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此诗前一二句通过叙铺手法,写诗人年青时在楚汉一带流落“落魄”不得志、奔走在风尘之中的愁苦回忆。“落魄”、“风尘”、“萧瑟”、“多苦颜”,勾画出一副诗人流落不得志、凄凉冷清的感伤景致。
三四句写诗人经常以管仲、诸葛亮等人物自比,对他们自布衣一举而为卿相干一番进步事业衷心向往。“长吁莫错”,流露出社会现实的残酷,诗人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痛楚与无奈,表现出诗人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失落之情。
五六句写诗人幻想得到唐玄宗赏识提拔,通过辅佐唐玄宗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诗人借“垂拂拭”喻受到统治者赏识和提拔,用擦拭物件上的灰尘来比喻对人才的提拔,形象生动地表现出诗人渴望建功立业、施展才华的抱负,给读者以深刻鲜明的形象,使说理更加透彻。
七八句写写诗人被唐玄宗召入朝廷,供奉翰林后的欣喜心情。“白日”、“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气慨,表现出诗人建功立业、施展才华的时机即将来临。
九十句写李白以不胜荣耀的感情,述说皇帝对他的恩宠,表现出诗人得到唐玄宗的宠幸后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骑飞龙”、“天马驹”、“借颜色”,侧面衬托出诗人政场得意的声势浩大。
十一十二句写诗人夸耀自己受到皇帝恩宠的地位,也揭露了统治集团中趋炎附势、黑暗腐朽的情形。“借颜色”、“来相趋”,突显官僚贵族追求功名利禄的真实写照。
十三十四句通过杨山人与官僚贵族的鲜明对比,表现出诗人对腐朽权贵的鄙视和厌恶。“惟有君”,侧面赞美杨山人清绝超拔、不与官僚贵族同流合污的品格,能起到点明题旨、升华主题的作用。
末两句写诗人辅佐君主实现政治理想抱负后归隐山林的愿望,流露出诗人不追求功名利禄,只愿“卧白云”的浪漫洒脱情怀。
此诗语言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结构严紧,前四句写诗人进入长安之前,自己虽然有理想和才干,但不为当权者所用,只好四处流浪。侧面衬托出唐玄宗统治集团的昏庸腐朽统治之下,具有进步政治理想的人才受到了排斥与打击。接而中间八句是写诗人终于受到唐玄宗的提拔,因而感到“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诗人觉得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时候到了,流露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那种一旦得志,受宠若惊的庸俗的一面也随之溢于言表。最后四句是写诗人自己决不跟那些腐朽的官僚贵族一样去追求功名利禄,而是选择实现政治理想之后就归隐山林。
“待吾尽节报明主”,是他把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希望唐玄宗的真心话。诗人希望通过辅佐君主,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报答君主的“恩遇”。这时的李白还没有认识到唐玄宗已经完全成为一个顽固的大地主特权阶层利益的代表者,而是认为,只要有好的宰相,唐玄宗是会继续“贤明”起来。这只不过是李白的幻想罢了。李白在许多诗中提到退隐,这首诗里也要“卧白云”。李白所要的是在实现自己的进步的政治理想之后,不追求功名利禄,退出仕途,这与一般封建士大夫在不得志时那种逃避现实的“归去来兮”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