陷的时代特点，写得新巧自然，真实形象，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一幅鲜明的战乱图：长安城中战火纷飞，血染天街，断墙残壁间，一丛丛菊花依然寂寞地开放着。此处的想象之辞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惜花和思乡，而寄托着诗人对饱经战争忧患的人民的同情，对早日平定安史之乱的渴望。这一结句用的是叙述语言，朴实无华，但是寓巧于朴，余意深长，耐人咀嚼，顿使全诗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出现了一个飞跃。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这是一首借咏寒柳而抒伤悼之情的词作，纳兰在词中咏物写人，亦柳亦人，委婉含蓄、意境幽远，可谓是其咏物词中的佳作，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这样评价这首词：“余最爱其《临江仙·寒柳》云：‘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言中有物，几令人感激涕零，纳兰词亦以此篇为压卷。”
“飞絮飞花何处是”，咏柳咏柳，开门见山：柳絮呀，随风飘到哪里去了呢？花儿呀，随风飘到哪里去了呢？——咦，说柳絮自然应该，毕竟是咏柳，可这个”花儿”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谁见过柳树开花呢？明明是咏柳，怎么突然出来个杨花呢？的确，杨树、柳树本是两种不同的树，但由于它们的种子杨花和柳絮都带有白絮能飞，飞絮期又基本相同，因此杨花和柳絮在古典诗词中常常被认为是代表同一个意象，而纳兰在这里用到“杨花”的意象，估计是想要造成叠音的声音效果。除了造成叠音的声音效果之外，还因为杨花作为诗词当中的一个意象符号，独有一些复杂的含义。
“疏疏一树五更寒”，“疏疏一树”正是寒柳的意象，而“五更寒”原本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意象，此时交迭在一起，却把夜阑、更残、轻寒这些意象付诸于柳树身上，使柳树获得了人格化的色彩，使柳树更加顺理成章地成为词人的情感投射的客体。
“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递进一层，似在说明月无私，不论柳树是繁茂还是萧疏，都一般照耀，一般关怀。貌似在写明月，实则是容若自况：柳树就算“疏疏”，就算“憔悴”，也减不了自己一分一毫的喜爱；伊人就算永诀，也淡不去自己一分一毫的思念。
“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下片转折，由柳树而及女子，由当下而及回忆，是说：最是在柳丝摇落的时候，我更免不了去想起当年的那个女子。
春山，作为诗词中一个常见的意象，既可以实指春色中的山峦，也可以比喻为女子的眉毛。宋词有“眉扫春山淡淡，眼裁秋水盈盈”，便是以春山喻眉，以秋水喻眼，而一“扫”一“裁”，是形容女子描眉画眼的可爱的梳妆动作。春山既然可以比喻为女子的蛾眉，便也可以用作女子的代称，容若这里便是此意。由柳叶的形态联想到蛾眉的妙曼，联想到心爱的女子，曾经的故事。接下来仍是追忆那位女子，即“湔裙梦断续应难”。湔，这里是洗的意思。旧日风俗，三月三日上巳节，女人们相约一同到水边洗衣，以为这样可以除掉晦气。上巳节和清明节隔得不远，所以穆修有诗说“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连”。这种户外聚众的日子往往提供给了男男女女们以堂而皇之地偷偷约会的机会。
这首词，曾被那位对纳兰词评价不高的陈廷焯赞为纳兰词中的压卷之作，不知道容若听到了会不会高兴一些呢？无论如何，“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都是性灵之句，非挚情挚性之奇男子无以得之。纳兰何以有此“憔悴也相关”，“西风多少恨”的伤感情调？清朝气数正旺盛，却有此醒人气的词人和词作，真是可悲可叹可钦啊！
咏物为古典诗词之大宗，而原其宗旨，“物”本是外壳，是媒介，抒情才是本质，是核心。所以咏物之作要求摹写神理而不能徒赋形体，同时还要不粘不离，保持一个恰好的分寸。以此绳衡这首小词，在“层冰积雪摧残”、“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等句刻画出那婀娜杨柳的“寒意”之外，词人更着重“摧残”、“憔悴”、“梦断”、“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的情感的抒写，亦将他复杂凄咽的内心感受特别深曲又特别准确地传递出来。写寒柳而字里含情，弦外有音，此之谓“言之有物”。
还要深思一层，“言之有物”之“物”究竟能否落实呢？有文章指出这首词借咏柳而寄寓对亡妻的哀思，实亦即悼亡之作。作为一种猜测容或可以，但作为学术研究，在本篇不能肯定作年在其妻逝世之后的情况下，则不可以武断地这样定论。如果说里面寄托有纳兰一贯婉转哀凉的身世之感，那也就足够了。
这首诗，紧紧扣住一个“火”字，多角度再现萤火虫的形象特征，四句诗，就是萤火形象的四次“造型”：“着人疑不热”，从人的感觉写。萤火虫明明有火光一闪一闪，可附在人体，人会惊奇──有火怎么不放热，突出了其放光而不发热的特点。“集草讶无烟”，从其栖息处所写。萤火从腐草中产卵繁殖，故古人误以为萤乃腐草所化。《礼记?月令》云：“腐草为萤”。古代不少咏萤诗也沿用了这种说法。如沈旋说萤火是“火中变腐草”，刘禹锡也说“陈根腐叶秋萤光”。这种说法自然没有多少科学根据，但其喜欢草堆中栖息却是事实。草堆上明明有点点火光，草都不燃起来，无烟无焰。第二句诗，既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萤火虫发出萤光、不热不燃的特点，又使读者知道了萤的一些生活习性。“到来灯下暗”，写出了火光的微弱，作者从对比的角度写，以灯光的相对明亮，突出萤火虫的微弱特点，用了比较衬托的手法。“翻往雨中然”，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画面：一般的火，风一吹、雨一浇，便熄其光焰。而萤火呢，它的萤光并不受天气环境的左右，在雨中，仍能翩然起舞、星光闪烁……诗人就是这样，怀着对萤火虫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其进行细致入微、多侧面的观察，从而将其形态的多姿多彩、形象的各种造型推到了读者面前，使读者也顿生怜爱之情。
用铺陈的手法，再现了萤火的形态之美，表现了一个皇帝闲暇时的专心致志、细致入微，由于多侧面描绘，形象完整，也给读者留下了具体、深刻的印象，而且其对写作对象细细观察的写作态度，用墨如泼、多方勾勒的写作技术，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萧绎居位显赫，养尊处优，自然无需“忧谗畏讥”，对自然的观察描绘虽能穷形尽相，但要他涌出多少感慨、掘出多深寓意，这很难做到，所以他笔下的萤火虽很有美感，但充其量是供人欣赏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