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长安的菊花,尽管不象牡丹那样“花开时节动京城”,有“真国色”之誉,但毕竟曾盛极一时,为许多诗人所吟唱。至今,西安兴庆公园中的菊花仍繁衍不绝,声驰中外,唐代遗风依约可见。
本诗的作者思念京都长安,却将菊花特提,并满庭植菊,以寄托忆念之情。看来,诗人是有意将长安与菊连在一起,在婉转地透露其心曲。据有关资料载述,诗人性格疏旷,不拘小节,曾为西川宣谕和协使李询辟为判官,时常感慨唐末世之衰,对开元盛世追慕不已,谓:“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长安清明》)。诗人在这里忆念长安菊,或是藉以发抒追昔怀旧之情吧!开首的二句,一“因”一“果”,呼应成趣,章法细密谨严。而且.以对话的语势叙事抒情,也给人以亲切感,加强了,作品的表达效果。
而对红兰,诗人则是另一副态度,在告诫它:切莫因菊花的颜色素雅而恣意轻慢,菊花历来为人们所珍视,有过龙山泛酒的小凡经历呢。龙山泛洒,据《世说新语》注引《孟嘉别传》载,盂嘉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桓温游龙山,官僚咸集,皆戎服。有风吹嘉帽落,初不觉。嘉薄饮,愈多不乱,自言得酒中真趣。并未述及采菊泛酒事,但是,古时有九月九日“登山饮菊花洒”(《荆楚岁时记》)的习俗,诗人盖将二事糅为一体,意在强调菊花的不同凡流。
本诗看去是平直叙述,无多机巧,实则寓曲于直,多弦外之音。大概诗人有过被人轻慢的经历,故而暗以菊相标榜,忆起“白马似冷朱绂贵,彩衣遥惹御炉香”(《寄右省李起居》)的京师生活,才有“龙山泛酒”之喻。借咏菊婉曲地表述了他郁闷不平的心理。
湟水源出青海,东流入甘肃与黄河汇合。湟水流域及与黄河合流的一带地方称“河湟”。诗中“河湟”指吐蕃统治者从唐肃宗以来所侵占的河西陇右之地。公元849年(宣宗大中三年),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及右门等七关归唐;公元851年(大中五年),张义潮略定瓜、伊等十州,遣使入献图籍,于是河湟之地尽复。近百年间的战争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此诗所写的“河湟旧卒 ”,就是当时久戍幸存的一个老兵。诗通过这个人的遭遇,反映出了那个动乱时代。
此诗叙事简淡,笔调亦闲雅平和,意味很不易一时穷尽。首句言“随将讨河湟”似乎还带点豪气;次句说“时清返故乡”似乎颇为庆幸;在三句所谓“十万汉军零落尽”的背景下尤见生还之难能,似乎更可庆幸。末了集中为人物造象,那老兵在黄昏时分吹笛,似乎还很悠闲自得呢。
以上说的都是“似乎”如此,当读者细玩诗意却会发现全不如此。通篇诗字里行间、尤其是“独吹边曲向残阳”的图景中,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哀伤。“残阳”二字所暗示的日薄西山的景象,对一位“头白”老人来说,那几乎是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的一个象征。一个“独”字又交代了这个老人目前处境,暗示出他从军后家园所发生的重大变故,使得他垂老无家。这个字几乎抵得上古诗《十五从军征》的全部内容:少小从军,及老始归,而园庐蒿藜,身陷穷独之境。从“少年”到“头白”,多少年的殷切盼望,俱成泡影。
而此人毕竟是生还了,而更多的边兵有着更其悲惨的命运,他们暴骨沙场,是永远回不到家园了。“十万汉军零落尽”,就从侧面落笔,反映了唐代人民为战争付出的惨重代价,这层意思却是《十五从军征》所没有的,它使此绝句所表达的内容更见深广。这层意思通过幸存者的伤悼来表现,更加耐人玩味。而这伤悼没明说出,是通过“独吹边曲”四字见出的。边庭的乐曲,足以勾起征戍者的别恨、乡思,他多年来该是早已听腻了。既已生还故乡,似不当更吹。却偏要吹,可见旧恨未消。这大约是回家后失望无聊情绪的自然流露。他西向边庭(“向残阳”)而吹之,又当饱含对于弃骨边地的故人、战友的深切怀念,这又是日暮之新愁了。“十万汉军零落尽”,而幸存者又陷入不幸之境,则“时清”二字也值得玩味了,那是应加上引号的。
可见此诗句意深婉,题旨与《十五从军征》相近而手法相远。古诗铺述丰富详尽,其用意与好处都易看出;而“作绝句必须涵括一切,笼罩万有,着墨不多,而蓄意无尽,然后可谓之能手,比古诗当然为难”(陶明濬《诗说杂记》),此诗即以含蓄手法抒情,从淡语中见深旨,故能短语长事,愈读愈有味。
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
上片首句点明春末日午;次句“玉柔花醉”,以物喻人,用字妍丽;“惹窗”句写在室内外一片幽静中入睡了。下片“独掩”二句,正面写这妇人午睡后的慵倦神态;最后一句写妇人心思茫然,用疑问句表达出来,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