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优美的意境和音韵,描写钱塘江畔歌妓的生活。上片以女子口吻出之,写梦中女子所歌,下片追忆梦中情景,抒写对远别情人刻骨的相思。
上片是梦中女子所歌,故以女子口吻出之。首句“妾本钱塘江上住”,写女子自道所居,看似平平,实在颇堪玩味。北宋时杭州已是繁华都会,多酒楼妓馆,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句中已暗示这位女子的身份。紧接“花落”二语,已含深怨。岁岁芳春,花开花落,更惋伤那美好的华年如水般流逝。这本是旧诗词中的常语,可是这里加上“不管”二字,所感尤大。等闲开落,何其无情,全不管人们的伤春心事,那就更加深了身世的悲感了。这位家在钱塘江上住的女郎,也许是司马旧日的情侣,作者托诸梦寐,以寄相思相别之情。前三句写一位风尘女子,感年光易逝,世事无常,想必也厌倦了歌妓生涯,而又苦于无法从中摆脱出来吧。“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写残春风物,补足“流年度”之意。燕子衔着沾满落花的香泥筑巢,仿佛也把美好的春光都衔去了。“衔”字语意双关,有很强的表现力。燕子归来,行人未返,又正是恼人的黄梅时节,不时听到几阵敲窗的雨声,楼中人孤独的情怀可想而知了。黄梅雨,是江南暮春的景物,蒙蒙一片,日夜飘洒,恰与在纱窗下凝思的歌女凄苦的内心世界相称。
下片写词人追忆“梦中”情景,实际上是写对远别的情人刻骨的相思。“斜插”句,描写歌女的发式:半圆形的犀角梳子,斜插在鬓云边,仿佛像明月从乌云中半吐出来。句意与毛熙震《浣溪沙》词“象梳欹鬓月生云”同。女子的装饰,给词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轻轻地敲着檀板按拍,唱一曲幽怨的《黄金缕》。《春渚纪闻》载,梦中女子歌“妾本”五句,司马爱其词,因询曲名,女子答是《黄金缕》。唐代有流行歌曲《金缕衣》,当时名妓杜秋娘曾经唱过它:“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花,象征着青春,象征着欢爱。歌曲的主题是劝人及时行乐,不要辜负了大好时光。梦中女子唱《黄金缕》,大概也是这个用意。联系起上片“花落”二语,益见其怨恨之深。情人远别,负却华年,花谢春归,使人满怀幽怨。
“望断行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全词至此,作一大顿挫。写词人梦醒后的感怀。“行云”,用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典故,暗示女子的歌妓身份,也写她的行踪漂流不定,难以寻觅。“南浦”,因用为离别之典。两句写梦回之后,女子的芳踪已杳,只见到明月在南浦上悄悄升起。这里的“梦回”,也意味着前尘如梦,那一段恋爱生活再也不可复得了。
这是一首述志言怀的词。词人通过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描述,表明了自己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及淡然闲静的心境。悠游林下的闲适和禅宗的空灵境界,在作者看来,可以达到融通:经过内“碎心田”而外“一品高官”的红尘修炼,“仙”“禅”的况味一起随着乡村伴日高眠、把酒垂钓的生活油然而生,集中体现在了这首词中。
上阕描写词人的居处。词人所居之处如同世外桃源,田园十亩,百花竞放,柳条依依。于这景物中,词人的心境表露无遗,他不苟于俗,过着恬然自得的生活。下阕述写词人的日常生活。他生活是悠闲随性的:采山货,钓河鱼,畅饮美酒,睡觉睡到日上三竿。“一品高官”以下三句,词人直抒胸臆,表明自己安贫乐道,不愿过那钩心斗角的官场生活。
这首词写得平白易懂,不事雕琢。全篇信手拈来,准确妥帖地将词人自己的心境传达出来。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本首诗是一首赠别诗。首联谓己与赵曾同在令狐楚和崔戎幕府任职,同乐亦同悲也;颔联谓己附赵之骥尾,且与赵有亲戚关系;颈联谓两人同出令狐门下,曾受其恩,如今徒存宾馆,崔戎已谢世,往事皆空;末联谓岁暮相逢,往事不堪回首,握手言别,各奔东西。
此辞浅意厚、情深之佳构,诗中涉及的四个人关系密切。令狐楚与崔戎是义山早岁受知者,然而崔戎此时已,令狐内征,太原幕散。昔日与诗人同出门下、同处幕府、同受知遇、同有戚谊者,莫过于赵皙。如今为生计所迫,二人亦将劳燕分飞,一东一西。赠行之际,天涯沦落、漂泊无依之慨油然而生。
首联写二人关系的密切:二人都认识吏部令狐相公与故尚书安平公,同在太原幕府呆了两年,其间经历了相同的欢乐,也体验过同样的悲伤。
颔联更深一层写二人的相知:“已叨邹马声华末”,是说二人才华相近;“更共刘卢族望通”,是说二人有亲威关系。该诗至此都是写二人的相同,看来是喜剧,但接下来的颈联却来了个突然的转折:“南省恩深宾馆在”,令狐相公虽是官运亨通,但是已离开太原幕府,二人失去安身之处;“东山事往妓楼空”,安平公已猝然谢世,追游在他身边的往事永成陈迹。
尾联则点明送行之题:时值年末,二人却要分手,东西两隔,让人情何以堪,人世间事,恐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难过了。这首诗的佳境在不经意流出而情挚意厚,不在辞之浅深。
此诗音节浏亮,语言流走,乍看似与伤悼崔戎、叹息身世的内容不是非常谐调,然而细读之下,才发现此诗于流走之中透出沉郁悲凉,潜气内转,蕴含无限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