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国写实主义诗歌的源头的《诗经》，其地位不仅仅在于它的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在于它的题材广泛，真切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间的历史、经济、文化、爱情、战争等内容；而且艺术手法高超，写景、叙事、抒情都相当形象细腻，耐人寻味。且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的《豳风》中的《东山》，就是一篇表现战争题材的，抒情真致细腻的作品。
《东山》以周公东征为历史背景，以一位普通战士的视角，叙述东征后归家前的复杂真致的内心感受，来发出对战争的思考和对人民的同情。
诗的开篇，以开门见山，直赋其事的手法，简明直接地表明故事的背景和缘由。“慆慆不归”，既是对离家久战的直接表述，也是离人思乡的间接流露。“我来自东，零雨其蒙”，在敍事之中，插入景物描写，这是这首诗的一个创举。这种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为后世文人所祖并发扬光大。“零雨其蒙”，既点出了当时的天气，属细节描写。使人更能如临其境，感受故事，又为全诗定下一个凄美感人的基调。更能够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接著直抒胸臆“我心西悲”。为什麼思乡的愁絮会在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烈呢？因为作为一名拼杀疆场的军人，每天是过著“晓战随金鼓，霄眠抱玉鞍”的生活，无时无刻不为性命担忧时，思乡情绪会被时刻绷紧的神经暂时压制。但到了战争结束，归家指日可待时，思乡之情就会一涌而起，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制彼衣裳，勿士行枚”，战士能够结束战争生活，都赶紧解开军装，匆匆穿上平时的衣裳。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描写，战士喜形於色、昐望早日和平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以“行枚”这样典型的行为，代指军旅生活，是用了一种借代的写作手法。《诗经》的艺术手法之成就可见一斑。
下面就是主人公对三年军旅生活的回忆。首先用“比、兴”的手法，“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通过桑虫的生活不堪，来比喻军旅生活的艰辛。使人对战士产生同情。“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就是军人风餐露宿，枕戈待旦的生活的真实写照。“独”字又是主人公内心孤独的体现，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天衣无缝。
《东山》的每段回环往复地吟诵，不仅仅是音节的简单重复，而是情节与情感的推进。
第一节是对过往艰辛危险生活的回忆，第二节就是对家乡的变化与前途的猜测。“果蠃之实……燿燿霄行”，这一小节说到，家破屋残，果虫相生，田园荒芜，鬼火燿燿……这是主人公内心挥之不去的担忧，也是战争破坏生产，使广大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的现实的反映与对战争的无情控诉。这种写法，使我们想起汉乐府的民歌《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裏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其写作方法可谓如出一辙。可以看出《诗经》对后世的影响。
我们可以注意到，《东山》的控诉战争的视角上，是与后代相同题材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它作品主角通常是平民，受战争之苦面流离失所，例如《石壕吏》《新婚别》；或者是从征兵的角度，控诉统治者穷兵黩武，如《木兰诗》《兵车行》。而《东山》的主人公是一位参战的士兵。参加的是被人认为是正义的战争的周公东征，并且以胜利一方的身份凯旋。这裏没有雄赳赳的胜利者的姿态，而是同样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胜利没能使他逃脱战争的厄运，更说明了战争对於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从而给我们一个思考战争的新角度。
第三段是主人公遥想家中的妻子。通过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更加突出了丈夫对妻子的怀念。两者感情交相辉映，从而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弦。这裏的写作手法，在后代诗人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杜甫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愰，双照泪痕干。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女主人公看到当时结婚时的器物，不禁勾起对丈夫的深深的思念。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是新婚不久就被迫分开的。更加突现诗的悲剧色彩。由此我们不禁想起题材相似的杜甫的《新婚别》。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源自《诗经》不无道理。
第四段是男主人公继续沉湎於对往事的甜蜜回忆当中。想到当年新婚时，那打扮夺目的皇驳马，那派头十足的接亲队伍，那光彩照人的衣饰……一切一切，都是那麼的甜美幸福！主人公又仿佛一下子从美好的回忆掉回现实当中，“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新婚不久便分离，这三年来，家中变成怎样，她这三年的孤独如何难当，他三年的苦水又从何说起……想到见面，只怕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大家可以想象，男主人公当时的心情如何复杂，如何澎湃难平！但诗中没有太多的叙说，只用了“其旧如之何？”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留下一个大大的悬念，也留下了一片广阔的审美空间，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思……
《诗经》的艺术美也一样，永远品味不尽，探究不完。因此，我们要继承好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诗经》。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八十九。下面是李白研究学会理事、四川诗词学会理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严羽有一段论诗名言：“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离了具体作品，这话似玄乎其玄；一当联系实际，便觉精辟深至。且以张说这首标志七绝进入盛唐的力作来解剖一下。
这是送别之作。诗中送别之意，若不从兴象风神求之，那真是“无迹可求”的。
谪居送客，看征帆远去，该是极其凄婉的怀抱（《唐才子传》谓张说“晚谪岳阳，诗益凄婉”）。“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首句似乎正要这么说。但只说到“巴陵一望”，后三字忽然咽了下去，成了“洞庭秋”，纯乎是即目所见之景了。这写景不渲染、不著色，只是简淡。然而它能令人联想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情景，如见湖上秋色，从而体味到“巴陵一望”中“目眇眇兮愁予”的情怀。这不是景中具意么，只是“不可凑泊”，难以寻绎罢了。
气蒸云梦、波撼岳阳的洞庭湖上，有座美丽的君山，日日与它见面，感觉也许不那么新鲜。但在送人的今天看来，是异样的。说穿来就是愈觉其“孤”。否则何以不说“日见‘青山’水上浮”呢。若要说这“孤峰”就是诗人在自譬，倒未见得。其实何须用意，只要带了“有色眼镜”观物，物必著我之色彩。因此，由峰之孤足见送人者心情之孤。“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四溟诗话》），却于有意无意得之。
关于君山传说很多，一说它是湘君姊妹游息之所（“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说“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拾遗记》），这些神仙荒忽之说，使本来实在的君山变得有几分缥缈。“水上浮”的“浮”字，除了表现湖水动荡给人的实感，也微妙传达这样一种迷离扑朔之感。
诗人目睹君山，心接传说，不禁神驰。三句遂由实写转虚写，由写景转抒情。从字面上似离送别题意益远，然而，“闻道神仙——不可接”所流露的一种难以追攀的莫名惆怅，与别情当有微妙的关系。作者同时送同一人作的《岳州别梁六入朝》云：“梦见长安陌，朝宗实盛哉！”也有同一种钦羡莫及之情。送人入朝原不免触动谪宦之感，而去九重帝居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算“登仙”。说“梦见长安陌”是实写，说“神仙不可接”则颇涉曲幻。羡仙乎？恋阙乎？“诗以神行，使人得其意于言之外，若远若近，若无若有”（屈绍隆《粤游杂咏》），这也就是所谓盛唐兴象风神的表现。
神仙之说是那样虚无缥缈，洞庭湖水是如此广远无际，诗人不禁心事浩茫，与湖波俱远。岂止“神仙不可接”而已，眼前，友人的征帆已“随湖水”而去，变得“不可接”了，自己的心潮不禁随湖水一样悠悠不息。“心随湖水共悠悠”，这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结尾，令人联想到“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而用意更为隐然；叫人联想到“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比义却不那么明显。浓厚的别情浑融在诗境中，“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死扣不着，妙悟得出。借叶梦得的话来说，此诗之妙“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能到”（《石林诗话》）。
胡应麟认为此诗“句格成就，渐入盛唐”，他所作的评价是公允的。七绝的“初唐标格”结句“多为对偶所累，成半律诗”（《升庵诗话》），此诗则通体散行，风致天然，“惟在兴趣”，全是盛唐气象了。作者张说不仅是开元名相，也是促成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其律诗“变沈宋典整前则，开高岑后矫清规”，亦继往而开来。而此诗则又是七绝由初入盛里程碑式的作品。
此诗前两句写秦淮河秋季的景物，后两句则写柳枝不能留住行人来减少人间别离之苦而柳絮飞舞如雪却使谢道韫咏出佳句。全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用典贴切而颇具情韵。
这是一首咏秋柳的诗，全诗不着一个“柳”字，而句句蕴含着柳树的风韵。
此诗前两句写秦淮河的景物：栖息在枝头的乌鸦，伴着秦淮河的流水，点缀着秋天的风光，它们都深深恋爱着这里的几行萧瑟稀疏的树。“萧疏”与“秋光”照映，“栖鸦”和“树”关联，使前后句紧密扣合，因而呈现诗人笔端的是一幅深秋萧条凄冷的画图。其中，前句写柳树的特性：“栖鸦”明写鸟而暗点树，以实带虚的手法点出了薄暮中乌鸦栖宿的树；“流水”看似泛指而特指秦淮河。“栖鸦流水”，虽不明言柳树，但已写出柳树常生长在河边的特性。这样写，较之直言“河边柳”来，不仅含蓄，而且静中有动，增加生气。也正是这些上有栖鸦，下依秦淮的柳树，装点金陵，为秋色增辉。后句则点染秋柳的萧疏之态：萧疏是秋柳的特征——秋柳既不像春柳那样金碧染两、临风起舞，也不像夏柳那样繁枝拂地、密叶藏莺，而是落叶纷飞、意态萧疏。但诗人对此并没有精雕细绘，只是以疏荡的笔触，略加点染而已。这种艺术情趣，与秋柳的萧疏风姿互相映衬，相得益彰。
后两句则写柳枝不能留住行人来减少人间别离之苦而柳絮飞舞如雪却使谢道韫咏出佳句。其中，前句反用前人诗意，偏说“不与行人绾离别”，点明秦淮河畔的秋柳只是供人赏玩而不为人攀折赠别。其中，“不与”两字，不仅翻出了新意，而且用拟人的口吻，增添了一层情韵。后句则是谢道韫咏雪的典故和李白的诗句的结合，写收条通过联翩浮想，展望秋柳的未来：秋柳到了第二年，也将枝繁叶茂，飞絮蒙蒙，而且象瑶台雪花一样地散发出香气来。
全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用典贴切而颇具情韵。
上片描述词人舟中感怀。“潮生潮落”是舟行江中所见所感的普通现象，缀以“何时了”，则透露出有心人别有的心事。“断送行人老”，是“何时了”的答案。舟中行人之所以老，就是被潮生潮落所断送的。怨潮，即所以怨时。词人是宋太祖十一世孙，历代仕宋，皆至大官，一旦为程钜夫荐见元帝，虽蒙器任，但内疚难消，且时遭人忌。元世祖命其赋诗讥其父执留梦炎，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即此可观其心迹。诗人之所以仕元，盖时使之然。“消沉万古意无穷，尽在长空澹澹鸟飞中”化用杜牧《登乐游原》中的“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承上文推开一笔，别生意境：舟行江上，是平行之感；鸟飞长空，是高翔之势。一擒纵之际。俯仰生姿。而“销沉乃古”，尤引人绵邈之思。
下片转入极望抒情。“海门几点青山小，望极烟波渺”，写极望之景。青山之所以小，烟波之所以渺，皆“望极”中的境界。“海门”在这里尚有一特殊意象，此既回应起处，又抹上神话色彩，而隐现于浩渺烟波之中，极缥缈汪洋之致，引人神往。“何当驾我以长风？便欲乘桴浮到日华东”，把上面可望而不可及的仙界推向更神奇的远方。欲驾长风，飘向江汉朝宗之海；乘孔子道不行之桴，浮向日华之东，以探求潮生潮落的究竟。自“海门”至“日华东”的想象过程中，确已入众妙之门，达玄玄之境。词人博学多闻，亦能妙达神思，故其词中往往兼融画意，并包哲理。
潮生潮落，是时间上的无限；长空淡淡，是空间上的无限。在这时间与空间的无限中，在词人看来，人生不过是宇宙的过客，何其短暂。青山不过几点，小舟更不过一粒，又何其渺小。在这淡远的画幅中，包含多少感慨。词题为《浙江舟中作》，而词人的兴亡之慨却只在淡淡的行旅语中自然流露出来，很值得咀嚼回味。这首词词既以绿水青山、行舟飞鸟相映成趣，末又以“日华”反照全词，点得淡雅，染得浓丽。而于烟波皓渺之外寻求销沉人生的解脱，涤荡尘氛，尤入妙境。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