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述了大臣应如何辅佐君主这一问题。通过桐叶封弟的典故,作者批评了君主随便的一句玩笑话,臣子也要绝对服从的荒唐现象,主张不要盲从统治者的言行,要看它的客观效果。在封建时代,发表这样的观点需要非同一般的胆识。
“桐叶封弟”是流传很久的一个典故。在“君权神授”的谬论横行的时代,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威,君主的言行被绝对化了。“天子无戏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之类的口头禅就是绝好的说明。作者在本文中虽然批评的是周公,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其主旨是说明对君主的一言一行要从实际效果上来观察,而不应盲从。这种观点无疑是进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文在写作上很有特色。作者首先扼要地介绍了“桐叶封弟”的史料。然后斩钉截铁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吾意不然。”接着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封”或“不当封”,而不在于这是谁的意图。最后提出了周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辅佐成王。全文丝丝入扣,有破有立,立论明确,读后令人为之叹服。特别是结尾的“或曰”一句,使全文的论证留有余地,更是耐人寻味。
这首颂诗先写西周为天命所归及古公亶父(太王)经营岐山、打退昆夷的情况,再写王季的继续发展和他的德行,最后重点描述了文王伐密、灭崇的事迹和武功。这些事件,是周部族得以发展、得以灭商建国的重大事件,太王、王季、文王,都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对周部族的发展和周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作者极力地赞美他们,歌颂他们,字里行间充溢着深厚的爱部族、爱祖先的思想感情。全诗八章,有四章叙写了文王,说明是以文王的功业为重点的。
全诗八章,章十二句。内容丰富,气魄宏大。前四章重点写太王,后四章写文王,俨然是一部周部族的周原创业史。
首章先从周太王得天眷顾、迁岐立国写起。周人原先是一个游牧民族,居于今陕西、甘肃接境一带。传说从后稷开始,做了帝尧的农师,始以农桑为业,并初步建国,以邰(今陕西武功一带)为都(见《大雅·生民》)。到了第四代公刘之时,又举族迁往豳(邠)地(今陕西旬邑一带),行地宜,务耕种。开荒定居,部族更加兴旺和发展(见《大雅·公刘》)。第十三代(依《史记·周本纪》)为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因受戎狄之侵、昆夷之扰,又迁居于岐山下之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开荒垦田,营建宫室,修造城郭,革除戎俗,发展农业,使周部族日益强大(见《大雅·緜》)。此章说是天命所使,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尊天和尊祖的契合,正是周人“君权神授”思想的表现。
第二章具体描述了太王在周原开辟与经营的情景。连用四组排比语句,选用八个动词,罗列了八种植物,极其生动形象地表现太王创业的艰辛和气魄的豪迈。最后还点明:太王赶走了昆夷,娶了佳偶(指太姜),使国家更加强大。
第三章又写太王立业,王季继承,既合天命,又扩大了周部族的福祉,并进一步奄有四方。其中,特别强调“帝作封作对,自大伯王季”。太王有三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即王季)。太王爱季历,太伯、虞仲相让,因此王季的继立,是应天命、顺父心、友兄弟的表现。写太伯是虚,写王季是实。但“夹写太伯,从王季一面写友爱,而太伯之德自见”(方玉润《诗经原始》),既是夹叙法,亦是推原法,作者的艺术用心,是值得深入体味的。
第四章集中描述了王季的德音。说他“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比大邦,克顺克比”,充分表现了他的圣明睿智,为王至宜。其中,用“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突出其尊贵的地位和煊赫的名声;而“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说明了王季的德泽流长,又为以下各章写文王而做了自然的过渡。
《皇矣》在《大雅·文王之什》,当然重点是在歌颂和赞美文王。因而此诗从第五章起,就集中描述文王的功业了。
第五章先写上天对文王的教导:“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即要文王勇往直前,面对现实,先占据有利的形势。虽不言密人侵入和文王怎么去做,但其紧张的气氛已充分显示了出来。接着作者指出“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一场激烈的战争势在难免了。密人“侵阮阻共”,意欲侵略周国,文王当机立断,“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并强调,这是“笃于周祜”、“对于天下”的正义行动。
第六章写双方的战斗形势进一步发展。密人“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已经进入境内了。文王对密人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并在“岐之阳”、“渭之将”安扎营寨,严正对敌。写出情况十分严峻,使读者如临其境。
第七章写战前的情景,主要是上天对文王的教导,要他“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就是不要疾言厉色,而要从容镇定;不要光凭武器硬拼,而要注意策略。要“顺帝之则”、“询尔仇方,同尔兄弟”,即按照上天意志,联合起同盟和兄弟之国,然后再“以尔钩援,与尔临冲”,去进攻崇国的城池。崇国当时也是周国的强敌,上言密,此言崇,实兼而有之,互文见义。
最后一章是写伐密灭崇战争具体情景。周国用它“闲闲”、“茀茀”的临车、冲车,攻破了崇国“言言”、“仡仡”的城墙,“是伐是肆”,“执讯”、“攸馘”,“是致是附”、“是绝是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而“四方无以拂”,四方邦国再没有敢抗拒周国的了。这些内容表现了周从一个小部族逐渐发展壮大,依靠的绝对不是后世所歌颂的单纯的所谓礼乐教化,而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扩张疆域,从而获得了灭商的实力。
由此可见,《皇矣》在叙述这段历史过程时是有顺序、有重点地描述的。全诗中,既有历史过程的叙述,又有历史人物的塑造,还有战争场面的描绘,内容繁富,规模宏阔,笔力遒劲,条理分明。所叙述的内容,虽然时间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构和安排,却又显得非常紧密和完整。特别是夸张词语、重叠词语、人物语言和排比句式的交错使用,章次、语气的自然舒缓,更增强此诗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首直接歌咏历史题材,表达作者议论见解的咏史诗。它跳出了一般咏史诗的窠臼,从另一个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而有新意。
诗的前两句以看似平实之笔叙说了诗人所见:当年秦始皇焚书之处历经千年,已成为历史陈迹,除去满洞穴的尘土外什么也没有了,就过路旁的农夫看到这荒凉景象也感到伤心。这两句既交代了吟咏的历史事件,又从侧面写出了诗人的感慨,看似“无我”,实则“有我”。试想:历史上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大劫难。许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使每一个视书为生命的读书入念此而心痛,千年之后的罗隐亦不例外。但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直写自己的感慨,而是借写自己的所见,借写他人的感受来表现这种感慨。一个不识诗书的农夫尚且“伤神”,罗隐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更是感伤至极,这一点,读者一想即知,不说胜似多说。这种融思想感情于叙事当中、融丰富内容于平实当中的写法,既简明经济,又韵味无穷,不由人不赞叹诗人运用语言、高度概括的功力。
诗的三四句,写诗人的议论,揭示秦始皇焚书的原因。“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意谓秦始皇谋划事情还真聪明,他认为烧毁书籍就能保秦王朝永在,赢代政权永存。一般的咏史诗,作者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或赞或贬自己所吟咏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而罗隐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是带着嘲讽的语气,从揣测秦始皇主观心态的角度,轻轻一笔写就的。这里诗人不用始皇而用“祖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对“祖龙”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他要做诸“龙”之先,然后传诸子孙万代。既如此,诗人就用“祖龙”来称呼他,但实质是仅其意而用之,绝非单纯地使用典故。秦始皇为当初采纳李斯的奏议,烧毁了他认为是祸乱根源的“百家之言”,主观上是要推行“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借以维护其政治统治,达到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之目的。这样的打算是荒谬的,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焚书之后没几年,义军四起,赢氏政权很快就成了一个短命王朝,对于这些与秦始皇主观设想背道而驰的历史事实,罗隐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诗人并没有像其他后世文人那样去正面议论,直抒胸臆,猛烈地抨击谴责秦始皇所为之荒谬,残暴,而是以较为轻松的似乎是局外人的语气,通过“浑乖角”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揶揄嘲讽之意,不露锋芒而又锋利无比,无情地鞭挞了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深刻地讽刺了秦始皇的异想天开,真可谓匠心独运,曲折达意而又深刻有力。
上片描写雨中池塘景色,中心在“双双只只鸳鸯语”。起句的霏霏细雨及歇拍的“灼灼野花”、“依依金柳”,全在于烘托那戏游池塘的“双双只只鸳鸯”,而上片景物的描写,目的是映衬下片“鸯鸯江上女”的美丽。她们体态婀娜,舞姿轻鸯;罗衣飘逸,光彩闪耀;面施薄粉,艳若云霞。在这里,大自然的美与少女们的美和谐地融为一体,而且相互映发——明媚的春景,把少女们烘托得格外妖娆;少女们的娇姿艳态,又为春天增添了无限光彩。上片的绘景,为下片的写人烘托气氛,景愈艳则人愈丽。
这首词在艺术上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每句都用叠字开头,不仅摹景写人细致生动,而且声调抑扬谐婉,极富音乐性。这一借鉴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开了五代两宋之后文人词运用叠字的先河。在宋人词里,句句用叠字与此首相近者,有葛立方的《卜算子》:“袅袅水芝红,脉脉蒹葭浦。淅淅西风淡淡烟,几点疏疏雨。草草展杯觞,对此鸯鸯女。叶叶红衣当酒船,细细流霞举。
周密《草窗词评》赞此首《卜算子》“用十八叠字,妙手无痕,堪与李清照《声声慢》并绝千古”。其实,“堪与李清照《声声慢》并绝千古”的岂只葛氏之《卜算子》,这首《菩萨蛮》每句句头用叠字,且用得如此贴切自然,亦堪称千古并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