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词人游览雨岩见到的景色。第一句“溪边照影行”,是点题,写游人;第二句“天在清溪底”,写清溪和蓝天;第三句“天上有行云”,写行云;第四句“人在行云里”如同电影中的定格,总写溪、人、云,展示了水底的一个画面。作者在这里所描写的人、天、云都不是实体,而是水中的倒影。清清的溪水,不但是雨岩的优美景色之一,而且也成了词人摄取这张风景小照的胶卷。游人的身影、碧蓝的天空、飘动的浮云,都通过清清的溪水映现出来。“人在行云里”这样神奇美妙的景象,真可谓巧夺天工,不但使描写的景物高度集中,而且意境更为清新活泼,整个画面非常生动,所描写的景物,全部处在变化之中,溪水自然是流动的,游人漫步岸边——“影行”,白云飘转空中——“行云”,这就使画面充满了动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如果说上片的写景,重在刻画形象的话,那么这个下片的抒情,则是着力描绘声音。哗哗的流水,飘荡的上声,不仅使寂静的山谷增添了生气,也为上面的图画配上了音乐。
清人沈祥龙《论词随笔》说:“词贵藏于内……于言外有所感触。”蓦然读去,这首词意境优美,静中有动的图画,配着富于形象的上声与音乐,平易通俗、流畅自然的语言,也令人赞叹不绝。但仔细咀嚼,就会发现:作者把辛酸的感触,藏在迷人的画面背后;把满心的苦闷,融于优美的乐律之中。题目中的“独”字,已经为全词规定了基调,透露出苦闷的气息。下面的内容,自然全都围绕“独”字展开,所以起拍第一句就是“溪边照影行”。这一画面里,只有一个倒映在水中的人影,点出了“独游”,而比“独游”更深刻,因为它渲染出一种悲凉的气氛。
在这特定的氛围里,那清清的溪水,蔚蓝的天空,飘动的白云,这些美好的景物,也染上了凄凉冷清的色彩,成为词人表达孤独之感的衬景。“人在行云里”,不止是倒影交织的画面,也写出了词人不苟随世俗的决心和孤傲清高的品格,暗写了自己遭受打击的原因。内心澎湃的激情和遭受压抑的苦闷,终究是掩遮不住的,“高上”正是词人内心感情的流露和发泄。然而,并没有人能理解他,与他相和的,只是空谷里的溪水。词人的“独”唱,同哗哗的水声,从声音方面渲染了凄凉忧伤的气氛。这种“高山流水少知音”的感慨,是他内心苦闷的表现;而这种“曲高和寡”的情景,正是他收复中原的主张不能得到采纳的写照。那幽深寂静的山谷,那溪水漂浮的残花,不能不说带有象征意义。所以,这首词表面上是记游,描写水光山色,实际上处处贯注着词人愤激的感情,表现了词人遭受排挤、闲居家乡、有志难伸的苦闷和寂寞,也反映了他对时局的不满和对国事的关心。他热爱大自然的风光,又不忘怀于世事,正表现了词人退居时期的内心矛盾,说明他并没有因自然风光的优美而陶醉、而颓废。
这首词通过记叙独游雨岩的情景,抒发了遭受打击、闲居乡里的苦闷,反映了作者内心的不平和对国事的系念。同时,这首词构思新颖,剪裁精妙。题为“独游雨岩”,作者就在“独”字上作文章,上片写“形”独,下片写“声”独。随即带出了雨岩的优美景色,如清溪、蓝天、行云、山谷等。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意境清新自然而又沉郁,景愈美,愈可反衬出词人的不平与愤懑。语言通俗流畅,以虚写实,虚实结合,高度集中。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这首词的高度艺术性。王国维《人间词话》称:“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于此可见。
清代乾嘉时期岭南的著名诗人和画家黎简,有诗云:“七十二峰倒江水,俯见峰尖插天底;一舟天上棹海松,回合三万寒虬龙。”其构思与辛词同,可见辛词影响之远。
此诗描述了诗人与友人分别之后的思念。开首二句即景生情,花开花落,引起对茫茫世事的感叹。接着直抒情怀,写因多病而想辞官归田,反映内心的矛盾。“邑有流亡愧俸钱”,不仅是仁人自叹未能尽责,也流露进退两难的苦闷。结尾道出寄诗的用意,是极需友情的慰勉,渴望和友人畅叙。全诗起于分别,终于相约,体现了朋友间的深挚友谊,感情细腻动人,同时章法严密,对仗工整,用语婉转,堪为七律名篇。
诗是寄赠好友的,所以从叙别开头。首联即谓去年春天在长安分别以来,已经一年。以花里逢别起,即景勾起往事,有欣然回忆的意味;而以花开一年比衬,则不仅显出时光迅速,更流露出别后境况萧索的感慨。
颔联写自己的烦恼苦闷。“世事茫茫”是指国家的前途,也包含个人的前途。当时长安尚为朱泚盘踞,皇帝逃难在奉先,消息不通,情况不明。这种形势下,他只得感慨自己无法料想国家及个人的前途,觉得茫茫一片。他作为朝廷任命的一个地方行政官员,到任一年了,眼前又是美好的春天,但他只有忧又苦闷,感到百无聊赖,一筹莫展,无所作为,黯然无光。
颈联具体写自己的思想矛盾。正因为他有志而无奈,所以多病更促使他想辞官归隐;
尾联则是说他看到百姓贫穷逃亡,觉得自己未尽职责,于国于民都有愧,所以他不能一走了事。这样进退两难的矛盾苦闷处境下,诗人十分需要友情的慰勉。尾联便以感激李儋的问候和亟盼他来访作结。
这首诗的艺术表现和语言技巧,并无突出的特点。有人说它前四句情景交融,颇为推美。这种评论并不切实。因为首联即景生情,恰是一种相反相成的比衬,景美而情不欢;颔联以情叹景,也是伤心人看春色,茫然黯然,情伤而景无光;都不可谓情景交融。其实这首诗之所以为人传诵,主要是因为诗人诚恳地披露了一个清廉正直的封建官员的思想矛盾和苦闷,真实地概括出这样的官员有志无奈的典型心情。
这首诗的思想境界较高,尤其是“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两句,自宋代以来,甚受赞扬。范仲淹叹为“仁者之言”,朱熹盛称“贤矣”。这些评论都是从思想性着眼的,赞美的是韦应物的思想品格。但也反映出这诗的中间两联,在封建时代确有较高的典型性和较强的现实性。事实上也正如此,诗人能够写出这样真实、典型、动人的诗句,正由于他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较深的生活体验。
这首词词人移花接木,诗人谙熟前人的诗句风韵,考虑到句式长短、对偶声韵,使这首词词情达意、情思连续,使之如出己口,置身于宽阔寂寥的环境,突出隐逸的主题,同时表达了词人对于荣利的摒弃以及对先哲的崇敬之情。
上片描绘了一幅闲适悠雅的溪桥野渔图。在一片氤氲迷蒙的山岚水雾中,是烟是雨,叫人难以分辨,真是空翠湿人衣。在溪边桥畔,有渔翁正在醉酒酣睡,四周阒无声息,没有人来惊破他的好梦。“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这就是杜甫的两句诗“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西郊》)、“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的十分熨帖的表现,而且从原作的意境看,也与上片情相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诗句的媒介,使读者感受到杜甫的诗境,这些诗境又反过来丰富了这首词本身的意蕴。从“春风花草香”会使人联想到“迟日江山丽”以至整首杜甫绝句。由联想再回到词意,在“春风花草香”后面,不单是春风花草的幽香,而且是“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美丽的景致让词人沉浸其中,如痴如醉,一幅风光明媚生机勃勃的春天画面。
下片写江山形胜,四时的美景吸引自古至今着无数的隐人逸士。“江山如有待”是杜甫《后游》中的诗句,作者向往大自然的美好,却推开自己不说,而从对面着笔,将自己热烈的感情移植到无生命的江山自然上,通过拟人化的描写,表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那种人与自然交流相亲、物我不分的情感意绪,黄庭坚巧妙地移植了这一诗意,将前面“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词意发展为对自然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时候,作者自然地想到了开隐逸风气的陶靖节先生,又随手拈来了杜甫的另一句诗“此意陶潜解”(《可惜》),使读者想到陶潜返朴归真退居田园的隐逸事迹,将自己对山川自然的企慕之意,又落实到对这位抛弃荣利的田园先哲的景仰上,从而挑出了全词隐逸的主题。“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杜甫《可惜》),杜甫感叹生不逢时,恨不能与陶渊明同归田园。这首词的最后二句“问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是接住杜甫诗意,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不学杜甫的感慨而是步先哲的后尘。词人决心归隐,但到底去何方,是山野,是林莽,是田园,却无可奉告,不过如随之而去,一定会明白他的踪迹。这二句诗句在这首词里,贯串下面的情志意趣,结束得非常工稳,飘逸而含蓄。
整首词虽连缀前人诗句而成,但是主题集中,联系紧密。上下相承有序、言近而旨远,凭着自己的诗才学力,通过精心的构思安排,却创造出比原句更高的美学价值。这篇词是集句词的代表词作。
公元736年(唐开元二十四年)冬,李白由安陆移家兖州治所瑕丘县城东门外,此诗为李白移家之初,首访兖州瑕丘地方官王县尉之作。
此诗寥寥数笔就把一个清心寡欲的好官吏刻画得栩栩如生。犹以“毫挥鲁邑讼,目送瀛洲云”两句把王少府的精干清高表现无遗。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