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寓言式的政治讽刺诗。“征伐诛求寡妇哭”，“已诉征求贫到骨”，便是这首诗的主题。杜甫巧妙地、准确地运用了传说，用“泉客”象征广大的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用泉客的“珠”象征由人民血汗创造出来的劳动果实。
首二句仿汉乐府民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的格式，但别生新意。“客”和“我”都是虚构的。关于珠的传说是相当多的，如明月珠、夜光珠等，为什么一定要用泉客珠呢？赵次公说：“必用泉客珠，言其珠从眼位所出也。”（郭注卷十五引）这话很能揭示作者的用心所在。接着“珠中有隐字”，寓意为百姓心中有难言的隐痛。意在警告统治阶级应该看到他们所剥削的一切财物其中都含着人民的血泪。最后两句点明作诗本旨。珍珠“化为血”，寓意为官家征敛的实为平民百姓的血汗。这又是从泪化为珠想出来的。原有的财物，既剥夺一光，而公家的征敛，仍有加无已，所以说“哀今征敛无”，意谓而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搜刮的。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诗人以生动细腻、清新秀丽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色调明快、充满生活气息的江南水乡初夏风光图，读来不觉令人欣然向往之至。
首联“轻衣软履步江沙，树暗前村定几家”，写江边的人穿着轻便的衣装和轻软的鞋子，在江边沙滩上漫步，发现前面树木葱茏、竹树环合的地方是一个小村子，认为里面定会住着几户人家。
颔联“水满乳凫翻藕叶，风疏飞燕拂桐花”，一句写水中，一句写岸上，乳凫翻动莲叶，飞燕穿拂桐花，写得细腻生动、真切自然，极富于美感，一下便把人们带进了初夏的江南水乡。
颈联“渡头正是横渔艇，林外时闻响纬车”，两句诗一句写所见，一句写所闻，诗人将诲笔由近景的描写转为远景的绘制。远处的渡口横着打渔的船，使人想到渔家生活的情趣；树林之外不时传来缫丝车响，又令人想到今年蚕丝丰收的情景。因此，这里已不是一般的写景了，在写景中，可以让人想见江南水乡人民安居乐业、勤奋劳作的生活情景。
“最是黄梅时节近，雨余归路有鸣蛙”，这是诗的尾联，交代了此时的季节正是“黄梅时节近”，点出题目中的“初夏”，而“雨余归路有鸣蛙”，又点明了这是“江村”，诗末点题，更见情趣盎然。一个“归路”，又使得诗首尾照应，结构完整，诗一开头交代“轻衣软履步江沙”，到此点明“归路”，前后呼应得自然，至此诗篇结束，可谓水到渠成，恰到好处。
这首诗在艺术上也是极其成功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景物描写形象、逼真，充分表现了黄梅时节江南水乡的典型特征。二是自始至终流露着诗人热爱乡村的思想情感，但诗人又没有直说，而是借景物的描绘自然地渗透出来。三是注意章法和描写角度的变化，结构远近搭配，岸上水中错落，灵活而多变，而诗首尾的照应，也使诗的结构更显得严谨。
此词首三句叙友谊。以下入辛先生的志行。“杨郎”句用杨恽《报孙会宗书》语：“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又云：“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这三句说辛克清不逐（征，有求的意思）利。下三句说辛也不求名。
“诸公衮衮”是主语，“云霄直上”是谓句。杜甫《醉歌行》赠郑广文云：“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用的也正是这句话。“乃作道边苦李”，用王戎幼与群儿嬉，不折道边李，以为必苦李事。见《世说新语·雅量》。东坡《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我愿得全如苦李。”词意正是这样。“五千言”二句是说辛克清有得于道家的哲学。不肯让“造物”（客观的辩证法）戏弄自己。就是说，不求名利，也就无所损辱。
下片说平生志欲结邻，多少年前曾同到东冈去相宅，准备他年结邻。哪知相宅之处，柳已老，松已高。卜邻的地还是不能到手！这六句一气呵成，气势恢宏。第三句插入一顿，便不伤直致。柳老松高，接上“岁月”无迹。“悲桓”“对阮”连用可谓悲而雅。那么，两人对十丈软红尘中的生活呢？长干白下，俱在金陵，青楼朱阁，美人所居。像这样奢侈豪华、舒适的生活，在他们两人看来，有如水中月，镜中花。结尾说，不如听任窊尊中的酒斟得满满的吧，因为老夫还没喝醉哩。洼（窊）尊，元结为道州刺史时，发见东湖小山上石多洼下，可作无数酒樽。于是建亭其上，作《窊尊铭》。又有《窊尊诗》。结句说：“此尊可常满，谁是陶渊明！”
这首词的风格在白石词中是独特的。可以说它朴老，也可以说是朴老放逸。朴老是基调。这可以看做是白石的功底。词论家公认白石是先专学山谷（黄庭坚），后来由江西诗派引入晚唐，主要是学陆龟蒙。于是转以这支妙笔写词，词又独具一格，影响词坛近一千年。他的底子只是个朴老，能朴老便可以弃绝纤巧轻奇，便不以达到别人能写的文章自己不写，自己要写的是别人写不了的东西。元遗山（元好问）论江西诗派说：“古雅谁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江西社里人。”白石之所以可上接杜陵，只看他的朴老的风致，自是少陵亲血脉。宋翔凤便说过：“词中之有姜白石，犹诗中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寄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乐府馀论》）但白石的性情让他自己的词变为清空超妙一路。他是在朴老放逸的基础上深思积学，自证妙境的。这和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响有关系。有人说白石从辛弃疾来，其实转似较远。
这首词虽不是白石的代表作，但它能表明一点：惟性情深厚的人才可以写出朴老的词。由此积学深思，才可以证入圣境。从浮华新巧入手只能成就小家小派。不能把白石道人说成江湖游士。游士或清客，是绝无这样深厚的性情的。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