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知故山近，终嫌归路断。
移疾驻近郊，薄言息短翰。
新知固云集，旧交多雨散。
惟君好兄弟，视我实亲串。
慷慨谈昔游，留连兴累叹。
荒基记歌榭，弃础忆吟馆。
不睹物兴衰，讵知时治乱。
鄙人获良晤，是节牵薄宦。
清卮阻久陪，别袂限长判。
作诗写情虑，聊用慰忧患。
徒知故山近，终嫌归路断。
移疾驻近郊，薄言息短翰。
新知固云集，旧交多雨散。
惟君好兄弟，视我实亲串。
慷慨谈昔游，留连兴累叹。
荒基记歌榭，弃础忆吟馆。
不睹物兴衰，讵知时治乱。
鄙人获良晤，是节牵薄宦。
清卮阻久陪，别袂限长判。
作诗写情虑，聊用慰忧患。
《沈园二首》乃陆游触景生情之作，此时距沈园邂逅唐氏已四十余年，但缱绻之情丝毫未减，反而随岁月之增而加深。
本诗是组诗中的第一首，回忆沈园相逢之事，悲伤之情充溢楮墨之间。
“城上斜阳”，不仅点明傍晚的时间，而且渲染出一种悲凉氛围，作为全诗的背景。斜阳惨淡，给沈园也涂抹上一层悲凉的感情色彩。于此视觉形象之外，又配以“画角哀”的听觉形象，更增悲哀之感。“画角”是一种彩绘的管乐器，古时军中用以警昏晓，其声高亢凄厉。此“哀”字更是诗人悲哀之情外射所致，是当时心境的反映。这一句造成了有声有色的悲境，作为沈园的陪衬。
次句即引出处于悲哀氛围中的“沈园”。诗人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六十八岁时所写的《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序》曰：“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按：实为三十八年）尝题小词壁间，偶复一到，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中并有“坏壁醉题尘漠漠”之句。那时沈园已有很大变化；而现在又过七年，更是面目全非，不仅“三易主”，且池台景物也不复可认。诗人对沈园具有特殊的感情，这是他与唐氏离异后唯一相见之处，也是永诀之所。这里留下了他刹那间的欢喜与永久的悲，《钗头凤·红酥手》这首摧人肝肺之词也题于此。他多么渴望旧事重现，尽管那是悲剧，但毕竟可一睹唐氏芳姿。这当然是幻想，不得已而求其次，他又希望沈园此时的一池一台仍保持当年与唐氏相遇时的情景，以便旧梦重温，借以自慰。但现实太残酷了，今日不仅心上人早已作古，连景物也非复旧观。诗人此刻心境之寥落，可以想见。
但是诗人并不就此作罢，他仍竭力寻找可以引起回忆的景物，于是看到了“桥下春波绿”一如往日，感到似见故人。只是此景引起的不是喜悦而是“伤心”的回忆：“曾是惊鸿照影来”。四十四年前，唐氏恰如曹植《洛神赋》中所描写的“翩若惊鸿”的仙子，飘然降临于春波之上。她是那么婉娈温柔，又是那么凄楚欲绝。离异之后的不期而遇所引起的只是无限“伤心”。诗人赋《钗头凤》，抒写出“东风恶，欢情薄”的愤懑，“泪痕红浥鲛绡透”的悲哀，“错！错！错！”的悔恨。唐氏和词亦发出“世情薄，人情恶”的控诉，“今非昨，病魂常恨千秋索”的哀怨。虽然已过了四十余春秋，而诗人“一怀愁绪”，绵绵不绝，但“玉骨久成泉下土”（《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一切早已无可挽回，那照影惊鸿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只要此心不死，此“影”将永在心中。
这首小令运用诗歌创作的传统手法，构成了诗的意境。此曲选择一个黄昏的城郊作为描绘冬景的具体环境，通过冷月、黄昏、雪山、水滨、淡烟、衰草、茅舍、孤村等清寒凄迷的意象，表达出一种悲凉和无望的孤寂心境。
此曲选择一个黄昏的城郊作为描绘冬景的具体环境。
开篇首句，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气氛苍凉的环境之中：在暮色中显出轮廓的谯门，萦绕在谯门内外悠远而哀婉的角声，这是画面的一侧。接着作者将视线转向四方：随着黄昏夜幕的降临，新月冉冉升起，月光斜照着半个庭院；山坡上覆盖着白雪，山前溪流蜿蜒。水边有着竹篱茅舍的孤村，升起几缕轻烟，在衰草暮霭中弥漫着，扩散着。冷月、黄昏、雪山、水滨，已是清寒凛冽；淡烟、衰草、茅舍、孤村，又显寂寥冷落，更有谯门一声寒角，平添一分悲凉，虽然画角声打破了这冬季黄昏的寂静，却又于凄清中平添了一种肃杀森严的气氛，空气中弥漫的是孤寂和无助的忧伤。
它与《天净沙·秋》的写法上相近。其一，都是字字写景，全未直接抒发、陈述作者的情感。作品所要表现的情绪意蕴，是在对景物的描述中透露、折射出来的。其二，也都是通过一组自然景物的意象组合，来构成一幅富有特征的画面。另外，这支曲子所表现的情感，也不是一时一地有特定具体内容的情感，它所传达的，是一种情调，一种意绪，一种内心状态。
从时序上说，《天净沙·秋》写了落日残霞，而这首曲子写的是落日已经隐没山后，新月已经现于天际。从“秋”到“冬”，从“情”到“景”，都是从寥落、凄清进一步发展为悲凉和无望的孤寂。人们或许可以把《天净沙》四首，不仅理解为对季节更替的描绘，而且进一步理解为对情感和人生体验，从欢快而明净到寥落、孤寂之间的发展。这样，这四支曲子所构成的便是内部情感联系的整体了。
这组诗共七首：第一首凭吊轩辕古台，诗人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见至道之治，于是产生了追寻古人、寻访神仙的出世之念；第二首凭吊碣石馆、黄金台，缅怀燕昭王，抒发自己不遇明主的感慨；第三首赞颂乐毅的功勋，同时叹惜其遭谗被疑、不能成就最后功业，寄托着诗人壮志难酬的愤慨；第四首追忆燕太子丹的往事，惋叹其事败而遭杀身之祸；第五首颂赞田光勇于为正义献身的气节，同时责备燕太子多疑；第六首赞颂邹衍的九州理论以及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探索精神；第七首抒写对郭隗的仰慕之情，叹惋古今仁人志士怀才不遇的普遍遭际。全组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其中第二首诗尤具有代表性。其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
这是一组咏史怀古诗，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体现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贤人丰功伟绩的追慕，同时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壮志未酬的感慨，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其基本内容，与《登幽州台歌》一样，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充满着对政治、道德、命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观点与思考。因此，这组诗也是陈子昂实践其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代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