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上片是写离开苏州时饯别酒宴上的情景。“潇潇”两句:典出白居易《寄殷协律》诗:“吴娘暮雨潇潇曲,自别江南更不闻。”白居易自注:“江南吴二娘曲云:‘暮雨潇潇郎不归。’”白居易是感叹自从离开江南后,再也听不到吴娘婉转缠绵的歌声了。这首词变用其意。作者跳跃过“酒趁哀弦,灯照离席”的等待,跳跃过“执手相看泪眼”的留恋,把满腔悲苦都倾泻在对造成离别痛苦之原因的追究和检讨上。
词下片联语写罗、王交往关系,是这首小词的高潮,也是词中离别之悲的极致。昔人离别怨天怨命,怨雨怨风,而作者在这里却别出心裁,把离别的痛苦归罪于当初不该与对方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友谊。“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两句乃是一种“反语”和“愤语”,是今日不得不轻易离别的悲痛竟导致了对当日相知相识之乐的否定。“忆平生”,其中自有深意,忆自己八年间,由于罗氏的赏识、扶持,才能在治学的道路上猛进。对罗氏的感激之情,只是含意未伸罢了。末句深化主题,由眼前别离之痛苦,升华至整个人生命运的慨叹。
这首小词完全是写离别之意,从一个离别的事件引向了《人间词》所追求的那种反映人生和反映哲理的层次。词中写梦醒之后的感觉,这往往有一种对人生的反省和了悟。
这是一首赞美刺绣精美的诗,写妇女绣品巧夺天工。
首句“日暮”、“堂前”点明时间、地点。“花蕊娇”,花朵含苞待放,娇美异常──这是待绣屏风(绣障)上取样的对象。
首句以静态写物,次句则以动态出人:一群绣女正竞相拈取小巧的画笔,在绣床上开始写生,描取花样。那看到花开娇美,争先恐后的模样,眉飞色舞的神态和动作的轻灵优美,如一幅自然的画卷都从“争”字中隐隐透出。“拈”,是用三两个指头夹取的意思,见出动作的轻灵,姿态的优美。这一句虽然用意只在写人,但也同时带出堂上的布置:一边摆着笔架,正对堂前的写生对象(“花蕊”),早已布置好绣床。和动作的轻灵优美,如一幅自然的画卷。
三四句写“绣成”以后绣工的精美巧夺天工:把完工后的绣屏风安放到春光烂漫的花园里去,虽是人工,却足以乱真,连黄莺都上当了,离开柳枝向绣屏风飞来。末句从对面写出,让乱真的事实说话,不言女红之工巧,而工巧自见。而且还因黄莺入画,丰富了诗歌形象,平添了动人的情趣。
从二句的“上床描”到三句的“绣成”,整个取样与刺绣的过程都省去了,像“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罗隐《绣》)那样正面描写绣活进行时飞针走线情况的诗句,在这首诗中是找不到的。
胡令能诗风清丽,富有情趣,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堪称唐诗园囿中奇香扑鼻的山花野草。这首《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就有这样的特点。此诗头两句是现场目击,后两句是合理想象,既有情趣,又有意趣。语言明白如话,意境明丽如画。这样的诗,现代人解读毫不费力,且清新可爱,足见其有超越时空的魅力。
沈德潜在论及题画诗时说:“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说诗晬语》卷下)“不粘”在绣工本身,不以正面敷写争巧,而是以映衬取胜,也许这就是这首诗在艺术上成功的主要奥秘。
这首词写闺中春恨。
上片描绘了明媚的春景,先外后内。“鸳鸯交颈”,是屏上图案,也是引起春愁的物象。接着写女主人公掩却菱镜,懒整翠鬟,以示“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之意。“海棠帘外影”,既实写,又虚拟,言女美如海棠倩影。
下片写她的心情,由于情人无消息,故绣帷香断,空余相思。在东风艳景之中,红色却都成了一派愁色,这是她的主观感受。结尾着一“重”字,可谓“洒不尽相思泪”。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