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创作于诗人暮年时期,当时作者的妻子早已撒手人寰,他不仅没有续弦,而且逐渐看淡仕途和名利。诗人有一次游访隋朝旧址,看见昔日繁华的宫阙,早已变成断壁残垣;一派触目惊心的荒芜氛围,也取代了过往的热闹景象。义山感触不已,于是写下了这首传世篇章。
关于隋宫,李商隐曾做过深入研究,他在早期作品《隋宫》中就抒写了他的观点和态度,既揭示了隋炀帝穷奢极欲的生活,又抒写了他对大唐帝国每况愈下的担忧。此次诗人故地重游,又有了更多的感慨。
开篇并未直接写守岁活动,而是首先描写大年初一的情形。隋炀帝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前往东郊迎接木帝;而皇宫中新梅绽放,妃嫔宫女们都在开心地欣赏梅花,也暗示着春天的脚步近了,天气也将逐渐变暖。木帝,指传说中的主管春天的神仙。
颔联采用倒叙手法,继续深入描写宫中享乐的场景,也展现出人们通宵守岁的情形。宫廷里用珍贵的沉香木点燃篝火,又采用甲胶助燃,不仅照如白昼,而且香气四溢。 隋朝时宫廷守岁的活动形式多样,不仅有精彩的歌舞演出,而且还有跳猴、耍球等民间表演,皇宫里充满了欢乐与祥和的气氛。“玉液琼苏”,则代表极其稀有的美酒。为了庆祝佳节,天子拿出珍藏已久的纯酿,与众多嫔妃们觥筹交错。除此之外,还有饺子、年糕、水果,甚至海鲜等美味佳肴。
颈联转而抒写壮观的夜景,巨大的露盘承接天上的甘露,远远望去,简直让人怀疑是高空中升起的明月;乐队敲击着坚实耐用的鼍皮鼓,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乍一听去,还以为是从云天里发出的一声惊雷。 李商隐并非生活在隋朝,他不可能耳闻目睹隋宫里守岁的场景,即使查阅资料,也不一定详实可靠。诗歌是一种文学形式,不必照搬现实,很多场景应该是融入了作者的想象,所以读者也无须寻根求源。
结尾抒写作者的议论,南朝齐国的帝王萧宝卷昏庸无能,又恰逢社稷处于困境。他不去想方设法重振朝纲、开疆拓土,却每天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甚至还用黄金浇筑了一个莲花座,让自己心仪的美人在上面凌波微步。
作者借用这个故事,表达出对杨广奢靡生活的批判,更蕴含深意。诗人身处动荡时代,又是命运多舛,不过这些苦难经历没有让他逃避现实,反而对大唐王朝的前途充满了担忧。全诗虚实结合、想象丰富,更显技法高妙、景象壮观,不愧为七律中的佳篇!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在这篇赠序里,作者叙述个人早年虚心求教和勤苦学习的经历,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自己借书求师之难,饥寒奔走之苦,并与太学生优越的条件加以对比,有力地说明学业能否有所成就,主要在于主观努力,不在天资的高下和条件的优劣,以勉励青年人珍惜良好的读书环境,专心治学。全文结构严谨,详略有致,用对比说理,在叙事中穿插细节描绘,读来生动感人。
全文分三大段。
第一段写自己青少年时代求学的情形,着意突出其“勤且艰”的好学精神。内中又分四个层次。第一层从借书之难写自己学习条件的艰苦。因家贫无书,只好借书、抄书,尽管天大寒,砚结冰,手指冻僵,也不敢稍有懈怠。第二层从求师之难,写虚心好学的必要。百里求师,恭谨小心。虽遇叱咄,终有所获。第三层从生活条件之难,写自己安于清贫,不慕富贵,因学有所得,故只觉其乐而不觉其苦,强调只要精神充实,生活条件的艰苦是微不足道的。第四层是这一段的总结。由于自己不怕各种艰难,勤苦学习,所以终于学有所成。虽然作者谦虚地说自己“未有所成”,但一代大儒的事实,是不待自言而人都明白的。最后“况才之过于余者乎”的反诘句承前启后,内容十分丰富。首先作者用反诘的语气强调了天分稍高的人若能像自己这样勤奋,必能取得越自己的卓绝成就。同时言外之意是说自己并不是天才,所以能取得现在的成绩,都是勤奋苦学的结果。推而言之,人若不是天资过分低下,学无所成,就只怪自己刻苦努力不够了。从下文知道,马生是一个勤奋好学的青年,他只要坚持下去,其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所以这一句话虽寥寥数字,但含义深厚,作用大,既照应了上文,又关联了下文,扣紧了赠序的主题,把自己对马生的劝诫、勉励和期望,诚恳而又不失含蓄地从容道出,表现出“雍容浑穆”的大家风度。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写当代太学生学习条件的优越,与作者青年时代求学的艰难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反面强调了勤苦学习的必要性。“日有廪稍之供”云云是与上文生活条件之苦对比,“有司业、博士为之师”云云是与上文求师之难对比,“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云云,与上文借书之难对比。通过对比,人们很清楚地看出当今太学生在读书、求师、生活等几个方面,都比作者当年的求学条件优越得多,但却业有未精,德有未成。最后用一个选择句式又加一个反诘句式,强调指出:关键就在于这些太学生既不勤奋又不刻苦。这又是对上段第四层的照应。
以上两段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勤苦学习的重要性,虽未明言是对马生的劝励,而劝励之意自明。然而文章毕竟是为马生而作的,所以至第三段便明确地写到马生,点明写序的目的,这就是“道为学之难”,“勉乡人以学者”。因为劝励的内容在上两段中已经写足,所以这里便只讲些推奖褒美的话,但是殷切款诚之意,马生是不难心领神会的。
宋濂为人宽厚诚谨,谦恭下人。此文也是一如其人,写得情辞婉转,平易亲切。其实按他的声望、地位,他完全可以摆出长者的架子,正面说理大发议论,把这个青年教训一通的。然而他却不这样做。他绝口不说你们青年应当怎样怎样,而只是说“我”曾经怎样怎样,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去和人谈心。不仅从道理上,而且从形象上、情感上去启发影响读者,使人感到在文章深处有一种崇高的人格感召力量,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在不知不觉中缩短了与作者思想上的距离,赞同他的意见,并乐于照着他的意见去做。写文章要能达到这一步,决非只是一个文章技巧问题,这是需要有深厚的思想修养作基础的。
其次,作者在说理上,也不是凭空论道,而是善于让思想、道理从事实的叙述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在事实的叙述中,又善于将概括的述说与典型的细节描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使文章具体实在,仅在行文上简练生动,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例如在说到读书之难时,作者在概括地叙述了自己因家贫无书,不得不借书、抄书,计日以还的情形后说:“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细节描写,就使人对作者当初读书的勤奋及学习条件的艰苦,有了一个生动形象的具体感受。理在事中,而事颇感人。这也是此文使人乐于赞同并接受作者意见的又一个内在的原因。
而且,文章浑然天成,内在结构却十分严密而紧凑。本来文章所赠送的对象是一篇之主体。然而文章却偏把主体抛在一边,先从自己谈起,从容道来,由己及人,至最后才谈及赠送的对象。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匠心独运。在文章的深层结构中,主宾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内在联系,时时针对着主,处处照应到主,而却避免了一般赠序文章直露生硬的缺点,使文章委婉含蓄,意味深长。在写作中又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映衬的手法,使左右有对比,前后有照应,文章于宽闲中显示严整,“鱼鱼雅雅,自中节度”。这一点给人的印象也是十分深刻的。
本文在写法方面,下述三者都值得学习:
一、紧扣中心,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本文的中心是个“学”字。作者记自己幼时如何“嗜学”,成年以后如何“慕道”,说太学诸生应专心学习,嘉许马生“善学”,及“道为学之难”以送马生等,由己及人,自始至终,无一不从“学”字着笔。写自己过去生活的清苦,今日太学条件的优越,仍然围绕着“学”字来写,只是角度不同。作者自述学习勤奋,勇于克服困难,是为现身说法,阐明主观努力的重要性,使马生从作者的经历中懂得学习必须“勤且艰”的道理。列举太学的生活、师资、设备等方面的情况,是为了说明客观条件的优越有利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让马生认识到应该珍惜已有的条件,像作者那样专心求学,做到业精德成。这样将与学习有关的道理,通过具体事例与实际情况的叙述,从不同角度加以说明,使马生和读者都能从作者娓娓动听的叙述中受到启发,悟出怎样为学的道理。
二、概叙与细叙相结合。本文以记叙为主,记叙有概叙与细叙之分。作者通过概叙,对自己幼年以至成年刻苦学习的过程与全貌,做了粗线条的叙述;通过细叙,对典型材料、具体环境加以生动、细致的展开。两者结合,使叙述有点有面,既能使读者对作者艰苦学习的情况有整体的认识,又能对其中重点“细节”获得深刻的印象。如细叙“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能屈伸,弗之怠”这一“细节”,将作者长期“手自笔录,计日以还”的辛勤具体地反映出来。又如“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久而乃和”这段细叙,将“尝趋百里外”从师途中的环境与艰辛反映得很为生动。再如“先达……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听;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这段细叙,将“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时的尊师的神态和顽强学习的心理,真实地表现出来。此外,如同写衣着,对同舍生细加叙述,与肖像描写几乎没有区别,对自己则只用“缊袍敝衣”四字加以概叙,而对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却又用了细叙的手法。两者相辅相成,既表现了作者家境的贫寒,生活的俭朴,也反映出他的志趣的高尚。
三、对比方法的运用,是本文写法最明显的特点。主要将太学诸生学习条件的优越与作者自己过去学习时的艰苦进行对比;将自己从师时生活的俭朴与同舍生的奢华进行对比。注评时已分别说明,这里不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