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前面八句描绘了诗人春风得意时的生活景象。开头两句写诗人醉眠花柳，与当朝权贵们开怀畅饮。显示出诗人当时的生活之奢华。后面四句则表现出诗人当时的心态。那时候，诗人风华正茂，豪气干云。手握金鞭，走马章台，流连琼筵，出入宫掖，睥睨权豪。花红酒绿时纵情喝酒，歌舞声中尽情享受。随后两句凸显出皇帝对诗人的宠信，诗人能够在宫殿中为皇帝呈献风章，在酒席上流连忘返。表现出诗人在朝廷上的地位之高。
中间两句是转折句，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诗人原本以为这种同赴侯门、走马章台、献赋金宫、醉卧酒筵的得意生活会永远持续下去，谁知好景不长，平地风雷，安史之乱爆发了。“函谷忽惊胡马来”，即指安史叛军攻陷潼关，占领东西两京。一个“忽”字表现出这次战乱的出乎意料，忽然之间，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乱了，诗人再也无法过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最后四句是对诗人战乱爆发后的生活的描述。敌人已经占领函谷关了，许多昔日同僚因兵兴之际，被朝廷越次擢用，好像桃花李花在阳光下盛开。此句或为诗人对当朝统治者的谴责，诗人眼见国家罹难，生民涂炭，欲为国效力而不可得，故而生发哀怨之情。最终诗人独自远谪夜郎，漂泊天涯。只能期待能够等到朝廷大赦天下的时候，使诗人能够有机会重新回归朝廷，为国家尽一份力。最后两句含蓄的表达了诗人希望辛判官能够施以援手，使诗人能够早日回归的心情。
此诗回忆昔日在长安的得意生活，对长流夜郎充满哀怨之情，通过今昔对比，写出他此时此刻企盼赦还的心情。诗中今昔处境的强烈对比，自然有博取辛判官同情之心，也暗含有期待援引之意。由于李白此诗直露肺腑，对当年得意生活颇有炫耀之意，不无庸俗之态，所以历来不少读者认为它非李白所作，即使肯定其豪迈气象，也显得极为勉强。不过穷苦潦倒之时，落魄失意之后，人们都不免会对当年春风得意的生活充满眷念，尤其在一个陷入困境、进人晚年依靠回忆来支撑自己的的诗人身上，这种眷念更会牢牢地占据他的心灵。
诗中使读者看到了诗人凡俗的一面，对失去繁华与功名的痛苦。只是诗人凡俗的这一面并没有主导诗人的精神生活。在更多的痛苦与不称意中，诗人是将自己的精神放飞在大自然中，放飞在睥睨一切的狂放与飘逸中。
这是苏轼的一首名词《卜算子》。现在通行的各个版本的词选中都有一个小序：“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据史料记载，此词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十二月或元丰六年（1083年）初作于黄州，定慧院在今天的湖北黄冈县东南，苏轼另有《游定惠院记》一文。由上可知这首词是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被贬黄州后，虽然自己的生活都有问题，但苏轼是乐观旷达的，能率领全家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渡过生活难关。但内心深处的幽独与寂寞是他人无法理解的。在这首词中，作者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
上阕写的正是深夜院中所见的景色。“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为''幽人''、''孤鸿''的出场作铺垫。“漏”指古人计时用的漏壶：“漏断”即指深夜。在漏壶水尽，更深人静的时候，苏轼步出庭院，抬头望月，又是一个多么孤寂的夜晚呀！月儿似乎也知趣，从稀疏的桐树间透出清晖，像是挂在枝桠间。这两句出笔不凡，渲染出一种孤高出生的境界。接下来的两句，“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周围是那么宁静幽寂，在万物入梦的此刻，又有谁像自己这样在月光下孤寂地徘徊，就像是一只孤单飞过天穹的凄清的大雁呢？先是点出一位独来独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形象，随即轻灵飞动地由“幽人”而孤鸿，使这两个意象产生对应和契合，让人联想到：“幽人”那孤高的心境，不正像缥缈若仙的孤鸿之影吗？这两句，既是实写，又通过人、鸟形象的对应、嫁接，极富象征意味和诗意之美地强化了“幽人”的超凡脱俗。物我同一，互为补充，使孤独的形象更具体感人。
下阕，更是把鸿与人同写，“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这是直写自己孤寂的心境。人孤独的时候，总会四顾，回头的寻觅，找到的是更多的孤独，“有恨无人省”，有谁能理解自己孤独的心呢？世无知音，孤苦难耐，情何以堪？“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写孤鸿遭遇不幸，心怀幽恨，惊恐不已，在寒枝间飞来飞去，拣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度过这样寒冷的夜晚。这里，词人以象征手法，匠心独运地通过鸿的孤独缥缈，惊起回头、怀抱幽恨和选求宿处，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作者与孤鸿惺惺相惜，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孤鸿的心理活动，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以对象化，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
这首词的境界，确如黄庭坚所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得益于高妙的艺术技巧。作者“以性灵咏物语”，取神题外，意中设境，托物寓人；对孤鸿和月夜环境背景的描写中，选景叙事均简约凝练，空灵飞动，含蓄蕴藉，生动传神，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现今一般以唐圭璋先生的注释为准，他认为此词上片写鸿见人，下片写人见鸿。此词借物比兴。人似飞鸿，飞鸿似人，非鸿非人，亦鸿亦人，人不掩鸿，鸿不掩人，人与鸿凝为一体，托鸿以见人。东坡又有诗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二日与潘郭二生出郊游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并韵》）比喻人生来去如鸿雁，代代往复，生生不已。但一个人的经历又像春梦一样，去而无踪，难以追怀。可以作为对照。这首词应该是有政治寄托的，周济论词主“有寄托”与“无寄托”之说，以为“非寄托不入”，而“专寄托则不出”。东坡此词能臻此境，在于“非因寄托而为是词”，乃“触发于弗克自己，流露于不自知”。这正是苏轼的才学，气度，思想的体现。
这首诗是作者即景抒情小诗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以村行为线索，以多彩之笔逼真地描绘了山野迷人的景色，以含蓄的诗语真切地抒发了诗人拳拳思乡之情。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两句交代了时、地、人、事。时令是秋季，这是以“菊初黄”间接交待的；地点是山间小路，这是以“山径”直接点明的；人物是作者本人，这是从诗的结句中的“吾”字而得出的结论；事情是作者骑马穿山间小路而行，领略山野旖旎的风光，这是从诗行里透露出来的消息。这两句重在突出作者悠然的神态、浓厚的游兴。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两句分别从听觉与视觉方面下笔。前句写傍晚秋声万壑起，这是耳闻；后句写数峰默默伫立在夕阳里，这是目睹。这里，“有声”与“无语”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相映成趣，越发显示出山村傍晚的沉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数峰”句写数峰宁静，不从正面着墨，而从反面出之，读来饶有情趣。这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所说的“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王禹偁说它们‘无语’或如龚自珍《己亥杂诗》说‘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并不违反事实；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这样，‘数峰无语’、‘此山不语’才不是一句不消说得的废话······”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耳闻“有声”与目睹“无语”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相映成趣，越发显示出山村傍晚的沉寂，富有情趣。诗人迷恋山间那份宁静，然而暮色已悄然降临，还是且行且回。第三联写山乡的红叶与荞麦花：经霜的棠梨叶随风飘落，红艳似火，在山野间分外耀眼；成片的荞麦花开如雪，阵阵清香扑鼻而来。“胭脂”与“白雪”对举，令红的更艳，白的更纯，给读者带来极唯美的视觉感受。
最后尾联“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诗人乘兴而游，胜景触目，吟咏成诗，可是吟完诗句，一丝怅惘涌上心头，诗人看见了：前面的小桥流水、原野平林，很是眼熟。似乎重归故里，那份近乡情切的感觉也许仅在刹那间一闪，便恍然回转过来，——此地并非诗人的故乡，诗人心中的那份恼意自不待言说，这次村行的情绪也由悠然转入怅然。满目山川，清晖娱人，宦途失意的异乡人却有家不得归，此情此景，真的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作者在前六句诗里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富有诗意的秋日山村晚晴图，较好地体现了宋人“以画入诗”的特点。诗的最后两句由写景转入抒情。前句设问，写诗人在吟诗之后不知为什么忽然感到闷闷不乐；后句作答，写这原来是诗人因蓦然发现村桥原野上的树像他故乡的景物而产生了思乡之情。这样写，就使上文的景物描写有了着落，传神地反映出了作者的心情由悠然至怅然的变化，拓深了诗意。
全诗围绕着题目的“寻”字，逐渐展开。“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开始二句就突出一个“寻”字来，顺着莓苔履痕（一作“屐痕”），一路寻来。语言浅淡质朴，似乎无须赘言：那人迹罕至的清幽山径，正是常道士出入往来之地，这里没有人间喧嚣，满路莓苔。履痕屐齿给来访者带来希望和猜想：幽人不远，晤面在即；否则就是其人出晤，相会须费些周折。
颔联写由顺其路而始入其居境。两句写景平列，用意侧重“闭门”寻人不遇。“白云依静渚”，为远望。
白云絮絮，缭绕小渚。“依”字有意趣。越溪（或是缘溪）而至其巖扉，近云则“春草闭闲门”，蓬门长闭，碧草当门，道士不在寓所。如果说一路莓苔给人幽静的印象，那么这里的白云、芳草、静渚、闲门，则充满静穆淡逸的氛围。渚是“静”的，白云、芳草也是静静的。门“闲”，不遇之人，来访者不期然而然的心境也“闲”。一切都显得恬静自然，和谐默契，不受丝毫纷扰。在自然景物的观照中，悄然融入自在平静的心绪，来访不遇的怅然，似乎被这清幽、宁静的环境，带有内省参照的“禅意”所冲化，渐趋恬然。
独闭的闲门，摇曳的小草，使人浸润在“绿满窗前草不除”的幽静自在境界，滋味咸化于这静默的世界之中。
上四句叙寻而不遇，意绪明白。后四句继写一路景观，浑化无迹须缓缓味出。“过雨云松色，随山到水源”。这云松寻源，所趋何向，是不遇而再寻，还是顺便一游其山，还是返回，诗人没有说出。两句以景带叙，下句叙事成份更多些。“水源”，应该不是指来时“经行处”，所以“随山”不是下山，而是入山，随山转折，缘山道探寻水源。道士不在寓所，因此这寻水源，也就是寻道士，“随”字简洁，山道纡绕，峰回路转，随山探源，缘水经山。其间林壑深秀，水声潺潺，都由这个“随”字导人神游，启迪丰富的“曲径通幽”的想象。上句“过雨云松色”，或指道士居所“门外景”，或指“随山”时的景致。“过雨”暗示忽然遇雨，诗人仅仅用一“过”字表示它的刚刚存在，而着意于雨霁云收之后翠绿生新的松色。“过”字，把阵雨带来的清新宜人的气息、物色，轻松自然地托显出来，同时也隐隐带出漫步山道的时间进程。
“过雨”，涮新了松色，也带来冥想。自生自灭的短暂一“过”，和静静白云一样，已在写“禅意”（金性尧）。
尾联的“禅意”，用得精妙。诗人云见了“溪花”，却浮起“禅意”，从幽溪深涧的陶冶中得到超悟，从摇曳的野花静静的观照中，领略到恬静的清趣，溶化于心灵深处是一种体察宁静，荡涤心胸的内省喜悦，自在恬然的心境与清幽静谧的物象交融为一。况且禅宗本来就有拈花微笑的故事，这都溶入默契不言的妙悟中，而领会出“禅意”，因用“与”，把物象和情感联结起来。禅宗的妙悟和道家的得意忘言，有内在相通之处。佛道都喜占山林，幽径寻真，荡入冥思，于此佛道互融，而进入“相对亦忘言”的精神境界。
芳草松色、白云溪花的美感，“禅意”默想的清享，都清美极了。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惬意自得的感受，也都含融在诗的“忘言”之中。