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民劳》一诗，朱熹《诗集传》以为“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严粲《诗缉》也说：“旧说以此诗‘戎虽小子’及《板》诗‘小子’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辞，今不从。二诗皆戒责同僚，故称小子耳。”朱熹等宋代经学家每不从汉儒之说，自立新义，时有创见，但涉及君臣关系问题，却反而比汉儒保守。其实，正如范处义《诗补传》所说：“古者君臣相尔女（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不可忽也。”朱、严之说实不足为训。
此篇共五章，每章十句，均为标准的四言句，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各章互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第一句皆同，第二句仅末字互相不同，第三句除第三章外余四章皆同，第四句皆不同，第五句皆同，第六句后两字不同，第七句皆同，第八句、第九句皆不同，第十句除第四章、第五章外余三章第一字均为“以”。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明显的重章叠句趋势，本是《国风》中常见的一种基本格式，但在《大雅》中居然也有板有眼地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奇怪。不过说怪也没什么好怪，《大雅》虽以赋为主，但它与《国风）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大雅·凫鹥》《大雅·泂酌》两篇也是复沓式结构。只是《大雅·民劳》一诗篇幅要长得多，五章反覆申说，意味尤为深长，令人咀嚼不尽。
诗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很劳苦了，庶几可以稍稍休息了。接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说要以京畿为重，抚爱国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是说不要受那些奸狡诡诈之徒的欺骗，听信他们的坏话。第二、三、四、五章的“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与“以谨惛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也是围绕恤民、保京、防奸、止乱几个方面不惜重言之。至于为什么每章都有“无纵诡随”一句放在“式遏寇虐”一句前面，严粲、钟惺都做过解释。其实，抨击小人蒙蔽君主而作恶，无非是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不便直斥君主，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刀，自古皆然。确实，有了昏君小人才能作大恶，“极小人之情状”是给周厉王一个镜子让他照照自己。
此诗开头“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是说穿着草鞋信步去玩春景。即下文所谓“偶然出”。万方多难，百忧交集，然而花柳无情，并不随人事为转移，自红自绿，故花柳上用一“自”字。与“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的“自”，含义正同。接着写田父请杜甫喝酒：“酒酣夸新逼。”酒酣，有几分酒意的时候。“新逼”，严武是上一年十二月做的成都逼，新上任，所以说新逼。“畜眼未见有！”是田父夸严武之辞，说长了眼睛从未见过这样的好官。先极口赞美一句，下说明事实。然后他指着大儿子对杜甫说，大儿子曾被征去当兵，是个弓箭手，而且得长远当兵，没有轮番更换。现在却能放回家从事生产，他非常感激。“辛苦救衰朽”，这句是倒装句法，顺说即“救衰朽辛苦”。“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二句说田翁表示感激，欲以死报。并且要在社日大大地热闹一番，问杜甫能否留下：“拾遗能往否？”杜甫曾作左拾遗，所以田父便这样称他一声。接着的“叫”字写得很生动，叫是粗声大气的叫喊，如果说“唤妇”，便不能写出田父伪粗豪神气。浦起龙注：“叫妇二字一读，如闻其声。”
“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这两句是杜甫的评断；也是写此诗的主旨所在。田父的意气扬扬，不避差科，就是因为他的儿子被放回营农。因为感激，所以口口声声总离不了成都逼。即所谓“美”。“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久居在外，故人情尤可珍惜。这两句说明打扰田父一天还不走，井非为了贪杯，实由盛情难却。“指挥过无礼”中的“指挥”二字，很形象，也很幽默。“未觉村野丑”：杜甫爱的是真诚，恶的是“机巧”（“所历厌机巧”），故不觉其为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田父意在尽醉，所以当杜甫最后问到今天喝了多少酒时，他还生气。意思是说：“酒有的是，你不用问。”极写田父的真朴慷慨。关于这句，浦起龙有不同的解释，他说：“问升斗，旧云问酒数，吾谓是问生产也。见有此好宫，不须记挂口料，不怕没饭吃。吾曹今日只管开怀痛炊耳。”
严武是杜甫的朋友严挺之的儿子。从这首诗可以清楚地看出杜甫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以及劳动人民那种豪爽天真的品质。杜甫的这首诗虽然历代都有人称赏，但这些称赞并没有充分估量出它的份量和价值。它实是一首富有浓郁政治色彩和艺术独创的优秀诗篇。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很明确，因为这首诗明白晓畅，内容一望便知，而且诗题还概括了它的基本内容。它具体叙述了杜甫被一位农民盛情相邀饮酒的情景，通过农夫之口赞颂了严武政绩卓著以及在百姓中的口碑。诗中对老农的热情淳朴、豪迈正直写得十分生动。
这篇寓言讲述养猴子的人残酷剥削猴子，猴子觉醒后群起反抗的故事，揭示了靠权术奴役百姓而不讲法度的人迟早要遭到反抗并必然灭亡的道理。全文语言简练古朴，与主题相映生辉，耐人寻味。作为寓言，《楚人养狙》包括寓言故事和教训两个部分。
这篇寓言故事分三个层面。
第一层写狙公对猴子的剥削和压迫：“赋什一以自奉。”这是不劳而获，亦即剥削行为。“鞭箠”则是压迫。在这种情况下，猴子们都害怕狙公，虽以摘取果实为苦事，但不敢不依从。这是压迫的表面效果。
第二层交代故事的发展。这一层逻辑十分谨严，小猴子提出的第一、二两个问题可谓前提，第三个问题属于结论。前提和结论之间，有着合理而又深刻的同一性和必然性。作者故意让小猴子提出问题，一方面寄寓着老猴子麻木不仁、因循保守，小猴子思维敏捷、无所顾忌的用意；另一方面，又暗含着对于残剥削和压迫，连入世不深的小猴子也认识得一清二楚的内涵。这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互为补充。作者在这一层中，着重从揭露剥削的角度进行思辨和启迪，从而增加了故事内涵的深刻性。
第三层叙述故事的结果：众狙相携入山不返，狙公卒饿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刘基的笔下众狙不再盲从，并非愚昧，它们有了自己的思索与追求。作品的第一层交代的“弗敢违也”，实际上并不是压迫和剥削的必然后果，而是暂时现象。被剥削、被压迫者一旦觉醒，就必然会产生像第三层所叙述的反抗行动。
这则寓言给予统治者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不是一般的哲学道理和道德理念，而是带有锋芒的政治主张。寓言的实质是刘基赋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地位与价值，体现了刘基对人的尊重，对自我的尊重。作为元王朝残酷统治的目击者，刘基的这则寓言，带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它实际上变成了元王朝覆灭的预言。
就形式而言，《楚人养狙》中的寓言故事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通俗生动，新鲜活泼。寓言实际上是一种比喻，而寓言故事则是比喻中的喻体。因为蛮横无理地奴役百姓，势必激起反抗的道理比较抽象，直接陈说又很可能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所以作者引譬设喻，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虚构了猴子造反的故事，给抽象的道理描绘了一幅形象的图画。
其二是故事简短紧凑，纯用作者的叙述和议论，不作细致的描绘，也没有直接的抒情。俄国寓言作家陀罗雪维支曾经说：“寓言是穿着外衣的真理。”真理犹如人体，作为外衣的故事必须合身。又因它旨在解剖和评判生活，所以并不需要对形象作细致描绘。
其三是作品紧紧抓住生活的特征，把它放大，进行艺术的夸张。生活中存在着压迫就有反抗的真理，作者就设计了一群受压迫的猴子，这些猴子有组织，会说话，能思考，甚至还会出谋划策，采取巧妙的报复行动。这是拟人的写法，艺术的夸张。但这样的夸张又完全符合现实人生的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