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竞称周紫芝的《竹坡词》“清丽婉曲”。这首《鹧鸪天》可以安得上这个评语。词中以今昔对比、悲喜交杂、委婉曲折而又缠绵含蓄的手法写雨夜怀人的别情。上片首两句写室内一灯荧荧，灯油将尽而灯光转为暗红，虽说是乍凉天气未寒时，但那凄清的气氛已充溢在画屏帏幕之间。这里从词人的视觉转到身上的感觉，将夜深、灯暗而又清冷的秋夜景况渲染托出。
“梧桐”二句，写出词人的听觉，点出“三更秋雨”这个特定环境；此系化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词意：“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满满，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词直接写雨声，间接写人，这首词亦复如此。这秋夜无寐所感受到的别离之悲，以雨滴梧桐的音响来暗示，能使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感受更富感染力量。所谓“满满声声是别离”，与欧阳修的“夜深风竹敲秋韵，万满千声皆是恨”（《玉楼春》）异曲同工，都是借情感对声音的反应表达由此构成的心理影响。那“空阶滴到明”和“满满声声是别离”，同样都是为了更深入地刻绘出别离所带来的悲苦心情。
换头“调宝瑟”三句展开回忆，犹记当年两人相对而坐，伊人轻轻调弄弦索，自己则拨动着金猊炉中的香灰。两人低声唱起那首鹧鸪词，乐声悦耳，歌声赏心；这恐怕是聚首期间最难忘的一幕了。联系着这段美妙往事的纽带是这支鹧鸪词，仍然是音响，不过这是回忆中的歌声和乐曲声，并非现实中的秋雨声。下片回忆中的欢乐之音与上片离别后的凄凉雨声，构成昔欢今悲的鲜明对照，真是袅袅余音只能引起悠悠长恨了。
结末“如今”两句，是使词意转折而又深化的着力之笔。“如今”两字，由“那时”折回眼前。那时同唱小调，如今却独居西楼，唯闻风声萧萧，雨声滴滴；“不听清歌也泪垂”，以未定语气呼应上片末句，显示了词人心头的波涛起伏；自从别离以后，经常闻歌而引起怀人的伤感，记忆中的美妙歌声无时不萦回耳际，而在今夜那风雨凄凄、“万满千声皆是恨”的情况下，即使不听清歌也就足以使人泪下而不能自止了。这里转折词意，也是为深化词意，暗示出从曲终人不见、闻歌倍怀人到不听清歌亦伤神的内心感情变化，以悬念方式道出对伊人的情之深，思之切。
周紫芝在另一首《鹧鸪天》词的小序里指出：“予少时酷喜小晏词，故其所作，时有似其体制者。”可以拿晏几道的《鹧鸪天》来作一比较：“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上片写昔年相逢于豪筵之前，下片叙别后思念。末两句先直说今夜重逢，本为久别再见，应该十分欢欣，只因以往失望次数太多，反而相对而不敢相信。一个“恐”字，转折词意，把惊喜怀疑的神情表现无遗，不仅道出相逢前相思之苦，而且通过疑真为梦，反映了目前的相逢之乐更是不同寻常。这种写法是直说而仍有转折，有感情起伏。
两者相比，这首词所采用的手法，如昔与今、喜与悲、正面说与反面说等等手法，做到委婉曲折而又含蓄深沉，确乎从小晏词变化而来。特别是末尾两句，以“如今”作为“昔与今、喜与悲”的转折词，以否定语气点出别离之苦，再相见之难，较直说更易引人深思。
这首词上片首三句明写荷花，实写美人，以“碧玉堂深”点出美人所居之地；以“水”兼写“小芙蓉”及美人所在玉堂的清姜环境。后三句连用“闭”、“掩”、“倚”、“拖”四个有独特含意的动词，把女主人公如痴如醉如怨的情状淋漓写出。
下片“迟迟”二句以乐景写愁情，以鸳鸯兴相思。结尾二句，是女主人公对上二句“凝望”后的瞬间表情，如梦如幻，以笑写愁，笑得愈沉醉，愁情也愈酸楚。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