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首联中将王太尉比作为国消除边患的霍去病，赞扬他功勋卓著，扫除了笼罩全国的战争阴云；中间两联写大捷之后战场的和平景象；尾联表达了诗人祈求和平的愿望。全诗气势不凡，是禅僧诗中难得的佳品。
首句“嫖姚立大功”，诗人用的是西汉时代名将霍去病的典故。霍去病曾任嫖姚校尉，领兵大败匈奴。这里用霍去病来比喻王太尉，着眼点正在于他们克敌致胜的共同点上，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其功甚大、其志甚伟的豪情。“万里绝妖氛”一句，写出了敌人被肃清后天地清明之貌，具有爽朗刚健的气质。
首联概述了大捷之后，中间两联笔势一转，进而描写战后的战场景观。“马放降来地，雕闲战后云”，充满了一种平静悠闲的意趣，这是和诗人观照战争的视角有关的。宋辽之间的战争，辽国往往是进攻方，宋往往处在防御的态势。当有效抵御了敌人的攻击并打败敌人之后，宋人感到的是一种成功之后的轻松之感，所以在诗人的笔下，马群是自由放牧于和平宁静的战场之上，空中的猛禽雕鹗也轻松地盘旋在战后的天空云彩之间。
“月侵孤垒没，烧彻远芜分”，又使整诗染上了一丝冷寂的色彩。只见月色如水，整个战场都沉浸在它的银光之下，那孤零零的战垒似乎也看不见了，战争的野火早已将杂草烧尽，极眼望去，远处的平芜也历历分明。
这种意绪，在尾联进一步加深。诗人毕竟是一位僧人，他不是军人，所以“不惯为边客”，而那惹来满地霜迹的寒笳的声音，也是诗人所不惯听闻的。从颈联开始的诗歌情感上的转换，与诗人的僧人身份有关：当最初的狂喜过去之后，诗人的情绪又归于静寂一路。他仿佛一位出世世的僧人，偶然将情感伸触到世间，在经历了欣喜之情后，又重新回到了那精神上的世外桃源。
这首诗歌颂王太尉粉碎侵略、保卫边疆的丰功伟绩。写战争而不直接描写故事，但又让读者体味到战争，可谓匠心独运。诗的起笔豪壮，别具一格，景色描写境界阔大，气韵沉雄，在诗中巧妙地点出自己的身份又藏而不露，足见诗人的功力。
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文章由叙入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文章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这篇对话体议论文，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
1、循循导入，借题发挥。
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话题，借题发挥，从齐王好乐切入，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上。在与庄暴的谈话中，孟子只有一句话“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点出了齐王好乐与齐国政治的关系这个论题，但未加论述。在与齐王谈话中，孟子又从好乐切入，巧妙地重提论题，然后与齐王两问两答，从谈话气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齐王引导到自己的论题上后，孟子才进入自己的谈话主题。
2、对比和重复。
本文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既有相对之句（如“举疾首……相告”和“举欣欣……相告”），又有重复之语（如“今王鼓乐……之音”和“今王田猎……之美”）。这样论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
3、生动形象的议论语言。
本文虽是议论文，语言却很生动形象，如写齐王的“变乎色”，写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论述自己观点时，完全没有用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两幅图画，生动自然地得出结论。
4、因势利导，论辩灵活
孟子见到齐王就“好乐”的事向齐王发问。齐王对“乐”的意义并不理解而觉理亏，因而“变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乐”来作托词，不料孟子却抓住齐王的心理，因利势导，借题发挥，转换内容，把“好乐”与治国联系起来，引起齐王的兴趣，缓和了谈话的气氛。此时孟子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表现了论辩的灵活性。而后的两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引导齐王将谈话的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逐步明确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这首诗从政治家的冷静分析入手，以楚汉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依据，对项羽不可能卷土重来的结局进行理性判断，显示了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这首诗议论精警，独具只眼。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因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本诗开篇“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在“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句中王安石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也不会再替他卖命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这首诗是诗人客居闽地时而作，当时唐朝已亡，旨在行发对唐王朝的怀念之情。开笔处写出了一个春残红飞，夜雨刚晴的景象，再加上诗人他乡为客，提于旅馆之中，于是使诗人忆起阔别久远的帝京——长安。一提起长安，自然使诗人想起被昭宗信任，作翰林学士时的得意情形，又自然的想到为朱全忠排挤，使他落魄异乡。这难言的种种味道，一时涌上心头。“忆咸京”三字，成为全篇枢纽，领起以下三联。
颔联承接“忆咸京”三字，首先抒写对皇都美好春光的回忆：“树头蜂抱花须落，池面鱼吹柳絮行。”仰望绿暗红稀的树梢，蜜蜂抱着花须随花飞落；俯观柳絮飘坠的池水，鱼儿吞吐着像是吹着柳絮游玩。飞花、落絮本是残春景物，而蜜蜂鱼儿却平添了无穷兴趣与几分生机，故没有半点伤春伤别的落寞，更不见晚唐衰飒的诗风。因为诗人是带着曾经沐浴皇恩的深情在回忆这皇都的风物。正由于此，在诗人笔下，即使是摇落的秋天，这长安的晨昏与草木也总带着几分温暖与芳菲。
五、六句“禅伏诗魔归净地，酒冲愁阵出奇兵”，具体写诗人客居馆舍中的寂寞。诗人心中有无限的悲苦，说不尽的怨恨，客中无聊，只好用诗来抒写自己的心境，用诗来表达悲愤的情怀。然而，几番的思考终未写成。诗人只好以“禅伏诗魔归净域”来为自己解嘲，这恰恰表现了诗人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绪，有这样的心绪必不能写出诗来。诗未写成，悲忧郁愤越积越深，真如同一重重愁阵一样，横亘胸中。只好用酒来冲荡这重重愁阵。然而，“借酒浇愁愁更愁”，酒，只能使人得到一时的陶醉，醒来之后，将是更大的悲伤。这更大的悲伤便使诗人产生了信心和希望：“两梁免被尘埃污，拂拭朝餐待眼明”。诗人这时清醒地认识到：诗也好，酒也好，都不能解心中的烦闷。于是他幸起往日在朝时的官帽，悟出了一条真理，他要好好的保存这顶珍贵的朝帽，千万不能让它被尘埃污染。言外之意是决不作异姓之臣，宁肯终生潦倒，也不改变自己的气节。想到这他不愁了，他不悲了，他轻轻地擦拭着朝替，他心中暗暗地表示：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直等到大唐复兴，戴上朝帽，穿上朝服来参与朝政。闻一多说：作者“深知唐王朝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而自己又无所作为，故所作之诗多缅怀往事，情调悲凉。”这首诗没有直抒悲凉之思，但他深深眷顾的往日温馨，实已成为今日悲凉的衬托。
全诗感情起伏动荡，由悲忧到镇定，从中看出诗人的气节。全诗由“旅舍”、“残春”总起，三、四句承“残春”，五、六句承“旅舍”，七、八句收束来照应全篇，结构严谨，脉络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