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词中没有着意渲染残春景色，而是旁处落笔，侧笔取妍。

　　起句“沙际春归”，语似直露，而画面见于文字之外。之所以说说春从水边归去，北宋诗人苏轼的《春江晚景》中所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也就是说，春来之时，柳树发芽，杨柳青青，而春归之时，柳絮飘飞，随水而去。真有唐代诗人韩愈在《晚春》中说的“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最终却是“花落有意随水流，流水无心恋落花”。这里就表现出了残春时节凋落的花瓣随着流水飘去的景象。故吟咏“沙际春归”四个字，乃觉无字处有意，空白处皆是画。次句“绿窗犹唱留春住”，诗思奇妙。不说自己思春、恋春，却说旁人春归而不知，犹自痴情挽留。词牌有《留春令》，绿窗中人或是歌妓之流。或许不必定有此人此唱，不过是作者设置的一种境界，借说绿窗少女的歌声以表达自己惜春的情怀。这是词体幽微宛转处，作者掌握和运用得很成功。“问春何处，花落莺无语”二句，熔铸前人词中意象，而翻进一层。欧阳修《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王安国的《清平乐》：“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黄庭坚《清平乐》：“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上述诸作，或问花，或问鸟，不论是落花还是莺啼，总还有点春天的影子。在这首词中，不仅是问而无答，乃更无可问讯。“花落莺无语”，春光老尽，连点声息都没有了，更能体现“春意已尽，无可寻觅”的意境。

　　词人对春天是无限的眷恋的，也是没有放弃才对春的追求。所以，下片词人接着写道：“渺渺吟怀，漠漠烟中树。”“渺渺”即悠远的样子。意思是说，满腹情怀远望寻觅，满眼所见是雾气沉沉中隐隐约约的树林。这里，词人化用了南北朝时期著名诗人谢眺《游东田诗》中“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的诗意。词人极目远望，不见春之踪影，只见雾气沉沉中的树影，心中无限惆怅。于是，词人写道：“西楼暮，一帘疏雨，梦里寻春去。”“西楼”也许就是在西边的一座楼，也许就是一座楼的名称，在诗词中经常用到，也许就是一种情怀的表现。比如，李清照的《一剪梅》中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煜的《相见欢》中写道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他们都有用了“西楼”，但各自有不同的情怀。元好问这里的意思是说，寻春无果，只有在日暮上西楼，在隔帘听雨中求得好梦，在梦中去寻觅了心中的春意。特别是最后“梦里寻春去”一句很有用意的。梦境本来是虚幻的，可词人偏偏要到梦中寻觅。从这里，我们不但感觉到词人对寻春的执着与对春的深情，而且也能感受到词人即使伤春，也没有那么失望，那么感伤，毕竟是在“长安中作”，比起“悲秋”来，感觉还是要温和多了。结句“梦里寻春去”，语淡情深。现实之春确已逝去，而词人不作绝望颓唐之想，还要到梦境中去追寻。这种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也正反映了词人年轻健康的心理情绪。

　　该词在艺术特色上，语浅意深，意蕴深厚。侧面落笔，尽情抒写。以梦结尾，提升境界。

　　与柳宗元相比，刘禹锡就荣幸得多。他二人虽同时遭贬，但柳宗元生性沉郁，而刘禹锡则生性达观。柳宗元多病，刘禹锡康健。苏东坡评柳宗元“发纤浓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而刘禹锡在此，则还多了一团生机和气。所以柳宗元年仅四十七而逝，刘禹锡则寿高七十余，比白居易略差一点。柳宗元也没有如刘、白二人，得以交圭峰宗密大师这样佛教中的泰山北斗，也不如李翱那样得以结交药山唯俨这样的禅林宗匠。这是刘禹锡在安徽和州当太守时送别圭峰大师时所作的诗，并以此诗作为“介绍信”，介绍给白居易。圭峰大师与刘禹锡、白居易还有一段交往，的确是鲜为人知。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忘却言。”这里，刘禹锡盛赞圭峰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极高的智慧。在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弟子中，阿难尊者号称“多闻”第一，所有的佛经，都是经他背诵出来的。圭峰大师是华严宗的五祖，对佛教理论在当时是天下独步。同时圭峰大师还是禅宗荷泽宗的第五代祖师。这两重崇高的地位和卓绝的修行，当然堪称“多闻第一”又“忘却言”了。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这里“七祖”指六祖大师的弟子荷泽神会禅师。因神会禅师的努力，南禅击败了北禅，确立了六祖的地位，而他也在后来被唐德宗“钦封”为“七祖”。“便门”是方便法门的简称。禅宗讲“教外别传”，对“三乘”教法不那么看重，而注重“直指人心”的方便法门。

　　“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圭峰大师曾一度离开陕西卢县草堂寺到江南游历。自从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经洛阳汴河，在泗州入淮河，又经淮安、扬州入长江。故舟行极为方便。圭峰大师此行当在刘禹锡任和州刺史的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6）年间。长安到江南称“东泛”，再回长安自然为“西归”了。草堂寺为姚秦时鸠摩罗什大师译经故地，现今仍为中国佛教祖庭之一，地处终南山北麓。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白居易以侍郎身分，居河南府尹，地位极高，信佛之诚，又超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白居易还与圭峰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圭峰大师在洛阳与白居易相会，想必就更加热闹了。一起谈佛论禅，必然相契。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体会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实一笔挽合精卫、刑天而言，是对精卫、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猛志”一语，渊明颇爱用之，亦最能表现渊明个性之一面。《杂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壮之志。此诗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说是借托精卫、刑天，自道晚年怀抱。下面二句，乃申发此句之意蕴。“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同物”，言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之原形。“化去”，言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既无虑”实与“不复悔”对举。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下句言其死后，精卫、刑天生前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也。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发挥。渊明诗意绵密如此。“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结笔二句，叹惋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复仇雪恨之时机，终未能等待得到。诗情之波澜，至此由豪情万丈转为悲慨深沉，引人深长思之。猛志之常在，虽使人感佩；而时机之不遇，亦复使人悲惜。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

　　该赋通过对所居住的小园景物的描写，抒发了作者故国之思和身世之悲。全篇触景生情，移情入景，情景交融，物我一体；并且用典和白描紧密结合，颇见匠心。

　　全赋可分六段。首段写自己本无情于禄仕，不求华堂大厦，但求一席之地足以容身。此段用对比的方法并借用历史典故以明心迹。他愿像巢父那样，夏则居巢，冬则穴处；像壶公那样，夜间在壶中存身；像管宁与嵇康那样，将藜床坐穿，将锻灶兼作暖炕使用，以简居自安。至于像东汉时代南阳人樊重，庐舍豪华，门闼洞开，重堂高阁，广厦相连；西汉的曲阳侯王根，家中赤墀青琐，与皇宫相似。作者并不希望有樊重、王根那种豪华的宅第。有了上文的对比与抉择，下文将笔一转，自然地过渡到自己理想中的小园生活：“数亩敝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虽居近市井，结庐人境，但不求朝夕得居市之利，惟求闲适之乐。作者又用“黄鹤戒露”比喻自己处境险恶，企图以隐居而求远祸自全。以鹤的无意乘轩和爰居本为避海风而来，没想到国人以钟鼓祭之，表示自己本无意做官，而今却冠冕加身了。看来还是弃官归隐，求得“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陶渊明《杂诗》）为好。巢林之鸟，不过栖于一枝，哪怕自己的敝庐小如蜗角蚊睫，可以容身足矣，别无他求。

　　第二段回笔再写他理想中的小园风光。园子虽小，犹得“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馀树”。居室虽如窟室如凿坯。但可以领略“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的逸趣，可以读书弹琴于其问。园中有繁茂的花草树木为伴，有无忧无虑的鸟儿为侣。但是这些想像中的乐趣又没有能够得到。自己如今头发已白，年貌俱衰，形如枯木，心同死灰，内心笼罩着畏惧与忧愁，并无乐趣可言。

　　第三段再写小园景物，其中有池鱼、修竹，花草丛生，果树繁多，以至落叶狂花，纷飞乱舞。如野人之家，愚公之谷，“虽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相识与见寻者都是隐士或学者。但是这种生活又何尝能得到。如今旅居长安，花草虽多，但起不到忘忧长乐的作用。自己本愿像飞鸟与游鱼一样，栖于深林，潜于重渊，如今却屈仕魏、周，失其故性，真是“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以至触景皆是痛苦。

　　第四段先以吴质和崔骃的不得志喻己，复以庄舄的病中作越吟，喻己之恒念故国梁朝。以下数句，喻己提携老幼，关河累年，处境困难，事不如意，不免屡动乡关之思，作穷愁之吟。

　　第五段以倒叙之法，插入往事的回忆。言昔日在梁时，父子在东宫，出入宫廷，恩宠无比，如贾谊之应召宣室，扬雄之作赋《长杨》。

　　最后一段，由回忆承平之际的梁朝，转笔写梁末的动乱。文中所写的“山崩川竭”的一次大动乱，指太清二年（548）的侯景之乱。此乱打破了“五十年来，江表无事”的局面，自此以后，庾信流离失所，屡遭挫折。荆轲、苏武之事，喻己聘于西魏，被留长安。仰望关山，清风明月亦含凄怆之色，听胡笳而落泪，闻流水而断肠。“龟言”句，喻己不愿老死长安。“鹤讶”句，指梁元帝遇害之年（承圣三年，即555年）。“百龄兮倏忽”以下数句，言壮年遭逢世乱，流离而成暮齿，命运不济，注定不能返回故土，屈节仕北，其局已定，此辱难洗，天道昧昧，一切都是多么渺茫。

　　庾信的这篇作品极富南朝赋文注重藻饰、偏于用典的特点，把自己当时的心境刻画得绘声绘色。庾信以生花妙笔，穷形尽相地刻画了房子的内外环境。又写到了自己与乡间父老学农种菜、执竿钓鱼的闲居之乐，表达了自己视富贵如浮云的高洁操守。在《小园赋》的篇末，作者以审视的目光，回顾了此前随伺于王室左右吟风弄月的繁华生涯，进而对那种醉生梦死、浮泛空虚的岁月予以了无情的嘲讽；同时也对旋踵而至的战争灾难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在他看来，“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却都没有比让老百姓过安稳日子更令人欣慰，由此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以湘东王萧绎为代表的武装集团。

　　庾信六十七岁以疾去职，六十九岁辞世，一生未曾隐居。此赋所写的小园光景，实为虚拟想像中的境界，莫作真实的赋景读。从谋篇看，前半篇俱从小园落想，后半篇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写景言情，几乎全借重典故。琐陈缕述，反复申说，悲感淋漓，体现庾信坎凛咏怀，穷途一恸的心情。

　　这首诗主要借作者与孤儿的问答，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下后母折磨孤儿的家庭矛盾，表现了作者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对于受害者的无限同情。

　　全诗富有乐府民歌风味，语言质朴，运用对话和白描手法，所写故事情节贴切逼真，行文质朴，生动感人。

　　该诗是一首叙事诗。共可分为四个部分。

　　开头四句为第一部分，诗人用第一人称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也是乐府诗的常用手法，以示事件的真实性。诗人驾车出了城郭北门，马突然沉滞而不肯快跑。马的反常，已暗示出环境的异样。但诗人还未察觉，他下车犹豫了一阵，等候了一阵，见马总是不动就仰头折下一根枯杨的树枝，想鞭马前进。这四句是个引子，交代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同时也提起了一个悬念。

　　“顾闻”四句为第二部分，引出事件。四句意谓只听得小丘林子里，传来一阵阵悲哭之声，诗人问啼者：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这是事件的开端，写得很有层次，先闻哭声，再见其人，未知原因，故发疑问。完全按照客观现实情景写出。正是由于诗人的关切问讯，才引出下面孤儿诉说原委。

　　从“亲母舍我殁”到“穷厄岂有赀”十四句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都是孤儿所说的话，也是全诗的主要内容，写得如泣如诉，真情毕露，舒缓而有致，质直而可信。这一部分共分为二层意思。前八句为第一层，是孤儿诉说后母虐待的情景。这几句话，是字字血、声声泪。后六句是第二层，写孤儿哭坟情状。孤儿上坟去探看生母的冢墓，目的是为了倾诉心中的悲愤和痛苦，孤儿在活的人中无处哀告，只能求告于死去的母亲，这本身就是无限伤心的事。而活着的孤儿毕竟和死去的母亲永远分离了，生身的母亲，既然见不到满腹委屈也就无法申诉所以孤儿热泪纷纷，只能大声哭喊嘶哑了嗓子。生母将孤儿丢弃在人世间忍受穷困煎熬，没有留下财产可供孤儿度日，孤儿不能独立生活，又摆脱不了后母的欺凌和虐待。这六句诗，一层深一层地展示了孤儿的悲惨遭遇和凄苦欲绝的心态——孤儿已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徘徊，如果不能继续忍受虐待，就只有追随生身母亲于地下。

　　最后两句是第四部分，是全诗的尾声。诗人又以第一人称出来说话，规劝后代人以此为教训，不要虐待孤儿。这在今天看来似乎近于画蛇添足，但在汉魏乐府中却是一种习惯写法，以此点明诗人写作宗旨。这种形式，对后来的乐府诗特别是中唐时代的新乐府有明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